[嶺南考古發掘的成果及特色—鄒興華館長]

如同以往，純屬個人抄錄筆記﹕

1. 考古學是透過文化遺存重建古人類的生活和歷史。

2. 考古學的歷史不長。始於1748年發現龐貝古城，而直至1860年意大利政府才委任 Giuseppe Fiorelli 主持發掘。

3. 香港的考古學發展可分為四個階段。
3.1 二戰前是初創時期，個別人士(主要是西方人如傳教士)進行發掘和研究。
3.2 戰後至1976年是第二時期。這段時期開始較有組織活動，香港大學考古隊和香港考古學會相繼成立。這段時間的最大事件是發現李鄭屋古墓。
3.3 1976年，《古物及古蹟條例》生效後，進入專業考古時代。
3.4 1998年起《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生效後，進入市場化階段。

4. 第一階段介紹了幾個人，其實一位是芬神父(Father Daniel Finn)，他是香港第一個正式的考古學家，曾獲政府委託發掘南丫島大灣的青銅時期古蹟。

5. 廣東省初期考古發展大約與香港相同，都是由外籍傳教士主導。
5.1 1928年中央研究院在中山大學成立考古組。但當時中國考古界主要焦點在殷墟，嶺南所受的注意很少。
1932年黃花考古學院成立，並出版《考古學雜誌》。
1934年麥兆良神父(Father Raphael Maglioni)和芬神父一起在海豐作考古調查。
1936-1946年期間，麥神父在汕尾、粵東五華一帶作考古調查。在中共佔領廣東後，他把藏品帶到香港。1942年中山大學楊成志、顧鐵符等在海豐作考古調查。
1941年當時屬潮州方志館的饒宗頤亦整理了當地考古成果，於1950年出版《韓江流域史前遺址及其文化》
5.2 中共佔領廣東後，於1953年成立廣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並派員參加首屆全國考古訓練班。
1956年成立廣東省文物工作隊，開展文物普查工作。
當然在文革時期，考古工作被中斷了。
可是，在文革後期的1973-1978年發現了曲江石峽遺址，整體有三萬平米方，當時發掘了四千平方米。
5.3 九十年代初，廣東省、廣州市相繼成立文物考古研究所，深圳市、珠海市等亦設立了博物館和考古隊。(所以後來考古發現以這些地區較多，並非因為廣東其他地方沒遺址，只因為這些地區有較多考古資源。)

6. 澳門考古起步相對較遲。
1972年澳門市政廳邀請香港考古學會會員前往調查路環島。
1973、1977、1985年三次邀請香港考古學會會員發掘黑沙遺址。(當時正準備發展當地)
1990-1992年文化司署邀請葡萄牙學者在大三巴牌坊後作考古發掘。
1995年起在大炮台開展為期約兩年的調查工作。(後來原址變成澳門博物館)
2010-2012年，為重新規劃大三巴一帶，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進行「聖保祿學院遺址考古調查及發掘」。亦在大坑選跡發現不少明末清初的瓷器。

7. 舊石器時代距今約十幾萬年，嶺南有代表性的遺址如下﹕
7.1 粵北的馬壩獅子岩遺址，是岩洞內的古跡(當時人類還未懂得建屋，只會躲在山洞)。裡面發現的人骨被稱為馬壩人(約12-13萬年前)，樣子類似尼安德特人，與現代人相距較遠。
—英德牛欄洞遺址。裡面有大量由河礫石造成的礫石石器(砍砸器)。
上述這些石灰岩洞的岩石多被石灰膠結，發掘時特別辛苦，與新石器時代遺址的平原發掘很不同。
—封開黃岩洞
—陽春獨石仔
—廣西百色壇河遺址(距今約七十萬年前，是嶺南少有較舊的遺址)
7.2 香港也有黃地洞遺址，於十年前發現，位處西貢、吐露港以南一帶、馬鞍山對面。距今約三萬多年前，是香港舊石器晚期的最早遺址。
裡面發現了薄石片石器。與礫石石器不同，這些石片上有波紋，是由人工敲打所產生。(新石器時期的石器是有打磨的，舊石器時期則沒有。)

8. 距今約120000年前的間冰期氣候較暖，海平面比現在高4-6米。
18000-17000年前的最後冰期則最寒冷，海平面在現今水平之下120-130米。於是南中國海變成一個小海灣(台灣則連接大陸)，現在的大陸架就是海岸，香港變成離海岸百多公里的內陸。
在15000-6000年前氣候回暖，海平面在這段時期一下子漲回百多米。這段海水急速上漲的歷史，可能就是各民族都有的大洪水傳說起源。
(方按﹕換算後平均每年上漲1.3厘米，假如原始人一生約有三十歲，就會見到海平面上漲超過40厘米，足以令他們看見原本居住的地方變成海底。與香港現在的山丘地勢相比，像大陸架那麼地勢平緩的地方，海面上升時掩沒地面的幅度會更大。但總之怎樣漲都漲不到土耳其的高山上。)

9. 在地理分佈上，珠江三角洲一帶有兩種遺址。
港澳、汕尾、中山、珠海這類海邊地方，多數是沙丘遺址。
廣州、佛山、江門、增城、東莞這類河邊地帶，多數是貝丘遺址。(貝丘其實即是古人的垃圾山，因為河邊的人多吃貝類，把貝殼與其他垃圾一同棄置，故名。)

10.1 深圳咸頭嶺遺址，在東平洲對岸，約萬多二萬平方米，於二千年代發掘。有大量彩陶、押印、白陶等。(白陶的數目很少，可能是承襲自長江流域，例如湖南高廟遺址就有不少白陶。)
10.2 彩陶在歷史地層中出現了幾百年後又突然消失，只留下沒有上色、也沒有印紋(只有些細紋)的軟陶。
10.3 赤鱲角機場建設時作搶救式考古發掘，發現新石器時代中期的遺址。

11.1 高明古椰遺址於2006年發掘，獲國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二等獎。水田保留了不少人和動物的骨頭、貝殼、植物種子、軟陶等。反映了古民狩獵採集的生活方式。
11.2 台山新村遺址有幾千平方米，獲田野考古一等獎。

12.1 新石器時代晚期(約公元前3000-前1500年)的代表，為粵北石峽遺址，約4500年前，佔地四千平方米。
裡面有不少三足陶器和玉琮(襲自良渚文化)、三袋足陶器(襲自山東龍山文化)，還有綠松石裝飾(一如寺墩和反山遺址這類良渚文化的例子)，都反映了嶺南和北方的交流。
石峽遺址亦發現碳化稻穀，象徵已開始有農耕活動。但嶺南發展得比較遲，因為長江洞庭湖一帶在一萬年前已開始農耕。(當然亦因為嶺南物產比較豐富，熱帶和亞熱帶的古民大多都因為大自然生產力高，靠採集過日不用辛苦耕田，文明發展反而較農耕民族慢了。)
12.2 海豐田墘和封開祿美村都發現了不少良渚文化生產的玉琮。這些東西似乎都沒在珠江三角洲出現，這一帶的遺址比較「本土」。
12.3 香港的湧浪遺址有石砌火爐、圈足/環足陶器(是攝氏800度燒製的硬陶)，陶器上飾曲折紋/夔紋(又稱幾何紋)。還有石環、石玦等，顯示在四千年前工藝突飛猛進。
12.4 三水銀崗遺址有貝丘、玉玦，還有珠江三角洲唯一找到的一件三足陶器。但這件陶器雖然三足，上面的紋卻是本土的紋樣，只是在下面加了三隻腳，十分有 cross-over 味道。
12.5 馬灣東灣仔遺址發現了史前人墓葬二十個，是較為罕見的發現，因為嶺南多酸性泥土很難保存骨頭。而這二十個墓葬當中有十五個仍有人骨，其中七八座是小孩的。
其中一具四十歲左右的女性人骨，兩隻上門牙消失了，相信是襲自山東的拔門牙風俗所致。這座墓葬中尚有大魚脊骨、陶器、石玦耳環和一塊含口中的石玦。
小孩的墓葬中，發現頭後有虎紋貝，還有石環，有這種奢侈品應當不是普通人的小孩。
另外有一些墓中人骨顯然不是落葬的正常排列(例如頭骨下就是大腿骨)，應屬二次葬(即曾經起骨再葬)。
12.6 屯門掃管笏遺址，先在2000年發掘一千平方米，再於2008-09發掘三四千平方米。沙灘上的爐灶(爐灶燒過的泥土會明顯不同)有很多異物碎片，而且有半圓形的碎石陣(用途未明)。亦有圓形排列的孔洞，中間有爐灶遺跡，相信是屋。

13. 青銅時代的遺址包括﹕
—大灣遺址﹕發現牙璋。
—蟹地灣萬角嘴遺址﹕有動物模型、亦有夔紋高溫陶器(攝氏1200度)，而且是有上釉的原始青瓷。
—深灣和掃管笏遺址﹕有銅釣和製作矛頭/箭頭/銅斧等銅製品的石範。
—中山﹕有銅戈/銅鑿/銅鈴石範出土。
—信宜﹕有北方來的青銅壺(因為花紋太複雜，不可能由石範所造，只有北方人用陶範才造得到)，最重要的還是出土硬陶。
—博羅銀崗﹕發現硬陶工場。
—博壘橫嶺山墓地﹕可能有上千座，現時掘出三百座。有粵式青銅鼎和鐘(與中原相比銅質較薄、花紋較少)。

14.1 秦始皇用了三年平定嶺南，於公元前214年完成，但秦朝隨即於前206年覆亡。
令人驚訝的是，當時這塊「百越」之地連城市或國家的跡象都沒有，與中原相比文化落後，但竟然也頑抗了三年。
14.2 在這一段時期，現時唯一發現的城池是五華獅雄山建築遺址，2012年發掘，屬秦漢城(秦朝太短，文物上難與漢朝區分)，已列為省級文化單位。其中發現封泥，上有「蓄」字(不讀「翻」，讀同「番禺」之「潘」)、「定揭之印」(可能指平定揭陽揭西一帶)等字樣。
14.3 廣州市中心的南越國宮署遺址(前203-前111年)也是重要發現。在2004年發現其中一個水井下有木簡，有上千字。中原史書對嶺南少有記載，《史記．南越列傳》也是幾百字而已，這批木簡對了解南越國行政應很有幫助。

15. 問答時間
15.1 有人問發掘時總見到挖土方，那麼土方四周的邊難道不會遺漏了重要文物麼﹖
館長答﹕挖成方形只是為了方便記錄位置，土方的邊到最後是會同樣挖掉的。
15.2 有人問到古越人和現代的關係。館長答進入秦漢後遺址的數目突然大幅減少，當時很多百越人都不喜歡被中原政府管治，而逃入深山了(方按﹕今日山上的少數民族就是他們的後裔，雖然一般的嶺南漢人也顯然跟中原的不同，應與本土民族混血而成)。當時秦朝漢朝其實未有控制整個地區，往往只是控制了一些據點而已。

《永遠的0》百田尚樹著、王蘊潔譯，台北﹕春天，2013

看完電影，再找原著來看看有何分別。

相對而言，當然是有震撼影音場面的電影比較催淚，整本書只有講到一個特攻要員(書中說簽了「志願書」但未指派任務的叫要員，被指派出擊的才叫隊員)戰後去美國史密森博物館重見「櫻花」瞬間崩潰那一幕令我忍不住流淚。

跟不少改編電影一樣，《永遠的0》改編為電影時也刪減了一些情節，甚至連角色也有部分合併了(為節省演員吧﹖因為每個角色都要找兩人分飾「青少年」和「老年」)。不過整體而言，在下認為電影與原著相當接近，改編沒甚麼不合理的地方。

(唯一最不合理的，就是原著裡已經有長得矮的岩本徹三，男主角是180 cm的高個子，電影卻找了岡田san出演囉。 可能日本已經沒有長得更高更強的武打明星吧﹖)

魚頭說日本打算開拍《永遠的0》電視劇，在下倒覺得有點無謂了。
我覺得《圖書館戰爭》更適合拍電視劇呢。因為《圖書館戰爭》電影根本不夠時間交待故事脈絡，未讀過原著的讀者看完可能有點不知所以。《圖書館戰爭》多文戲和感情線，反而適合拍電視劇多於電影。
反之，《永遠的0》電影已經把故事交待得頗完整，拍電視劇反而可能拖得太長。戰爭片好像一氣呵成比較好，當然如果你拍得出《the Pacific》的水平另作別論。但就算拍了出來，像金田一般每集都死人而且死得更多更血腥，可以放在合家歡時段播出麼﹖恐怕也只能放在深夜時段吧﹖

不過只要日本右翼支持的話，要人有人要錢有錢，想拍甚麼都不難吧﹖

看完書，倒更明白為何宮崎駿跟作者會互相指責了。除了「左右互斥為膠」的鐵律外，更因為宮崎駿在《風起了》描述只醉心設計最佳飛機、好像跟戰爭責任無關的堀越二郎，但《永遠的0》的男主角卻明言很討厭這個設計師。男主角說因為他(堀越二朗)設計了一款續航力太強的戰機，卻沒想過機師身為常人集中力有限，於是軍部才讓他們勞師襲遠，花了太多時間飛到太遠的戰場上空後根本不夠精神作戰，所以很多經驗豐富的機師都死在瓜達康納爾了。

從基層士官的角度看，男主角會這樣說不出奇。不過作者借男主角帶出的這個批評其實是不合理的，因為人家設計了可以飛那麼遠的戰機，不代表你就必須飛到那麼遠作戰。否則我們豈不是要批評汽車設計師為何設計出可以跑那麼遠的貨車，讓貨車司機徹晚不眠開車導致車禍﹖難道為了交通安全應該把汽車設計成每跑幾小時就要加油一次﹖
考慮機師的精神和休息狀況去編派任務，是軍部的事。說到尾都是因為他們的上司把機師看成「消耗品」而已。就算沒有零戰，他也會抓你們去開櫻花特攻機，難道又關堀越二郎的事﹖要批評堀越設計出「飛太遠」的戰機，倒不如批評他為何不加強防禦，讓零戰一中彈就起火好了。不過以軍部不恤人命的性格，就算原本設計了防彈裝甲板，軍部也會嫌太重，命令拆下來好讓它飛遠一點吧﹗

另一個感覺，就是當原著改編為《戰爭》後，「右翼」味其實已經淡化得多了。當然這不是說原著在標榜甚麼「軍國美談」，如果只是這樣就不會那麼受歡迎了，只是在原著中看得出右翼思想的地方多得多，可沒有電影那麼隱晦。

身為右翼的作者，在書中借部分老兵的口批評戰後體制和「民主主義」，說這樣令日本人越來越個人享樂為重、互相欺詐之類(電影沒提這些)。以為戰前就不是這樣了嗎﹖只不過是因為戰前的人際接觸圈子比較小吧。
當然你也可以說這是塑造角色，因為「人心不古」可是個從孔子年代到中共改革開放後都一直會出現的想法，大部分世代的人都覺得「以前比較好」。反正連搬來香港很多年的大陸人也有人懷念毛時代「夜不閉戶」(嘿，反正大家都窮到沒東西可以偷，還需要做賊麼﹖)，日本有老人懷念戰前的「純樸」也是尋常事。

老人家埋怨「人心不古」不算甚麼，其實最毒的是作者故意安插了個「左膠」角色。
有讀原著的看倌應該知道就是那個男記者，堅持追究戰爭責任，跟一位老兵吵起來的原因，卻竟然只是為了堅持神風特攻隊員都是「被洗了腦」的「恐怖份子」。(因為那些經過審查的遺書，都寫成很熱衷為國家為天皇犧牲的樣子。)
如果是寫議論文作辯論，一個誠實的論者，應該要面對對方最堅強、最核心的論點，拆解到的拆解，反駁不到的就承認駁不到。只找一些本來就薄弱的旁枝論點，把它駁倒了就宣稱自己駁倒了對方的整個立場，這叫打稻草人，非君子所為。
可是在寫故事時，你卻可以創作一個高傲但沒腦的角色，然後把所有「反戰」、「左翼」論點剪輯成不堪一擊的混合物放在他口中，讓他表現出一個「只懂反戰卻不能體恤士兵無奈出擊又不想讓家人傷心的複雜心情」的「左膠」形象，再送給老兵修理一番。一下子把反戰人士都抹黑為「左膠」(至少形象上如此)，才是作者最毒辣的地方。

找到有篇「在日華人」寫的評論，竟然也是說作者「美化神風特攻隊」。我很懷疑究竟他有沒有看過電影或原著。正如上一篇文所言，我想外國人沒甚麼可能會覺得這齣戲「美化戰爭」的，我想甚至連日本人也不會覺得電影「美化」了神風特攻，整個故事都是在描述特攻有多荒謬愚蠢嘛，這一點在小說裡更是反複強調。
與其說作者想「美化」神風特攻隊，倒不如說他想把特攻隊員「人性化」。就如「修理左膠」那一段，其實整個故事都是借不同老兵的口，表示特攻隊員本來就不想死，更不是因為崇拜天皇而死，只是為了保護國家和家人，硬撐著面對無法逃脫的命運而已。書中也直指如果當時多一點人敢「企硬」拒絕的話，特攻可能根本搞不成(咦，他們不是很討厭個人主義的麼﹖)。當中最「右」的也不過是「為國家捐軀」這種想法吧﹖

反而是書中不停批評高層不負責任，更令我覺得不安。
高層不負責任當然是事實，可是作者借男女外孫討論美日軍隊制度差異(例如士官地位、擊沉敵艦/機的計分方法等)和日本官僚體制的僵化弊病，真的切中要害嗎﹖日本就只是因為這些而輸﹖跟書中老兵批評「民主主義」的態度相反，這些比較反而突顯了民主制度的重要。
如果日本戰前就有較完善的民主制度，是否代表不會開戰﹖當然不一定，正如美國是民主國家一樣四處征戰。可是，民主制度伴隨著新聞言論自由和個人主義，應可以平衡日本社會一味側重群體之弊(華人社會亦如是)。群體團結不是不好，做正確的事時可以放大力量，但同樣做錯事時也會放大錯誤，而且壓制批評的結果就是一直錯下去。這正是日本在戰爭中越陷越深的原因之一。美國不是沒有貪功的高層和錯誤的決策，但通常不久就會有人提出反對，避免高層死要面把錯誤無限擴大下去。(美國在豬灣事件就是中了「團體思維」的陷阱，但他們反省得快，到古巴飛彈危機時就著力避免再次陷入同樣的錯誤。) 這就是民主國家比專制國家優勝之處，雖然民主國家的效率通常較差，但這是為了避免犯下大錯的代價。

一味批評高層的另一問題，是忽略平民的戰爭責任。把戰爭責任歸咎於高層而宣稱「平民被騙論」，是中國政府的基本立場(國共都一樣)，也是日本戰後的基本說法。
我這裡說「平民的戰爭責任」當然不是說日本平民都犯下戰犯級的罪行，而是指有不少日本平民當時是積極地支持戰爭的，他們真心認為侵略別國對本國是好事，這種心態本身就是有問題的，卻從來沒有好好反省過這種「貪婪」跟高層其實是同出一轍。
書中老兵指斥「左膠」記者時，說這是傳媒在戰前不負責任地愚弄和鼓動群眾所致，好像反而是傳媒令群眾狂熱去挾持政府開戰了，這是不正確和不負責任的說法。不是說傳媒沒鼓吹、沒責任，而是傳媒本來就受政府和軍方管制，有些記者就算想報導「不好聽」的東西都會被審查掉，所以這並不是傳媒單方面的責任。
書中有個例子，說幾個初期參加特攻的人被奉為「軍神」，受到鄉親崇敬，到戰後「反戰」了，鄉親就立即變臉鄙視這些人。這種翻臉如翻書的態度，很明顯只是趨炎附勢跟紅頂白，哪方較強就倒向那方，根本沒有甚麼個人立場可言。當時很多日本平民面對戰爭，根本就是同樣態度﹕有油水可撈、政府標榜的事何不積極去做，求揚名立萬﹖到了戰後，卻立即說自己是「被騙了」就推卸了所有責任。
這種批判不是方某自己想的，以前介紹過一本前日共成員寫的《南京大屠殺和日本人的精神構造》(津田道夫著，香港﹕商務，2000)，他把這種態度稱為道德上的虛無主義，認為和天皇制國家主義一起構成了開戰和大屠殺的誘因。
當然，書中推卸平民責任就算有問題，也未必算是「右翼」的錯，因為在日本除了「左翼」之外，幾乎所有人都是這種論調。

就連男主角的形象，原著也比電影多了一點。電影基本上都只提及主角「善戰但不好戰」、愛惜自己和同袍性命的一面。但原著卻提及主角打中敵機後，還試圖掃射跳傘飛行員的「不君子行為」(同袍紛紛指責他追殺失去武器的逃生機師非武士所為)。當然原著中男主角提出了理由(他認為美國資源充沛，戰機要多少有多少，打戰機根本沒用，應該優先殺傷機師。他甚至希望最好不用上天，就在地面打死對方)，但與電影裡的相比，這樣的主角怎樣看都不像反戰或和平主義者吧﹖

(方某人其他書評書介)

(註﹕另外有人撰文比較了《風起了》和《永遠的0》﹕從《永遠的0》談到《風起了》 ，作者認為宮崎駿才是美化了筆下主角。因為設計戰機必須跟軍方溝通，也要顧及軍部的要求，所以不能把戰機設計師說成是跟戰爭責任毫無關係的樣子。

剛剛跟朋友看完電影，注定是飽受爭議的作品。

電影本身用了大量的電腦特效，情境非常懾人，絕對是不斷放催淚彈的煽情戲。
岡田准一的高度果然跟日本人比也算是矮，整齣戲裡想找個比他矮的軍人似乎也不容易，找他當圖書館戰爭的男主角果然是不二之選。

小說和電影引來「軍國主義」的批評，同期拍了《風起了》的反戰動畫大師宮崎駿也破口大罵。雖然在我們這些外國觀眾眼中，如果不抱先入之見去看，很難會認為它鼓吹戰爭的。因為整齣戰都在講戰爭如何折磨和摧毀生命，和軍部如何不恤人命，主角的同袍不停以各種或悲壯或荒謬的方式死去，當然更荒謬的就是主角不斷要培訓學生駕自殺飛機，然後還要「護航」他們去送死了。看完只會質疑戰爭違背人性，甚至認為戰前體制本身就是反人道，怎會覺得想要另一場戰爭﹖
可是，當安倍晉三這個大右派都跑去看首映還去跟導演握手，而作者本人也是個右派的時候(他還否認過南京大屠殺呢)，你又不得不想到世情從來並不單純。

中學時，忘記了在《亞洲週刊》還是哪裡讀到一篇文章，說美國人誤解了日本電影。文章指美國人眼中最反戰的電影(就是士兵不停地死，肝腦塗地血流成河的那些囉)，在日本人眼中卻是最煽動戰鬥意識的。有沒有討論原因﹖早就想不起了，會不會也是說日本人偏好欣賞櫻花那種一瞬之間的死亡美感﹖
在下既不是日本人，也沒認識哪個日本人，自然無法確認文章是對是錯。而一個右派作家也不等於作品必然都要鼓吹戰爭。不過回想安倍大讚電影這一點，不得不有點「疑中留情」。畢竟政客這種生物，特徵就是無寶不落，專以「抽水」為務，一言一行都有政治目的。他會大讚，當然是因為作品有值得右派利用之處。

那麼，究竟這部電影對日本右派有何價值﹖

嚴格來說，華人經常掛在嘴邊的「軍國主義」，本義是指「軍隊優先」的治國方式(北韓「先軍政治」與之焉)，所以罵現在的日本「軍國主義」其實可能會令日本人大惑不解、甚至反感。因為跟戰前日本不同，現在軍隊(即自衛隊)是在政府控制之下的，而國家體制亦不會以軍事為中心。(反而是解放軍獨立於國務院，又在中共中央有其代表的中國，經濟開放前的體制更像軍國主義。)
曾在琉球大學教書的林泉忠，去年在《明報》刊登一篇短文(〈安倍「右翼軍國主義」的虛實〉，2013-09-30)，指日本人連「右傾」和「右翼」也有區分，右翼通常是指極端民族主義者，而右傾則是比較輕微的。雖然同一文章指出安倍已晦氣地自認「右翼」。
林泉忠列出的「右翼主張」包括﹕「愛國」、擁護「天皇制」(諷刺的是今上天皇據稱很不喜歡右翼)、反共、強化軍力、質疑「東京審判」、反對「自虐史觀」(《永遠的0》作者反駁宮崎駿時就祭出這個詞，你幾乎一聽到就可以判定這人是右派)、支持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等。

香港yahoo多五毛，介紹電影那頁一樣有人破口大罵那些說好看、「電影批判戰爭」的人是港奸云云。這樣其實是捉錯用神，因為電影明顯不是要鼓吹戰爭或軍國主義。有些人針對說作品一味美化零式戰鬥機，更是說不過去。因為零式在大戰初期的確是一款優秀戰機，性能比盟軍的都要好。故事中的日軍老兵引以自豪是很自然合理的事。而故事亦明確指出零式到大戰後期已遠遠落後於美軍的新式戰機，這同時反映出軍部還打算叫學生駕零式作自殺攻擊的荒謬(因為根本未埋身已被擊落了，死得毫無意義)。何況若然成功就值得一死麼﹖正如戲中的黑社會大老所言﹕

(大意) 就算是九死一生的行動，我都會拼命一搏。但明知是必死無疑的任務，我就完全無法奉陪了。當軍部祭出特攻隊的時候，我就知道日本必敗無疑了。

可是像博客來那邊一片溢美之聲，卻同樣是忽視了作品並不反省戰爭責任的事實。

主角被批評是「頭號膽小鬼」，但要留意主角並非逢戰必溜，也不是厭戰或反戰。他參加了偷襲珍珠港(雖然日本人自認為只是突襲)，該戰的時候還是要戰，而且是海軍航空隊飛行技巧最好的機師(有趣的是史實中有個王牌機師跟岡田san一樣長得矮 只差在沒有參加自殺攻擊)。他只是沒跟隨軍部宣揚的那種輕生風氣，珍惜自己和同袍的性命並避免冒不必要的險。他在珍珠港一役後因為「沒找到美軍的航空母艦」而視為作戰失敗不願參與慶祝，在中途島海戰中認為首要目標是美方軍艦不應該換走魚雷，和質疑由拉包爾出發攻擊瓜達康納爾是勞師襲遠，可見他只是「善戰但非好戰」而已。

(其實日本人也忘了孔子的話﹕「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主角就是這種「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的人。)

日本戰後，曾經在美國主導下對戰爭責任作反省，很多舊時的壞事都被挖出來。但隨著韓戰爆發，左翼盛行又有共黨滲透之虞，美國便隨即停止追究，讓戰前的權貴有翻身機會。從此日本人的戰爭反思就只剩下「打仗真的好慘，以後都要和平不打仗了」，而不再去理會日本被打其實是「先撩者賤」的問題。

不過，如果以「忽視先撩者賤」來批評這個以航空老兵為背景的故事，似乎也不貼切。因為跟在地上親手用刺刀屠殺的士兵(如東史郎)不同，機師與被殺者的心理距離比較大，而且戰鬥機機師大多只是參與空戰、與敵軍戰機相鬥，較少直接攻擊平民(當然不是沒有)，也少機會像陸軍純粹為了享樂而隨便開火殺人。所以指責他們沒發現自己的戰爭責任，似乎略為苛刻。

「皇軍」是否威武、特攻是否殘酷、甚至有沒有否認戰爭責任，我覺得都不是重點。反而是到了電影結尾，我才嗅到一點味道。
電影結尾提到述事者終於解開外公的秘密，然後腦海中就把戲中幾個人的說話串連一起。包括外公問繼外公(部下兼戰友)戰後的日本將會如何、大老闆囑咐述事者好好努力必有所成、繼外公說在生者有責任把亡者的故事延續下去……等等，忽然有很重的「愛國」味。

以前看過陸培春的書，提及日本「愛國」兩字很敏感，因為戰前被用來要求民眾奉獻一切甚至犧牲性命的藉口，所以戰後一提「愛國」大家就會反射式想起戰前體制。
電影結尾其實是與開首相呼應，因為述事者(主角外孫)是個屢試不第、不知生活方向的人，象徵了這一代在經濟不景下「迷失」的日本青年。結尾其實是借老兵的話，勉勵後人不要白費他們當年的犧牲，大概是既然流傳了血脈就繼續把日本發揚光大之類啦。

我想右翼想要宣揚的其實是這種「人人團結犧牲為國家」的意識。
這種意識聽起很偉大、甚至很「左膠」(有點像「人人為我我為人人」﹖)。不過右派一樣講團結的，而且右翼還特別討厭那種民權自由主義的作風，認為是個人主義、「不愛國」。雖然無論左右，團結之後是誰獲益通常都不明不白，正如二戰時日本人的犧牲(當然犧牲更多的是中韓等國人民)，不過成就軍閥商閥的貪婪。

回顧戰爭故事，不一定要歌頌戰爭。對右派而言，大家想起當年大和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佢地個個都想我地死」的氛圍也好。(咦﹖你覺得很像CCTV嗎﹖)
所以電影把戰爭和軍部描寫得很殘忍也沒所謂，因為跟現政權沒關係(至少他們認為沒關係)。安倍這些大右派也不需要迫你參加神風特攻，只需要大家「團結」為日本犧牲，對政府所作所為少點「冇建設性只顧反對妨礙強政勵治」(嘩﹗聽起來很熟﹗)，交多一點消費稅，也不要堅持日本戰後的「基本法」(和平憲法第九條)，就好。

秦濤《聊公案﹕別笑﹗這才是中國法律史》台北﹕遠流，2013

(建議配樂﹕《誰還未發聲》)

這本其實讀完一段日子了，只是太忙要分開幾個星期寫，然後又有其他要寫的筆記不斷加插，所以越推越遲了。

整本書的重點其實就是「別笑」這兩個字，因為整本書都是作者自己化身為「聊公」穿越歷史做怪搞笑。本書並非學術著作，而是以一般讀者為對象，所以特別用輕鬆搞笑的方式，讓讀者投入故事和歷史當中。
以搞笑角度寫歷史的著作，一向都有。搞笑寫法律的，倒也真的沒讀過。(日本在《空想科學讀本》系列大賣後，倒也推出過《空想法律讀本》的，但沒有中譯本大家就無法得知內容了。其實香港也大可以出本《TBB法律讀本》的，反正可以吐糟的地方太多。)
雖非學術著作，筆法亦不正經，但細讀還是可以發現作者有一番苦心的。把法律觀念滲入人心，對於中國大陸的現代化其實非常重要，但這一點常被忽視(畢竟高呼「以法治國」的那個執政黨，本身就是非法產物，連社團註冊都沒有，直接凌駕法律之上)。其實就算是號稱「兩岸四地最法治」的香港，因為法治只是英國人移植的東西，市民對法治其實也沒多大堅持。了解法治觀念的由來和當中經歷過的崎嶇，人們才會珍惜得來不易的法治。搞笑，只不過是個令法律較易「入喉」的手段。對於那些比方某更認真的認真魔人，介意書中不夠嚴謹(下文有些例子)，就唯有說聲抱歉啦。

同書在大陸出版據聞頗暢銷(否則台灣也不會買版權吧)，可是在豆瓣看反應似乎未算熱烈，如果有更多人讀到就好了。之後我會嘗試找一本放在圖書館，引學生看看中國歷史上對法治有過哪些嘗試。

有沒有人打算寫一本《別笑﹗這才是西方法律史》來看看﹖

(方某人其他書評書介)

(註﹕雖然很多人讚小女孩唱《誰還未發聲》的片段，但在下覺得「天真無邪」的小女孩跟那麼沉重的歌詞其實不襯的。找少女唱還比較合理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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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或挑骨頭﹕

p.28 「一個教訓是這樣的﹕一旦某人或某集團說自己代表了誰誰誰，那麼我們就要去思考﹕第一，你憑什麼可以代表﹖第二，如果你代表他，那麼如果你和他矛盾了，我們相信誰﹖
事實上，很多『代表』只不過是『代理』而已。兩者的區別就在於，從法律上看，代表者與被代表者人格是混同的，而代理者與被代理者是兩個主體，這可以使我們更清楚看到一些問題﹔並且代理者如果代理不善，是可以更換的。」

嘿嘿，不解釋。

p.61 「你就是周厲王﹖」

人未死就沒諡號，所以當時見到就算不叫聲「王上」頂多只能直呼「姬胡」吧﹖

p.114 「韓非怒道﹕『不對﹗前面彭蒙那個段子就已經說過法治與人治的根本區別了。不錯，法治也有人的因素的介入。但是人一旦立出法來，這個法便脫離於立法者而存在了。即便他立法的初衷乃是極端為他本人服務的，但一旦物化為文本，這個文本的解釋權便在律法家手中。所以我們提倡「以法為教，以吏為師」，正是從根本上削弱人主恣意妄為之途。』」

如果看看現在的中共，法律是有了，但權柄在無賴手上，你講政治時他跟你講法律，你講法律時他跟你講政治(甚至有人說「不要拿法律作擋箭牌」)，自己不守自己的法律，那麼法律又何約束之有﹖
中國沒有公平合約的傳統(如「民約論」)，法律只是制民之具，非君民之約。既然法律對掌握主權者沒有約束力，也就做不到這裡「韓非」(代表法家)所指之目的了。

p.123 「李悝﹕一個人口大國，要想專制就必須大量設置民事方面的政策法律規定，或者來上那麼幾條簡單粗暴的規定，嚴格地限死了。事實上呢﹖沒有嘛。因為中國的民間社會完全有能力把大量的民事問題自我消化掉，中國的基層政府完全有本事通過位階極低的規範把大量的民事糾紛完善解決掉，所以不需要給中央政府添麻煩。結果這些洋人跑來一觀察，就得意地哈哈奸笑，說中國沒有民法啊。」

但反過來這樣也不代表中國先進。其實所謂的「解決掉」只不過是把糾紛留給族長鄉約之類解決而已。事實上看介紹明清州縣衙門的書，也可以發現不時會發現有些在家族裡解決不了(族長和當事人談不攏，或者被認為有偏私)，而在衙門纏訟不休的個案。可見中國自古沒有詳細的民事規定，把這些留給地方自行解決，固然可以說代表了中國古代並非「專制」，但就不見得是先進了。因為其實問題不見得就妥善地解決了。

p.140 「所以當這個魔術(徙木立信)被後人學去的時候，卻失掉了它的精髓。學到了『訊號』，而沒有學到後續的步驟。這些信號首先告訴大家﹕我要開始嚴格執法了﹗法律下來，果真得到執行。一段時間以後，難免有違法的。由於種種原因，違法沒有遭到懲處。違法受益，導致守法者也開始抱持所謂『僥倖』，以身試法。試驗的結果是無恙，於是大家一起違法。一起違法的結果，是使政府認識到執法太鬆，便開始『嚴打』。被『嚴打』到的，只會自認晦氣而並無半點悔過之心。
嚴打代替執法，逃罰代替守法，這就是後世蹩腳魔術師的悲哀。」

這也是方某一直說如果不能加強執法，倒不如不立新法的原因。現在特衰政府有個很差的想法，就是認為就算沒加強執法，立法也可以傳遞訊息的效果(官員對擴大禁煙區就是這樣說)。事實上這樣即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當違法不會受到懲罰，最後就會令大家都藐藐法律，反而破壞法治。儘管方某本人十分厭惡二手煙(絕對會詛咒那些讓我吸二手煙的人)，但破壞法治的後果比二手煙更嚴重。這樣只會令香港變成像大陸般，陷入「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的惡性循環。

p.144 「總之公孫鞅這次變法，唯一目標乃『農戰』二字(其實農服務於戰，唯一目標只有一個『戰』字)﹔而所有措施，都指向『廢除世襲』。這些舉措使得某甲這樣的秦國百姓下田玩命幹活上陣玩命殺敵，唯一的休閒活動就是生男孩子。」
p.149 「非常時間有非常策略。商鞅變法並不是什麼開百代風氣的尋常變法，而只是一種類似『戰時共產主義』的非常策略。非常策略不能不加變通直接運用於尋常時代，這是我們必須牢記的。」

其實可以說，商鞅變法就是一種古代的軍國主義。(有趣的是，維基百科軍國主義條目正有提及法家)

p.154 「首先是太子的師傅告商鞅謀反，即陰謀顛覆政府罪。這是中國自古以來便列在刑法第一條並且隨意性最大的罪名。請注意謀反和造反的區別。謀反有個『謀』字，即預謀。既然是預謀，便不需要什麼十分確鑿的證據了。偶爾說錯句話，做錯個動作，甚至露出個不正確的表情(面有反意)，便足以構成此罪。」

這其實也算是相當露骨的批評了。

p.155 「商鞅現在就被人狀告謀反。他是用法的老祖宗，自然知道獄吏的本事，所以並不申辯，直接逃跑。一位先秦大法家，對法律的見解如此，聯繫蘇格拉底(Socrates, 前469-前399年)之死，不免令人心寒。」

這是因為法家之用「法」，只是工具，並不是像古希臘人把法律視為城邦與公民之約。法律在法家手上就是為自己服務，在敵人手上自然也就是用來整自己的了。於是反應自然就跟信奉城邦法律合理性的蘇格拉底截然不同了。

p.165 「大臣們說﹕『天皇地皇泰皇乃是最尊貴的稱號，而三者中又以泰皇最貴。所以請大王稱泰皇。』嬴政不滿意，說﹕『把泰字去了，加上個帝字，以表示德蓋三皇功高五帝。』」
p.166 「順便提句，既然泰皇比天皇尊貴，而皇帝又比泰皇尊貴，那麼中國的皇帝就比日本的天皇尊貴了兩個檔次啦。一句意淫，會議繼續。」

不只抽日本人水，還一併抽了泰國人的水。XD

p.182 「梟者，貓頭鷹也，上古貓頭鷹生了小貓頭鷹，便自己咬住樹枝，任由小貓頭鷹啄食自己身上的肉直到啄死，就剩一個腦袋掛在樹上，所以梟首便是將頭砍下掛起示眾」

 抄下這個不是說他錯，而是方某自己沒聽過這個故事，所以一見到覺得很奇怪。(古人總是有這些奇怪的觀念，維基有解釋。)

p.204 「張釋之的法律觀，貼合於儒道兩家。他以為司法官吏乃『天下之平』，而法律則是『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

這裡在下倒要問問文言文﹕因為我原本以為應該是「天子所與天下共也」，為何要多個「公」字﹖天下不就是「公」了嗎﹖
(當然，我原來以為「共」在這裡是動詞(用「公共」就是名詞)，這未必恰當，因為「與」在這裡不一定是「和」化意，也可以是動詞「給與」。)

p.224-225 「(董仲舒﹕)君臣把各自的義發揮得好，便叫做『合』﹔發揮不好，便叫做『離』。君主和人臣各有什麼具體的義呢﹖君法天，臣法地﹔天道高遠，地道深邃﹔天尊地卑。好，有人又要跳將起來稱這是為封建君主辯護了，其實不然。
天雖然尊貴，但是無為無言﹔地雖然卑下，但是滋生萬物。所以在中國的傳統文化裏邊，敬天而遠之，敬地而親之。所以作為臣，必須暴其形、出其情以示人，而作為君，則要高其位而藏其形。更加露骨一點來講，皇權與政權與分開，君居其位，臣行其事。如此，則君臣相得相和，國祚綿長。
這是董子的真意，謂之『君臣離合』。這個論點對於中國古代官制影響甚大，使得上古天子的家臣與國家的官僚不分的情況出現了變化。」

簡單點說，這其實就是把皇帝「升上神枱」，以官僚程序制衡皇帝專制一切之病。當然這一點在漢唐還算做得到，越到後頭君主收宰相之權以至於廢相，專制也就越演越烈了。
這一點其實頗有後世「君主立憲」之風(中國古代皇帝多受「傳統」之制衡)，可惜就是沒發展出「民主」來。整個官僚機構的合法性完全來自君主，而無法獲得民眾之授權，則君臣關係始終無法長久平衡，君主擅權亦不是困難之事。(君主立憲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內閣權力源於民意而非君意，故君憚民意不得專擅，所以梁啟超曰虛君共和也。)

p.225-226 「所以自董子起，中國統治者一直怵惕著兩個東西，一者為『法』(法則也，非局限於法律也)，一者為『天』。直到晚近幾十年，才有人公然喊出『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口號，以反封建吃人禮教為名先破『法』，以反封建迷信為由再破『天』，於是權力再也得不到制約而肆虐十年。新東方的教師老羅有言譏刺之曰﹕『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自己造的孽敢賴到天的身上，還真是無神論者。』」

先不講老毛這個魔頭，這也顯示了破而不立之弊。後面說法律是信仰，其實道德更是一種信仰，破舊而未能立新，是道德敗壞之源。

p.276 「今日律令既就，班之天下」

查了這個「班」字沒錯，不過我們現在會用「頒」字。

p.279 「第一對法律術語﹕故、失
張三找某甲尋仇，一刀扎在心窩，當即捅死，『知而犯之謂之故』﹔張三射鹿，正好某甲在旁邊逗鹿玩兒，張三心想老子百步穿楊肯定不會射到人，於是一箭射去，正中某甲心窩，當場斃命，『意以為然謂之失』。」
p.324 「所謂六殺，指謀殺、故殺、鬥殺、誤殺、過失殺、戲殺。想殺人還沒動手，是謀殺﹔事先沒想殺人，一時衝動把人殺了，是故殺﹔鬥毆中把人殺了，鬥殺﹔想殺某甲而殺了某乙，誤殺﹔摻入意外因素致人死亡，比如往樓下扔垃圾高空墮物把人砸死了，過失殺﹔本來楊康和穆念慈比武招親，結果楊康把穆念慈活生生打死了，比武中殺人，戲殺。這六種殺人情形，處刑都不一樣，由重到輕大致是故殺、誤殺、鬥殺、戲殺、謀殺、過失殺。」

這兩段不算錯，但看起來有點出入。(除了說「未動手是謀殺」這一點，因為有預謀未動手是謀殺，其實動了手更是謀殺，見後文。)
對於這一段，我想引以前介紹過的《中華帝國的法律》討論來解釋﹕

(中華帝國的法律)p.222-223 第55.3案「《大清律例．刑律．戲殺誤殺過失殺傷人》律規定，過失殺傷人者，准鬥殺傷人罪量刑，但依據法律規定，收贖代刑，即繳納一定的銀錢，以代替應受之刑。罪犯所納銀錢給受害者家屬，作為喪葬及醫藥所費。收贖的錢數，法律有明確規定。過失殺傷人的收贖錢數，最高不超過銀12.42兩。」(方按﹕贖銀以每位死傷者計)
「「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到」，這是清律官釋本對於「過失殺傷人」罪中「過失」一詞的權威解釋。官方的律文注釋還舉出例證，具體說明何為「過失」。例如﹕因事投扔磚塊、瓦片，意外砸中人身，致其傷、亡﹔登高處，因腳下失誤，致同伴傷、亡﹔駕駛船隻，因 風力過大，船隻失控，或所乘馬匹受驚失控，或所駕車輛在下坡路失控，因而導致他人傷、亡﹔幾人同舉重物，其中一人乏力而不能堅持，導致同舉物者傷、亡等。 清律官釋本進一步說明，上述各種情況下，行為人原本沒有害人之心，只是因為意外原因，導致他人傷亡的結果。」

這點跟西方對疏忽(negligence)的理解，頗有出入。
意外導致他人傷亡或財物損失，當然可以說是符合西方「疏忽」的概念。可是，「疏忽」概念還包括「可預見性」，正常人都預見不到的損失，行為人無須負責。
如果按照大清律例的「思慮所不到」解釋，西方法庭可能認為行為人無須賠償。

(中華帝國的法律)p.291 第99.1案「為了更好地了解此案，有必須首先了解上文「韓張氏係因誤傷伊翁韓有順身死」中「誤」的含義。很可惜，案件記錄對於受害人由傷致死的經過沒有詳細記載，因為這個問題不是要求刑部答覆的重點。根據《大清律例．刑律．戲殺誤殺過失殺傷人》律，「誤殺」是指本欲殺死甲，但因錯誤而將乙殺死。應該注意，中國法律中的「誤」(mischance)與西方法律中的「錯」(mistake)這兩個概念不同。例如，某人用石頭砸某甲，但因準確度不夠，或者在石頭投出後某乙跑到能被石頭擊中的地方，因為導致該人投出的石頭砸中某乙，這就是「誤」傷。如果某人意欲砸某甲，但由於錯把某乙當成某甲，因而投石砸中，這就是「錯」傷。」
「由於謀殺的行為經過深思熟慮(雖然其結果是誤殺旁人)，因此《大清律例》對其規定了與鬥殺相同的刑罰﹕絞監候。另外，誤殺與過失殺不同。過失殺是指情勢所迫、並非己意而殺人(詳見第55.3案)。因此，對於過失殺人者，雖然同樣給以絞監候處罰，但同時法律又規定﹕「依例收贖」，即繳納錢物，以代替刑罰。」

換言之，「誤殺」在大清律例的本意，與西方「犯意轉移」(transferred malice)的謀殺罪相若。
而「過失殺」的意思，則比較接近「非自願誤殺」(involuntary manslaughter)的概念(但非自願誤殺不只是過失殺人，還包括不顧後果的魯莽行為、非法危險行為導致死亡等)。
另一方面，「故殺」即故意殺人、有意殺人，即西方的「謀殺」。大清律例中的「謀殺」，係特指有預謀、計劃殺人者。
可見當年把「murder」和「manslaughter」譯成「謀殺」和「誤殺」，確實容易令人誤會。(見毛鍚強《法律傳訊站》)

(我倒有興趣知道甚麼叫「戲殺」，網上有這樣的記載﹕
「凡因戲[以堪殺人之事為戲如比較拳棒之類]而殺傷人及因鬥毆而誤殺傷旁人者各以鬥殺傷論……其謀殺故殺人而誤殺旁人者以故殺論。」)

百度百科的解釋，則指故殺乃「故意殺人」(這點跟謀殺無異)、《唐律疏議．鬥訟》「非因鬥爭，無事（指鬥爭事）而殺，是名故殺」(與鬥殺相區別)、明清律條﹕「臨時起意欲殺」(即是差在「沒預謀」而已)。如果直接看《大清律例》就是這樣﹕

刑律第四人命282謀殺人﹕凡謀(或謀諸心，或謀諸人。)殺人，造意者，斬；監候。從而加功者，絞；監候。不加功者，杖一百、流三千里。殺訖乃坐。

(方按﹕之後還有「傷而不死」、「謀已行未曾傷人」等判刑規定)

290鬥毆及故殺人﹕(獨毆曰「毆」，有從為同謀共毆；臨時有意欲殺，非人所知，曰「故」。共毆者惟不及知，仍只為同謀共毆。此故殺所以與毆同條，而與謀有分。)

前文在下說「故殺」即現代的「謀殺」，如果顧及另外有「鬥殺」、「戲殺」、「過失殺」等，則「鬥殺」比較接近現代的「自願誤殺」，以鬥毆中的「激怒」(provocation)減輕了原來可能屬謀殺罪的責任(律文的理解為「臨時有意欲殺」——但判刑仍輕於沒鬥毆成分的「故殺」。「戲殺」則屬於「非自願誤殺」，但與「過失殺」屬「嚴重疏忽」(gross negligence)致人於死不同，算是「非法危險行為」(unlawful and dangerous act)致人於死。
在大清律中，「以堪殺人之事為戲」的「戲殺」刑罰，與「鬥殺」相同。「過失殺」則可以「依律收贖」(即以賠償代刑罰)。雖然過失殺的罰則看來比西方法律輕(非自願謀殺也可能要坐牢)，但如果考慮到「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到」在西方概念可能根本不用負刑事責任，兩者實質的分別不大。前面提到西方法庭可能判無需賠償，但實質上民事訴訟的舉證條件又會比刑事案件為低。在刑事程序未能證明「正常人都想得到這樣不成」而誤殺罪名不成立，不代表民事程序就不會判你有疏忽責任要賠償。
更大的問題反而是，中國古代沒有「破產」這回事，法律也只是「可以」依收贖而已。如果你沒錢就沒法「收贖」反而要按原有「鬥殺」罪判「絞監候」(暫判絞刑聽候皇上發落)﹖(《納贖諸例圖》載﹕無力者，依律決配) 這樣對窮人當然很不公平。

p.286 「西人有云﹕『法律不能被信仰，則將形同虛設。』」

這正是中國法治不彰原因之一。
中國古代「禮教」的約束力近乎法律，也是因為禮教是民眾普遍「信仰」的，以致曾國籓反抗太平天國時亦以「保存名教」號召鄉親。

p.295 「改漢姓為鮮卑姓」顯然是「改鮮卑姓為漢姓」的倒植。

p.321 (李世民﹕)「在制度草創之際，一切工作都還沒有上軌道，作秀是必要的。我通過這樣誇張的類似於行為藝術的方式，讓剛剛經過隋末大亂的群臣百官包括天下子民們，知道他們手中有哪些權力與權利，知道他們有權拒絕君主隨便發出的赦令。三省六部制雖然精緻，但是仍然必須經過長期的實踐與反覆的演習，才能真正積累和生長為一項成熟的制度。而一旦制度走上正軌，正常運作，這時候再進行政治作秀，那就要不得了。」

做政治騷的意義。

p.353 「陳壽六平時受盡了縣吏顧英的欺負，這一天終於造反，率領自己的弟弟和外甥衝進縣衙門，把顧英捆綁起來，手拿紅寶書《大誥》，押著顧英進京告御狀。沿路的官員一看陳壽六手舉紅寶書，嚇壞了，都不敢阻攔。陳壽六暢通無阻來到京城，得到了最高領袖朱元璋的親自接見。」

用朱元璋來諷刺毛澤東可謂最為合適，因為太像。當然就連朱元璋也未有毛澤東那種大革文化命的創意。

p.370「有個朋友開玩笑，說﹕『我們家有三條規矩﹕第一，大事我說了算﹔第二，小事我老婆說了算﹔第三，一件事情是大事還是小事，我老婆說了算。』某些法律，不正是如此麼﹖只不過不把第三條明白寫出罷了。」

所謂「愛國愛港不言而喻」，亦復如此。

[勇者無名﹕香港軍事服務團歷史展]

這個展覽展出至11/6止，所以趁有點時間就去看看了。
由「苦力兵團」開始，經過多年發展和大戰考驗，直到成立「香港軍事服務團」至九七解散。無論九七前後，這批華籍英兵都受忽視，甚至展覽中有些威水史也沒詳細提及，其實都值得大書特書。因為香港人一直被視為「唔打得」(現在潮語稱「不夠勇武」)，但歷史證明只要有機會，香港也可以「出產」好軍人。只是無論九七前後，宗主國都不會信任你們這批被殖民者而已。
(臨走時在小賣店見到一本小冊子，裡面有人在訴苦，說九七年時英國給啹喀兵選擇居英權，而華籍英兵卻只得有限配額云云。)

華籍英兵制服兩套，留意服務團的臂章。斜紅色帶是值日官帶隊長官的配飾，類似警隊舊高級警長的制服。(補﹕感謝小米奇更正)

香港軍事服務團的隊旗(左，右邊是軍樂隊樂譜架用的掛布)。在解散典禮的合照中，這面旗的兩道紅條分別寫上「Dragon Comany」和「猛龍連」黃色字樣。

團內的軍階章，跟警隊的相似，除了由下而上第二行的。我以為那是士官長，但回家查才知道是准尉的軍階章。(不過北約同一級OR-9的美軍軍階卻是一批高級的士官長。美軍的准尉在北約系統中似乎是獨立成一級別WO，其他國家都沒有用上。恐怕只是因為美軍打仗特別多，規模也特大，所以才特別多分幾級。)

有趣的是，香港軍事服務團不是一個獨立作戰部隊，而是一個以華人為對象的訓練隊。所以華籍英兵同時會歸屬到不同的部隊中，由一般的作戰部隊、憲兵、通訊兵、工兵、運輸兵、醫療士……以至「伙頭大將軍」(膳勤部隊)都有。
陰謀論點看是英國人不信任華人的另一表現。但亦可以說招聘華兵不多(香港也用不著太多軍人)，不可能要求有齊所有作戰功能，讓他們協同駐港英軍部隊工作就好了。
所以服務團應該只是個負責招募和初步訓練的人事單位，然後就把華兵派到各部隊工作。前面提及的「Dragon Company」是團內的後勤部門(實質為總部﹖)，可能也是新兵的訓練部門。

必須留意，香港軍事服務團跟義勇軍(皇家香港軍團)是兩支不同的部隊。
香港軍事服務團即「華籍英兵」，是直屬於英國國防部，而且都是全職士兵。
義勇軍是本土部隊，屬於香港政府(雖然也會接受英軍訓練)，而且大部分是兼職。
情況有點像全職警察和輔警的分別。

在英軍時代，這個鯉魚門軍營的英文是 Lyemun Barracks。

原來不只啹喀兵會用他們的特色彎刀，華籍英兵也用。

另一很少有人留意到的事﹕香港人也有參與過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

館內播出解散典禮的影片，同樣中西合壁的是，隊旗降下後交由牧師和佛教法師一起舉行祈福儀式。

因為這天晚去、太陽又曬，而且古蹟徑很多東西都看過了，沒有特別拍照。
不過倒是在堡壘上層外拍了這個﹕

這支「古惑的炮」是一支「隱沒式大炮」，每次發射的後座力都會令炮身縮回炮盾之內，令敵人難以瞄準反擊，裝彈後得以機器再次舉升射擊。在當時是先進設計，而且不只用在岸防，在戰艦上也常用，北洋艦隊就有用過這種大炮。

遠望「心曠神怡」的樓盤、將軍澳堆填區和電視城。

這次帶了老媽出來，不過她當然不會跑去博物館爬山路，去逛逛街就好。回頭找她去安利吃麵，吃到一半她見到旁邊有人吃撈麵「好似好好食」又叫多個淨撈粗，話好好食云云(好彩佢食得晒，唔係我叫佢「大嘥鬼」)。期間還巧遇庫老大攜眷+B出巡。

之後再帶她去前面試印尼沙爹。因為他們只開傍晚，而在下去海防博物館必在日間，所以沒甚麼機會一試﹕

老媽嫌沙爹汁不夠好，不過我覺得至少有「那種」風味(雖然比起我小時吃過的差一點)，比那間掛羊頭賣狗肉的店像樣得多。
至於肉，老媽嫌多筋，我也覺得肥肉略多了。不過有些人就是喜歡肥肉燒烤那種甘香，我們喜歡略瘦一點(當然也不是要瘦到像柴般…)，未必算是店家的錯。
以價錢來說，$8一串抵到爛。完全是街坊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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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早前拍攝]

騮﹕「媽媽新帶返黎既 Oxford Bear 呀，寫得大學個名一定讀過好多書勒佢﹗」

為何一支新加坡牌子的柚子汁，要用日文 Yuzu 的呢﹖

其實頭兩場講座是教育局搞的歷史檔案講座，其實是給歷史科老師聽的。方某只因為對檔案館有興趣所以報了名。所以只列點記一些重點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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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檔案與五六十年代民生 (黃浩潮老師)

1. 五六十年代主要的民生問題﹕房屋、食水、健康、工資與物價，都是因為人口問題所致。
2. 1951年5月15日《1951年邊境封閉區域命令》公佈實施，自此香港人必須持「回港證」才可以到大陸和澳門。
3. 早期的移民，若不是為逃離國共戰爭的難民，就是國軍/國民政府人員及其家屬。由於政府沒打算負責，所以當時主要是由東華三院(和同鄉會、宗親會之類)負責救濟，當時有很多人就這樣睡在普仁街等救濟。直到1950年港府把這些國民黨人遷往調景嶺為止。
4. 五十年代初，香港大概有二百萬人，但市政局在1951年12月發表報告，有32萬人住在木屋之中。政府隨即在1952年1月發佈徙置計劃和禁止非法建造木屋，但未能阻止趨勢。
5. 因此木屋區經常發生大火，講者整理五六十年代災民超過一千的火災，也已經有28宗。當中最嚴重的當然是1953年聖誕節的石硤尾大火，災民58000人(政府數字，另一些說法是六萬)。而且有不少木屋組還是一再發生大火。
6. 1953年石硤尾大火後，大批災民等待救濟，除了發放米糧，當時政府還兩次發放救濟金，第一次二十元、第二次十五元。當時民間也發起了「一元」救助運動，也有很多人捐贈物品(銻煲、熱水壺之類)。
(後話﹕《美荷樓記》口述歷史教材即將發放)
原本政府考慮是否要興趣公屋時，被華人立法局議員羅文錦勸止，以免吸引更多難民前來。不過在石硤尾大火後，政府終於「被迫」(更合適的說法是順水推舟)大量興建徙置區收容災民。
7. 使用石油氣是後來的事，早期徙置大廈的人多用火水或乾脆燒柴。四五十年代的配給米證，還包括配給柴木。
8. 當時政策要求必須有不少於五個人入住一個單位。所以如果家庭人數不夠，就要與其他家庭「共同」一個單位，單位中間只以布簾分隔。
9. 用來在制水時藏水的大木桶，同時也可以當學生的檯椅用。
10. 1956年11月開始申請廉租屋，與徙置大廈不同，這些廉租屋有獨立廚房，廁所也是三至四戶共用一個(有門有鎖)。所以極受歡迎，人們通宵排隊輪候登記，認為抽中廉租屋有如中馬票。
但徙置區的需求仍然高漲。當年12月安置了203200名居民，已是全港人口的8%，但仍然有二十八萬人等待徙置。換言之，杯水車薪。
11. 早期的木屋區，往往是政府早上拆了，下午已有人重建，夜晚就可以入住。後來還有人建了空的木屋，只是為了博徙置機會。1963年10月立法禁止興建木屋，可立即拆除。
12. 在「每四日供水四小時」的制水期間，由於當時大廈只有幾層高，沒有水箱只靠主渠的水壓泵上高層，如果樓下開了水喉樓上就拿不到水，所以留下一句很出名的「樓下閂水喉」。但事實上不只是樓上會高呼「樓下閂水喉」那麼簡單，為免樓下長開水喉，當時有些住戶甚至會約定，先把樓下各層的水喉用鎖頭鎖起，不讓你開到。四層樓的大廈在四小時供水之中，四樓可於第一小時用水。第二小時開鎖讓三樓用水，如此類推……
13. 「洗太平地」的時候，人們除了清除公眾地方，和拿家中物品出來消毒之外，每家也會把床板拿出街上敲打，以震落木虱。但木虱落地後卻無人跟進殺死，結果洗太平地後往往變成木虱滿街走的奇景。
14. 1958年石硤尾街市的照片，顯示當時花生油每斤一元四角。這個價錢並不便宜，因為同期細雲吞麵(細蓉)一碗只需四毫，安樂園紅豆冰三毫一杯，二人去冰室吃多士加凍華田也只需五毫。
15. 另一幅1964年北角車站的照片，客飯一碟六毫，麵食細碗三毫、大碗五毫。
1963-1964年的日薪，一個技術勞工由九元至廿四元不等，非技術勞工則只有三元五角至九元不等。
16. 1958年4月港大經濟系報告，一般工人日薪三至五元之間。當時的大牌檔還會以五毫至一元的日薪請小孩負責傳菜。
17. 由1958到1968年，人工大概升了三倍。對比同期物價來說，工人工資還算是有增長的，不過在這樣的物價環境，天星小輪還是因為加價五仙而引發暴動。
這場暴動有幾百個年輕人被捕，事後政府認為青少年「生活太無聊」，所以大搞娛樂活動，亦開始為清貧學生提供大學助學金和貸款，是為「關窿」(Grant and loan)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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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暴動檔案研究 (楊穎宇博士)

1. 張家偉在《香港六七暴動內情》中曾稱他要在外國賣檔案複本，因為香港歷史檔案館沒有六七檔案，但講者認為在館中可以找到很多檔案。(方按﹕不過我想這是因為時限問題吧﹖檔案館的檔案既然要三十年後才公開，張書在2000年出版，1967年的檔案到1997年才有望公開，那麼張家偉在寫作時未能看到香港政府的檔案並不出奇。)
2. 「港英」這個叫法，是由1966年開始。當年澳門一二三事件以左派(即土共)全面勝利告終，他們稱當時的澳門政府為「澳葡政府」。香港的左派於是亦以「港英」稱香港政府。
3. 1967年9月6 日，香港政府通過《一九六七年緊急(煙花爆竹)條例》，禁止收藏及點燃煙花爆竹，全部要上繳政府。於是當晚就有很多人當場把家中的炮仗全數燒掉，全晚爆竹聲響不絕。
4. 在六七暴動後，土共在市民心目中形象掃地。在隨後的68-69年，大公文匯的頭條有如今日的蘋果日報(方按﹕其實我覺得更像方向報系)，每天都找民生問題來抽水罵政府，以轉移視線。
5. 剛過身的羅孚先生，生前曾受訪指「嚴格意義的暴動是沒有的」。可是，檔案館有一份 Emergency Statistical Report, Week Ending Wednesday 27th September, 1967 (HKRS890-1-7 Local Disturbances) 的統計，由新蒲崗膠花廠事件發生前兩日的5月4日開始，逐日羅列有關的各項統計﹕傷者、殺人、使用武器、毀壞政府建築物和咪錶、真假炸彈、警察突擊搜查、宵禁、公用事業員工復工情況(政府部門高於八成、九巴只有49%、九鐵甚至只有25%)、豬牛蔬菜生果米糧供應等等。是否「暴動」，看數字便知道。
6. 有參與老師分享，說當時有暴徒會乘停站期間，用刀襲擊巴士和電車司機(大概是為了令公共交通停頓而作的恐怖活動)。所以電車直至1973年仍在司機位設有防護網。
講者回應說，有些參與暴動的九巴司機獲悉後，公司不能讓他們回去開巴士，但又不能任由他們沒生計埋下不穩定因子，於是給他們在巴士總站開茶水部，有些一直到現在還在做。
7. 當時的政府新聞處，有暴動專題的逐日剪報。暴動開始後幾天的5月13日出現第一個死者，在HKRS70-1-296開始之後十幾個檔案夾，全部都是各類剪報。這份報導亦可以反映香港政府的應對。因為一二三事件中澳門政府鎮壓產生死者的照片宣傳效果很震撼，港方於是嚴格控制警方行動避免產生死者，就算死了人也管制照片不許流出，以免被左派拿來作「烈士」宣傳。
8. 當時的剪報檔案，英文剪報十分詳盡圖文並茂，中文剪報則只包括社論之類的「觀點」內容。因為都是為了服務洋人高官而預備，所以只需要提供英文詳細報導，中文只需要讓他們留意到華民輿論就行了，所以只翻譯有評論的部分。
有份英文剪報就是「Mao-mad Mary」形容安裝在中銀大廈的高音宣傳喇叭。(因為以超高女音播放，故名 Mary)
9. HKRS70-3-486 Riot 1967, Chinese Press Summaries (Sept., 1967)是一個例子，當時每個月都產生了一個剪報檔案出來。
10. 除了一般的左中右中英文報紙外，政府新聞處亦收集了很多左派「戰報」。左派自己稱為「抗暴小報」，雖然香港政府不敢查封大公文匯這些左派大報，但查禁了三份左派小報。於是「鬥委會」作為報復，自己搞了五百份小報四處發放以作宣傳。
有些戰報的內容頗為刻薄，例如土共暴徒燒死林彬後有份以「招生啟事」為名的諷刺文章(《游擊戰報》1967.10.5; HKRS94-1-7)，稱「漢奸深造班」的畢業生可往閻皇殿深造，「由林彬先生教授」。
11. 之所以叫「戰報」，因為這些小報都是充斥文革和戰鬥語言，從中可以看到土共對六七暴動的看法。亦可以見到很多今日看來顯然荒謬不可能(例如稱大陸研製出一部懂得畫毛主席像、寫毛主席墨跡的電腦)，純屬政治宣傳的「新聞」。
12. 徙置區人口密集，是左派宣傳的中心，亦是政府收集資訊的地方。
暴動之所以在新蒲崗的膠花廠爆發，原因之一就是因為附近被黃大仙和東頭村徙置區包圍，有大量人力可以運用。反之，青州英泥廠也有工潮，但因為附近沒徙置區，所以搞不出甚麼來。
13. 根據徙置區的報告，當時除了有大量左派標語塗鴉外，右派也乘機出沒寫反毛反共塗鴉。但政府為免令事件複雜化，所以無論左右派的塗鴉都一概洗掉。
除此之外，還有不少左派寄信給徙置區官員，煽動官員投誠。這些信件也被官員上繳成為檔案。
14. 香港比澳門成功的是，澳門政府並沒有新聞協調，報紙都被左派壟斷，政府也只會間中在電台發佈消息，以致失去話語權。香港政府新聞處則在六七暴動期間，每日、每小時都在發放消息。現在從檔案中可見，他們甚至凌晨都在發稿，以求盡量影響傳媒和輿論。
15. 不只土共會用政治宣傳，政府也會。當時政府新聞處也發放漫畫，有幅寫「Mao needs you﹗」(很明顯是仿傚知名的美國海報)的漫畫，直接叫左派「毛主席需要你，返大陸吧﹗」(HKRS70-3-482-3 Riots, 1967)
而且政府一樣會印發傳單。當時港督上麗的呼聲發表電視演說，但很多人根本沒錢安裝麗的呼聲。既然左派把毛主席語錄印在「戰報」四處派，政府新聞處也把港督演說的撮要印成小冊子派發。
16. 可想而知的是，政府官員也找傳媒人開會，以圖影響輿論。(HKRS70-3-482-3 Riots, 1967)
在這份檔案中，附錄有一連串表達「支持政府」的組織名單，除了現在常見的街坊會之類的基層組織、或者商會工會鄉事會等之外，竟然連「多層大廈」都有份。政府也有找來那些容易被土共拉攏的小販團體支持。
這些都是曾有登報聲明支持政府的團體。甚至也有團體曾經公開支持政府，但未被列入「支持政府」的名單(可能只是官員遺漏了)，特別去信要求補加的。可見他們很怕被當成是左派團體。
同一個檔案中，講者展示一份「船灣余東船學校」的校長來信。這位校長說見到文匯報指該校成立了「戰鬥隊」，特別去信聲明澄清沒有政治活動、絕無此事、純屬中傷。其實當時很多團體(包括辦學團體)都有這類「表忠」動作，而且有很多還是延續至今，為免影響它們所以故意找一間已消失的。
17. HKRS70-1-111 Foreign (Macau Governors)中，有一份新澳督經香港機場轉船到澳門就任時，跟港府官員交流的報告。
就算是未有炸彈出現前，一二三事件後港澳關係已經轉壞(因為澳門已經是「解放區」了)。檔案中有份英文剪報(The Star, 1967.6.21; HKRS70-1-297-1 Riots, June, 1967)指「Now Fong-fong is banned in Macau」，報導蕭芳芳作品在澳門被禁的消息。講者特別請聽眾留意「now」這個字，其實是指「現在」終於輪到蕭芳芳了，之前還有誰﹖當然是陳寶珠了。因為她們兩位都不是左派影星，所以被禁了。
18. 在 China and Macau 檔案中找到一段「驚喜」，就是發現原來香港政府在一二三事件後，已經開始分析事件和研究「萬一有事」時的應對。即是不只左派在預備發難，土共在六七暴動不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英國人也早有預備。報告其中一段，更是直接講明，要防止左派製造「烈士」。呼應了前面提及的新聞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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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是歷史博物館的「關於語言，嬰兒的大腦『知道』多少﹖」(吳和德博士)

不知是否為了營造「不是上課」的感覺，講得沒甚麼組織，在下這種聽慣課的人很難寫到甚麼筆記，所以下面只有幾個點。如果看倌對語言學或演化心理學有興趣的話，或已有聞。

1. 講者其實主要是用了這段片來介紹﹕The human language series part 2

48mins﹕介紹以英語為母語小朋友的常見文法錯誤，例如「drived」(drove)、「geeses」(geese)之類，這些錯誤顯示他們並非純粹模仿大人說話(因為大人不會這樣說)。
甚至是自小用手語的聾啞小朋友也會有一樣的做法(例如表達「兩隻鴨」，他們不會用「正確」的「2」手勢+「鴨」手勢，而是直接用兩隻手各做一個「鴨」手勢)。

50mins﹕另一個文法錯誤「what do you think what's in it?」，這個「錯誤」更有趣。因為這樣說在英語文法是錯的(後面不需要再一個what's)，但原來在德國某地的方言是會這樣說的(what會重複)。暗示小朋友只是用錯了另一套文法規則。

10mins﹕有關語音的問題，有個小朋友會把母親說的「pajamas」(睡衣)讀成「jajamas」，他不懂得區分 p 和 j。但到了幾歲之後他慢慢就會分得清。

12mins﹕大家都知道，英語世界父母把小便說成兒童話「weewee」。當有個母親教小朋友應該用「urinate」的時候，小朋友直接答她「I'm a nate」。原來他把「u-ri-nate」聽成是「you're a nate」了(因為英文讀得快的時候那些音黏在一起聽來相近)。說明小朋友會以自己的方式去理解語音。

2. 五十年代末有個數學出身的博士研究生(Chomsky，後來成為麻省理工的語言與哲學系主任)，開始研究小孩子如何掌握語言。他以數學的方式理解語言，把語言看成是一堆發音(詞語)和一堆規則的組合。他認為語言不可能是單靠模仿習得的，因為如果你的大腦中沒有一套先天的語音和文法規則，你根本無從「整理」那些語音而致理解，小孩子的語法錯誤反映了背後有一套共通的「元」文法規則。

3. 網上常常可見的機械翻譯錯誤(通常是隨便用google翻譯的後果)，反映了文法規則的不明確。因為如果文法規則很清晰的話，我們只需要把一種語言的句子要素，像數學換算一般轉到另一種語言就行了。

(講者拿了篇亞洲週刊的文章作例子，這篇溫家寶訪問馬來西亞的報導有一幅照片，溫家寶身後的背景有馬來文和中文，那句中文完全令人不明所以。)

比較簡單的例子，有個普通話人用廣東話跟他說「我冇入去過博物館」。
用廣東話的我們其實只會說「我冇入過去博物館」，這只是因為普通話本來是說「進去過」，所以他以為直接轉換成廣東話就可以。
可是，如果要解釋為何用「入過去」不能用「入去過」﹖應該沒幾個「廣東話人」可以說得清。父母也沒教過，但我們就是學會了，卻連自己都說不清。

4. Cornell Laboratory of Ornithology 有個網頁介紹他們的鳥類唱歌實驗。

他們先做了一個實驗，把兩種相近物種的雛鳥從巢中拿走，單獨養大，發現牠們長大後仍能唱本物種的歌。證明牠們有先天內建的「語言」機制。

然後，他們把這兩種的雛鳥「交換」到對方的巢中，發現牠們長大後會唱養父母的歌。證明牠們也會後天學習語言。

這兩種鳥歌聲都比較簡單，如果是歌聲較複雜的鳥類，把雛鳥隔離後，牠們在一段關鍵時期(出生15-50日)沒聽到歌聲的話，就學不會唱歌。

5. 人類比較像後者。講者播出另一段片﹕Genie Wiley - TLC documentary (2003)

這個不幸的女孩被父親虐待，長期被父母隔離，連母親也不能跟她說話。直到1970年她15歲的時候才被救出。

這個女孩被救出後，學了很多字。可惜「language is not word, but grammar and sentences」，她一直只能用很簡單的句子，無法理解複雜結構的句子。

現代大腦科學進步神速，為一些被嚴重疏忽照顧的小孩作腦掃瞄，可以發現他們的大腦因為太少刺激，比一般小孩的腦小得多、摺紋也少得多。由於神經元不用就會失去連接，有些特定部位還更加萎縮了。所以父母跟小朋友多互動、多說話，對於他們的腦部發展是很重要的。

這天未去探比卡超BB兼喝薑醋之前，約了師妹去歷史博物館看展覽。

(再之前去了玩具反斗城找東西，可惜雖然找到禮物給BB，但買膠造的攪珠機玩bingo實在不行，倒不如用抽的算了。)

舊照片展是最後一天，也不准拍照，不過也沒甚麼想拍的。
有幅西人制服照，說明指可能是軍人或警察。不過看他們有皇冠加兩支槍的臂章，我想警察不會用這樣的圖案吧﹖這兩人應是軍人。
(另外有段說明英文明明是「筲簊灣東大街」，中文卻沒了個「東」字，但沒圖沒真相。)

「甲午戰後」的展覽其實主角是駱克，雖然展覽主題沒指明是駱克有點此地無銀，不過至少比那本大陸人主導的新界租借史那麼偏頗。

某參觀者「老點」在下不准拍照，事實是這個展覽可以拍照但不准用閃光燈。可以理解，不過某些信函因此拍不清楚。這裡貼幾張，純屬個人特別興趣的部分。

維多利亞女皇去世後，愛德華七世登基的港督告示，中文師爺寫得十分有趣﹕
(方某嘗試抄下來，標點由在下加上。前面加了底線因為系統顯示不到抬頭空格)

　　欽命總督香港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二等水師提督軍門佩帶頭等景星卜　　為
　　登極大典布告中外事照得我
　大行皇帝維多利亞御宇六十有四年荷天綏祜(祐?)享世尊榮功德巍峨曆數悠久不謂宵盰
　　　焦勞謝棄臣庶遽蒙
全能上帝仁慈寵召一旦
　升遐所遺神器按例應屬勢位崇隆之
　　皇太子雅理弼義華纘承大統寶位誕膺本部堂會同　陸路提督　水師副提督
　　　安立間會會督　按察使司　水師總兵官　輔政使司　議政局議員　副按察使
　　　司　定例局議員　太平紳長同心一意異口齊聲證明當代之勢位崇隆
　　皇太子雅理弼義華今因福樂尊榮兼備之
　大行皇帝賓天按例應即皇帝位為我君我主稱號曰義華第七是為大比利敦阿爾蘭一
　　　統之大皇帝是為保護正教之首領是為印度之大皇帝兼撫有香港全島及屬地者
　　　於戲際茲
　新君踐祚之初本部堂及官紳士庶等理應矢願恆以恭順自承竭愛盡忠罔敢或怠更籲
　　　禱
皇皇上帝錫之以遐齡賚之以景福俾得治理我家邦臨馭我士庶共蒙康樂之庥蓋深信宇
　　　內帝皇無論為乾之剛為坤之貞凡得登大寶者莫不重賴
上天之主所默祐也為此合行出示布告闔港居民人等咸使得知一體遵依切切特示
　　　一千九百零一年正月二十九日示

這幅是駱克對新安縣佈防的報告﹕

由北至南、由西至東分別為﹕
東莞縣、歸善縣
福永(福永分司)
新安縣正堂、右堂、儒學正堂、副堂、提標左營遊府、守府、存城
深圳(深圳汛)
大鵬左堂(左堂守府、左營存城)
大鵬城(長洲汛、大澳汛、榕樹頭汛、蒲台汛、坑口汛、塔門汛、糧船灣汛、青衣汛、鹽田汛、吉澳汛)
元朗(元朗汛)
深水埔(深水埔汛)
九龍(九龍分司、大鵬協鎮、協標左營中軍都府、左營存城千總、右營存城千總、九龍炮台把總)
東涌(大鵬右營守府、右營存城)

正如以往讀魯金(即梁濤)《九龍城寨史話》所言，自從割讓香港島後，原駐大鵬協的官員和部隊有不少都已調到九龍前線。但以這幅圖的配置，新界島嶼由水師巡邏的各汛似乎仍是由大鵬城管轄，可能是因為不方便把船隻放在九龍直接面對英國炮台戰船的威脅之故。

還有九龍寨城巡檢交給英政府的人員報告﹕

　茲將九龍寨城官兵數目開列送
覽
　　計開
　協鎮一員
　中軍都司一員
　左營存城千總一員
　幫辦存城額外一員
　左營管帶練兵官（正副）二員
　左營管帶仁勇哨官（正副）二員
　左營駐寨步守兵丁一百六十名（各衙門書差在內）
　左營駐寨步守練兵一百名
　右營存城把總一員
　幫辦存城外委一員
　右營管帶練兵官（正副）二員
　右營管帶仁勇哨官（正副）二員
　右營駐寨步守兵丁柒十名
　右營駐寨步守練兵一百名
　（左右）營駐寨仁勇一百名
　住戶共伍拾戶男婦約共貳百餘丁口
　柒月　　　　　　　　　　　　　　　　　　　　　日清單

這就是上面提及那本大陸人主編的新界租借史中，提及的卜力告示。

欽命總督香港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二等水師提督軍門佩帶頭等寶星卜為
　　剴切曉諭事﹕照得新安縣屬等處地方，勘定東西南
　　北四至界限開列於下，乃我
大英國大皇帝承
大清國大皇帝諭旨，准行批為香港展拓界址。去年十一
　　月，本部堂躬膺
寵命來督香江兼轄茲土。現擇於西曆四月十七日，即中
　　曆三月初八日，在界內一帶地方換樹
大英旗號。乃欲各安疆界，和好長敦。屆期本部堂飭屬臨
　　蒞此間，恐爾居民人等未及周知，頓開疑竇，或被匪
　　徒造謠煽惑，釀成禍端。小民無知，必至一倡百和。合
　　亟先行剴切曉諭。為此示諭新安縣屬界內等處各
　　色居民人等知悉。自示之後，爾等照常安居樂業，守
　　分營土，慎毋造言生事，煽動人心。須知新安縣屬等
　　處一帶地方，係
大英國大皇帝向
大清國大皇帝批為展拓界址之地。將來通商互市，共享
　　承平。凡確屬爾等自置田產，仍歸爾等自行管業。如
　　爾等善美風俗利於民者，悉仍照舊，毋庸更改。蓋凡
　　守內屬於
　大英國土地之人民，我
皇上皆一視同仁，務使各享昌熾康樂之福。本部堂仰體
皇上德意，自應致力以增高爾等之地位，方為盡職。故先
　　擬遴選爾鄉中耆老為素日眾望所歸者，以佐辦地
　　方事務。又妥立除暴安良之法，保護爾等鄉閭，使得
　　太平安靖，各遂其生。本部堂深信爾等具有天良，自
　　能安分守法。須知
　國家立法，本為益民起見。如有自外生成作奸犯科者，
　　定必按律懲治，決不姑寬。今與爾居民人等約，凡有
　　田產、屋宇之業主，須將契券呈出，速行註冊，以便查
　　核誰是真實業主，無得蒙混。倘
　國家需用公地，可按照價值給回爾等。須知凡屬
　大英國子民，確可保無受苛虐情事。倘有冤仰，遽情呈
　　遞。凡官斯土者，無不樂為伸理也。本部堂言出法隨，
　　毋枉毋縱，各宜凜遵毋違。切切特示。

　　　計開展拓界址及大小各海島﹕

　一北界以東經線一百一十四度三十分過大鵬灣潮
　　水漲界之處起，沿漲潮水線，直至沙頭角西為止。由
　　沙頭角西，繞沙頭角北，以小路為界。由沙頭角至逕
　　口，以小河中為界。由逕口至逕肚，以山道為界。後由
　　逕肚之西約一里處起，至深圳河口止，以深圳河北
　　岸為界。由深圳河沿海，以至東經線一百一十三度
　　五十二分過後海潮水漲界為止。

　一東界以東經線一百一十四度三十分。

　一西界以東經線一百一十三度五十二分。

　一南界以北緯線二十二度九分。

　一所有大鵬灣及後海水道俱歸大英管屬。

　龍鼓　　筲洲　　上帽洲　下帽洲　赤鱲角　大嶼山
　枕箱洲　疎哥　　長洲　　石鼓洲　茶果洲　平洲
　尼姑洲　校椅洲　馬洲　　青衣　　箔寮　　蒲台
　潞洲　　青洲　　佛堂洲　牛頭洲　吊鐘　　白蠟
　塩田子　橋嘴　　滘西　　塔門　　赤洲　　白潭洲
　黃泥洲　霜洲　　吉澳　　坪洲

大英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四月初九日示

(照片中的原文沒句讀，按書中文字版的標點加上。抬頭分段則照原文。)

這幅新界地圖，劃界顯得不太準確，后海灣有部分的蛇口竟劃為英界，不符事實﹕

不過我覺得有趣的是地名，這幅地圖的地名英譯與後來用的都不同。油麻地(Yau Ma Ti)倒還差不多，九龍是 Kau-Lung，青衣竟是 Chung-hue……

這張沒拍下來，借博物館的圖。不過看這些舊式日文其實也頗有趣的——因為我們就算不懂日文也大致看得明白﹕

(日本感謝駱克協助北里柴三郎等人調查香港鼠疫之信，信中指另附花瓶一對，但展覽沒提及這兩個花瓶是甚麼樣子。)

本年五月香港ニ於テ發生流行セル黑疫ノ病原檢索豫防治療ノ方法調查ノ為メ日本政府ハ中央衛生會委員內務技師勳三等醫學博士北里柴三郎及中央衛生會委員醫科大學教授正六位勳四等醫學博士青山胤通ヲ派遣セル處貴下ノ懇切ナ(?)ル待遇ト幇助トニ依リ病源發見豫防及病理調查上ノ便宜ヲ得タリ依テ內務大臣ハ茲ニ花瓶一對ヲ贈呈シテ聊其謝意ヲ表スヘキコトヲ以テセリ

右內務大臣ノ命ニ依リ謹テ謝辞申述候敬具

明治二十七年九月廿五日

內務省衞生局長高田善一

香港殖民地書記官
ジユー．エイチ．ステワルト．ロツカート貴下

《帝國：大英世界秩序興衰以及給世界強權的啟示》(Empire: The Rise and Demise of the British World Order and the Lessons for Global Power) Niall Ferguson著，睿容譯，新北﹕廣場，2012

作者寫這本書的原因在前言交待得頗清楚，他本身有些親人因為大英帝國的關係散居各處，對於後來政治界或史學界把整個殖民主義歷史視為一片漆黑覺得不爽，你可以把這本書看成「平反」之作。

當然，作者不至於一面倒稱讚殖民史的，殖民過程中發生的血腥和不合理行徑，書中同樣都涉獵到。作者的宗旨在於指出，「帝國」有其必要，大英帝國的出現對於全球化(尤其是經濟一體化方面)有很大幫助，作者主張「帝國」的存在利多於弊。既然大英帝國已然末落，作者認為美國不願意承認自己是一個帝國，「名正言順」地推動全球一體化，反而會導致更多不穩定的局勢發生。

這種帝國必要論，恐怕會令左翼人士很痛恨吧﹖不過我想作者有一點沒說錯的是，要不是因為有大英帝國的存在，世界經濟未必會有第一波的全球化(當然這恐怕也是左翼人士所不喜)，因為大英帝國比其他殖民帝國都更積極推動自由貿易。

又當然，我們可以公平地反問，自認「文明」的社會是否有強迫「落後」民族融入全球體系的權利。每個民族究竟是否要接受全球化帶來的利益和痛苦，甚至他們認為究竟是利多於弊還是弊多於利，道義上「應該」由他們自行決定的。雖然，現實上總是強者替你們決定了。

如果純粹從「數字」看來，全球化對大部分民族都是利多於弊，就算是淪為殖民地的社會，這些民族的財富、物質享受和壽命大都有增長。當然前提是如果你願意臣服、沒有被人攻打得近乎滅絕的話。

就像當美國總統羅斯富質問英國奴役印度人的時候，邱吉爾反嘲的那句﹕

 "Mr. Prime Minister, what do you intend to do about those wretched Indians?"
Winston drew himself up and replied: "Madam, to which Indians do you refer? Do you by chance refer to the second greatest nation on earth which under benign and beneficent British rule has multiplied and prospered exceedingly or do you mean those unfortunate Indians of the North American continent which under your administration are practically extinct!"
(來源)

「羅斯福夫人指責﹕『Indians(印度人)在英國的壓迫下，受苦受了多年。』
邱吉爾不慌不忙地回應﹕
『夫人，請問你指的是啡色皮膚，活在印度，在英國仁厚統治下，人口繁衍倍增的Indians(印度人)﹔又抑或是，紅色皮膚，活在美國，據我了解，幾近滅族的Indians(印地安人)呢﹖』」
(譯文取自蔡子強《新君王論IV﹕曾蔭權的領導筆記》，香港﹕上書局，2006)

不過就整個帝國史而言，英國人兩種事都做過。而且，被殖民所帶來的「民族自卑感」和文化震撼，也不是我們事後孔明所能彌補。

我們當然不可以世界的進步掩飾殖民主義壓迫之罪，否則跟那些聲稱六四鎮壓為中國帶來穩定發展的冷血者沒甚麼分別。但反過來，殖民主義的壓迫，是否又可以把它帶來的「進步」一筆抹殺﹖

沒有殖民主義和帝國，這些進步不會出現，這是作者的論點。這一點如果放在東亞歷史中去看，頗有說服力。畢竟如果不是列強來打開中日韓之國門，他們會很樂意繼續鎖國下去。如果不同意這一點的話，可能就需要另一本書來論述了。
(當然，我們都知道就算是「進步」，也未必是那些民族想要的，在違反自願這方面，「進步」與否是沒有分別的。)

如果要批評這本書，我倒不認為是立場問題，而是翻譯標準不一，而且在一本台灣出版的書濫用大陸譯名。

(方某人的其他書評書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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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或挑骨頭﹕

p.6 「非洲世界關於賠償及難民遣返真實委員會」那個「Truth Commission」應為「真相委員會」吧。

p.7 「英國人何以會因盲目崇拜市場而犧牲『共同人性』﹖」

其實非英國人也差不了多遠。

p.11註 「我認為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與英國統治毫無關連，也不認為英國有系統地落實種族隔離系統。」

其實英國殖民地的俱樂部制度，一般都不容非白人參與，本身就是種族隔離吧﹖

p.34 「理查．格倫維爾爵士 (Sir Richard Grenville)」
p.164 「格倫維爾．夏普(Granville Sharp)」
p.331 「格倫威爾勛爵(Lord Granville)」

譯名不一。
又，香港依街名會譯成「加連威老」。

p.38 「亨利八世於一五一三年在布列塔尼沿海就親眼目睹了地中海巨型艦輕而易舉地擊沈了一艘船隻，並損壞另一艘船，海軍部長也因而犧牲。」

海軍部長應該不會親自上陣的，我想原文應該是 Admiral ，指海軍上將。當時的海軍大臣是 Lord High Admiral。(英國也有很多這種「歷史原因」形成橫七雜八的官職名稱……)

p.40 「羅亞爾港 (Port Royal)」

其實我不明白那麼「白」的名稱為何不可直接譯成「皇家港」。

p.42 「大英帝國的崛起與其說是肇因於新教道德倫理或者英國個人主義思想，還不如說與英國人的嗜甜口味相關。」

經濟層面的解釋往往更為有力。

p.43-44 「詹姆士一世在其他方面的想法也超越了他的那個時代，這種燃燒的雜草『看上去令人生厭，聞上去令人作嘔，既損壞大腦，也讓肺部暴露於危險之中。』」

真的想講句﹕「王上英明﹗」 XD

p.44 「於此同時，英格蘭(尤其是倫敦)成為這些新型興奮劑在歐洲的交易中心。一七七零年代，八十五%的煙草和九十四%的咖啡實際上都於英國轉出口至其他地區，主要轉出口到北歐。這個現象部分反映出當時不同貨物在進口關稅上的差異，對咖啡徵收沈重進口稅限制了國內咖啡的消費，使得剛好萌芽的茶葉消費得以迅速風行。英國的特殊消費習慣多半與財政政策相關，在英國，飲茶文化總較咖啡文化略勝一籌，也是肇因於此。」

p.45 「英國消費者對新款服裝需求愈來愈多，原先一系列節制消費的立法規定民眾只能根據社會地位搭配合宜的穿著。」

這些法律不是為了節制消費，而是維持階級分野吧。(中國優而為之)

p.46 「早期英國進口貿易的經濟情況相對簡單。十七世紀的英國商人很難找到印度不生產的商品，因此英國人無法與印度人以物易物，只能使用其他地區貿易中賺得的黃金向印度人購買商品。用當代的語彙形容此一進程是為『全球化』，意思是將全世界融合成單一市場……英國人海外貿易最大的威脅並非來自掛著骷髏頭旗幟的海盜船，而在於其他歐洲人也試圖爭食同一塊大餅，亞洲即成為爭奪市佔率的殘酷競爭的核心。換句話說，當時全球化的形成得仰賴武力。」

其實第一點也跟後來的中英貿易一樣(只是中國要白銀)，這也是英國人轉為賣鴉片的誘因之一。

p.47 「特許權稅(excise tax)」應為商品稅。
「荷屬東印度公司」應為「荷蘭東印度公司」。(解釋見下一段)
「皇家的壟斷授權」應為「專利權」

p.48 「英屬東印度公司」應是「英國東印度公司」，因為成立當時印度根本不屬於英國，當時歐洲列強各自成立「東印度公司」負責遠東貿易。所以應該是「英國(的) / 東印度公司」，而不是「英屬東印度(的) / 公司」。

p.49 「Hudson Bay Company，進入哈德遜灣進行貿易之英格蘭探險者所組成的尊貴公司」究竟有多尊貴﹖

p.50 「他們將商船海軍的規模擴大了一倍」

「商船海軍」應是英文 merchant navy 的直譯，merchant navy  又稱 merchant fleet，其實都不是軍隊(雖然戰時可能會徵用)，中文應譯成「商船隊」。

p.51 「約克郡公爵 (Duke of York)」應為「約克公爵」。
p.104 「約克郡公爵詹姆士 (James, Duke of York)」亦同樣是「約克公爵」。

p.55 「多謝特 (Dorset)」似乎是個網上找不到的譯名，港譯「多實」、大陸譯「多塞特」。

p.57 「艾哈邁德沙．阿布達里 (Ahmed Shah Abdali)」

先不講「沙」字前面應該缺了個間隔號「．」，「艾哈邁德」這個譯名實在大陸之至。其實 Ahmed 讀起來只是廣東話的「阿乜」，不知大陸人為何可以譯出四個字來。
當然如果叫人家「阿乜沙鴨打里」(馬來西亞首相Tunku Abdul Rahman 曾被譯成「鴨都拉曼」，陶傑還用來抽水)似乎有點搞笑，不過譯成「阿邁德」就夠了。

p.58 「從一開始的貿易公司，東印度公司現在有了自己的殖民地、自己的外交官，甚至自己的軍隊，儼然形成了一個王國。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亞洲和歐洲的關鍵差別，歐洲列強間廝殺得你死我活，最後的勝利者還是歐洲人﹔但是，當印度各領邦開始互相廝殺，最後獲勝的可能是一個非關印度的第三勢力。」

日本人對這一點看得頗清，所以討幕期間避過了擴大內戰。可以說部分因為他們的地理位置，令他們有機會先了解西方各國遇上歐洲人介入的後果。

「邦迪切里 (Pondicherry)」

維基譯「本地治里」我覺得頗有趣的，作者用的這個譯名反而在網上幾乎查不到的。

p.61 「戰爭由印度東南方的科羅曼德爾蔓延到加拿大」爾字應屬多餘。

p.62 「約翰．哈里森 (John Harrison)」我想通常譯「哈里遜」的，而最奇的是同頁稍後又變成「約翰．哈德遜」，譯名不一兼誤植。

p.66 「印度人自以為能夠拉攏國家統治階層中的要員，成為統治階層的友人﹔與此同時，英國人卻依自身利益與印度人簽訂了某些條約和協議。英國人一開始還算遵守這些條例，等他們摸清楚這個國家的政府和習俗，熟悉各黨各派之後，便開(始)訓練軍隊，想辦法獲得一個黨派支持以消滅另一個黨派，不斷複製這種模式以逐漸融入這個國家，最終征服了它…英國人看似順服，似乎甘願受人領導，實際上是驅動這個國家機器運轉的幕後黑手。」—(印度史學家吳拉姆．侯賽因．汗 Gholam Hossein Khan, 1789)

p.68 「我們要去的那些地方，詢問任何一位國王﹕『你想消滅敵人嗎﹖』接著，便向他展示我們最擅長的軍隊操練技巧。然後，等他消滅了敵人、擴大了勢力，我們就推翻他，奪取王位，建立新王朝。」—吉卜林《霸王鐵金剛》(Kipling, The Man Who Would Be King)

這也是殖民主義惹人反感的原因之一。
所以日本人在倒幕時避免了陷入列強資助的內戰，其實是展現出極大的智慧。

p.69 「從而為整個人類謀福利」應為「整體」。

p.70 「蘇格蘭阿蓋爾郡 (Argyll)」

Argyll 和香港亞皆老道的 Argyle 是同一名稱的不同拼法。

p.77 「每隻蠟燭」應為「每支」。
「收稅官 (Exerciseman)」因為指的是收 excise 的人，相信應為「Exciseman」。

p.85 「特許權稅 (exercise tax)」顯然也是「excise」的誤植，而這種稅是商品稅，屬關稅。

p.91 「瑪麗行政區 (Maryborough)」

因為 borough 實指自治市(原意堡壘)，所以譯為「瑪麗市」或「瑪麗堡」會比較好。

「亨利．希德尼爵士 (Sir Henry Sydney)」

其實如果我們當成地名，大陸譯法是悉尼，台灣和香港譯法是雪梨。實在不需要另設譯名了吧。

p.94 「現名為基蒂霍克 Kitty Hawk」

老實說我見到這個大陸式譯名有點不爽。
Kitty Hawk 如果是航空母艦的話，會意譯成「小鷹號」。個人比較喜歡意譯。

p.95 「其他地方的農作物如小麥、水稻、甘蔗、香蕉和咖啡則可以被轉入美國」應為「美洲」。

p.100-101 「在拉丁美洲獨立之前，移民到此的一百五十萬西班牙和葡萄牙人中，只有四分之一的人是女性﹔大多數伊比利男性移民都是從當地的原住民或者迅速增加的奴隸中尋找性伴侶，其結果就是，他們的下幾代人中出現了大量的歐洲與印地安人混血兒及黑白混血兒(西班牙人和非洲人的混血)。相較之下，英國在北美的殖民者不僅數量上更多，而且由於當時鼓勵他們舉家來到這裡，因而多少保持了文化的完整性。因此，在北美與北愛爾蘭的殖民進程中，家庭扮演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因此，新英格蘭確實就像是一個嶄新的英格蘭﹔而新西班牙卻從來都不是一個新的西班牙。」

不同的移民政策，造成了不同的社會結構和歷史軌跡。對於香港會否有啟示﹖

p.103 「大屠殺在那時是斯空見慣之事」應為「司空見慣」。

p.106 「契約勞工 (indenture)」即是「賣豬仔」。
「另一類是因犯」應為「囚犯」。

p.108 「也是迫於現實不得為之的辦法」應為「不得已為之」。

p.110 「早在一六七五年，巴巴多斯島的議會就開始抱怨」

因為多讀台版書所以一看就覺得不自然，當然一查維基百科就知道﹕巴巴多斯是大陸譯名，台灣應譯「巴貝多」。

p.115 「他(John Newton)是用『它』來指稱同為人類的奴隸。同一天，他還記錄了『一個不錯的女奴十一號』的死亡。如果對牛頓而言，非洲人不過是一連串的數字的話，那麼在非洲人眼中，牛頓就是魔鬼，甚至是食人野獸。歐勞德．伊利安諾(Olaudah Equiano)是被運到英屬西印度群島並記錄下經歷的少數非洲奴隸之一，在他的記錄裡，證實了一項當時普遍的說法，認為白人(或者說紅種人)是『死神』的信徒，抓奴隸是為了吃掉他們，一些被擄獲的奴隸們相信，那些抓他們的人嗜飲的紅酒就是非洲人的鮮血所釀，而船長餐桌上的乳酪則是非洲人的大腦所製成。牛頓手下的奴隸顯然也有同樣的恐懼，他們甚至在船上的水桶中『放置家鄉的神物以消災解厄』，因為『他們相信，若不這麼做的話，所有從水桶中喝水的人最終都會死去。』」

p.116註 「因為水手們間流傳一首韻詩」應為「因此」。

p.118 「愛德華．朗在一七五七年抵達牙買加後沮喪地發現，莊園主人常在奴隸中找尋性伴侶，『許多男人，各種階層，各種素質和各類級別的人都有，他們寧願在聲色犬馬中放縱自己，也不願意在婚姻和相互的愛情中享受純粹而合法的幸福。」

除了因為人類本有的濫交傾向外，會否也是基於那些熱帶地方疫病橫行，令那些殖民者對前景沒有期望所致﹖

p.119 「阿空朋(Accompong)」、「阿科坡」，譯名不一。

p.122 「英國士兵第一次在美洲的殖民地與被殖民者交火」

其實不是「被」殖民者，那些本身就是殖民者。

p.123-124 「該場競賽將由一一名倫敦球員對上一一名紐約球員」應為「十一名」。

p.124 富蘭克林﹕「在一個世紀或更長的時間內，定居美國的英國人將遠遠超過英國本土的數量，若因此擔心英國變得無用或者對我們構成威脅，我認為是杞人憂天、空穴來風。」

其實是否「並非」杞人憂天﹖

p.125 「英國新政府廢除了有新徵稅項」應為「所有」

p.125-126 「大多數人認為，(波士頓茶黨事件)這是為了抗議茶稅的增加，但實際上，由於在茶葉進入英國時關稅較高，因此英國政府給予東印度公司一定的回扣，導致當時茶葉價格過低，而茶葉自英國出口時享零關稅，到了波士頓也僅需繳交一筆很低的關稅。如此一來，新英格蘭的茶葉價格也受到抑制，可說是前所未見的低點。因此，這次『傾茶事件』並非由憤怒的消費者發起，而是由波士頓富有的茶葉走私者所發起，因為他們無法自茶葉買賣中獲利。當時人們很清楚這次冠冕堂皇抗議理由背後荒謬的本質，一位持懷疑態度的人寫到﹕『當我們的後輩聽到暴動的起因竟是議會取消了茶葉一先令的稅賦，降低為每磅三便士時，他們難道不會覺得詫異嗎﹖這種邏輯不通的憤怒豈不是比巫術更讓人無法解釋，更讓美國歷史蒙羞嗎﹖」

世事往往就是由那麼荒謬的開端開始。

p.127 「當時只有維吉尼亞被封為『皇冠殖民地』」

Crown Colony 的譯名應為「皇家殖民地」。(古鎮煌曾有篇文說「王冠不是王冠」(《鬼聲鬼氣》，明窗1993，p.122)，正是用來解釋英文 Crown 很多時候用來指稱皇權，並非指皇冠本身。)

「一位王室官員於一七三九年曾說殖民地實際上已成為『獨立的國家聯合體』(Independent Common Wealths)」

印象中這個詞應該是 Commonwealth，不過維基百科說以前亦作 Common Wealth，所以沒錯。

(又，這篇文「皇」和「王」譯法不統一。嚴格來說，英國在佔據印度改號「印度帝國」之前，英國國王並未稱皇，在印度獨立後亦已放棄「印度皇帝」稱號。所以在美國獨立戰爭前後，英國只有「王」而無「皇」。)

p.130 「但是，殖民地的人又得到怎樣的待遇呢﹖他們不僅僅被視為附屬者，而且被視為『附屬者中的附屬者』，是『蘇格蘭、愛爾蘭和外國流浪者、囚犯後裔、可恥的反叛者等烏合之眾群聚的雜居民族』，就好像他們『不配叫做英國人，只能忍受遭到怠慢、約束、桎梏及劫掠』(富蘭克林)。」

香港似乎也是這樣。

「第一屆大陸會議於一七七四年秋天在費城的卡本特廳召開了」

Carpenters' Hall 似乎不應音譯，應意譯「木匠廳」為妥。

「格洛斯特區教長約書亞．杜克爾 (Josiah Tucker, Dean of Gloucester)」

教長這個名其實有點模糊，Dean 是教區座堂的主管牧師，聖公會稱座堂牧師，天主教稱總鐸。
(另外，Gloucester 香港譯告羅士打。)

p.133 「從某些層面觀之，實際上這是一場導致社會階層甚至家庭分裂的內戰，最深層的暴力鬥爭往往不涉及英國常規軍，而是在發起反抗運動的殖民者與那些仍然效忠於王室的殖民者之間的衝突。」

香港可能也是這樣。

p.134 「他(Jacob Duche)寫的《公禱書》就印證他在一定程度上對獨立的支持」

《公禱書》應是編輯，不應把某個牧師當作者，因為這部書是歷代傳承修改而成。

「雖然《獨立宣言》的簽署者之一還是杜謝一位姐妹的丈夫，但是當獨立戰爭正式展開之時，他又心生膽怯，回到英國國教陣營，成為一個保皇黨。杜謝的困境表明，美國革命甚至會讓一個人陷入四分五裂」

其實香港這些年可能都差不多。

p.140 「曼斯莓爾德勛爵在薩默賽特案例(Somersett's case)中就作出了出名的宣判，宣佈奴隸制在英國為非法。對大多數非裔美籍人士而言，美國獨立使得奴隸解放被推遲了至少一個世代，雖然奴隸制在賓夕法尼亞州、紐約州、新澤西州和羅德島等北部幾州逐漸遭到廢除，但在大多數奴隸居住的南方卻根深蒂固。
對美國原住民來說，美國獨立並非好事。在七年戰爭期間，英國政府迫切地想與印地安各部落達成妥協，只為了阻止他們與法國人結盟。最後，英國與印地安人簽訂條約，承諾英國殖民地以阿帕拉契山為界，印地安人仍據有山脈以西包括俄亥俄峽谷在內的土地。當然七年戰爭結束後，英人便不再遵守合約，這也引發了一七六三年的龐蒂亞克起義(Pontiac's Uprising)，但事實證明，英國政府倒是比渴求土地的殖民者更願意承認美國原住民的權利。」

Case 稱「案」便可，雖然它後來成為了一個案例。另 Somerset 新加坡譯森美實(不知為何現在變成索美塞那麼難聽)，香港譯森麻實。

更奇怪的是到後面﹕

p.156 「龐蒂亞克(Pontiac's Uprising)……戰爭之名源起於眾多領導人中最突出的Ottawa領導人坤甸(Pontiac)。」

明明以為譯了「龐蒂亞克」，很難理解為何 Pontiac (以汽車牌子計被譯成龐蒂克)又會被譯成「坤甸」這個像緬甸深山地方名。再查才發現坤甸原來是印尼地方 Pontianak (又名 Khuntien)，看來是譯者上網譯名查的時候看錯了。

p.141 「官方的第一反應就是將這裡作為一個理想的罪犯的關押之地」

應為「理想的罪犯流放地」。

p.144 「當他聽說要指派理事會協助管理之時」

我相信原文應是 Council，指行政局/行政會議。

p.147 「最後他們遺失了船隻，小屋也棄置不顧」應為「棄之不顧」。
「渴求土地的農民愈是覺得有必要的消滅他們」「的」字乃贅字。

p.149 「只對倫敦負責的立法委員會和總督常隨意忽略他們的意見。當時，英國也迷漫著一股恐慌的氣氛」

應為「立法局」和「彌漫」。

p.150 「殖民地顯然英國的人口過剩提供一條出路」應為「殖民地顯然為英國…」
「因為也們有權要求白人殖民地」應為「他們」

「杜倫伯爵為加拿大所爭取的權力，正是英國早期官僚拒絕給予美國殖民地的﹕
這樣的責任制政府體系有助於讓人民真正控制自己的命運…殖民地政府應該按照議會中大多數人的觀點來執行管理。」

中共到今天還拒絕給予香港人呢。

p.151 「當閱讀杜倫報告時，我們不難發現，字裡行間充滿了惋惜，假若美國殖民者在一七七零年代呼籲責任政府得以如願，或者說，如果英國人能夠真正落實他們所標榜的自由原則，那麼獨立戰爭便不會爆發，美利堅合眾國可能也永遠不會出現，而當千萬名英國移民背上行囊時，他們可能會選擇美國的加州，而非加拿大為目的地。」

但其餘英國白人殖民地直到1860年代才完全實行問責政府，已是獨立戰爭九十年後的事。

p.155註 「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一七三五年十月三十日—一八二六年七月四日)」
「湯瑪士．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一七四三年四月十三日—一八二六年七月四日)」

看起來像劉關張結義般「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不過查起來倒真的如此，看來美國獨立宣言紀念日對有份起草的兩老來說都是「心理關口」啦。

p.164「即便在勢力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強烈之下，奴隸貿易還是被廢除了」

應為「強烈反對」﹖

p.165 「西班牙和葡萄牙政府也被迫接受了奴隸貿易的禁令，即便在它們本國販奴是免於受罰」應為「她們」(行文習慣把國家當陰性詞)。

p.168 「千千萬萬像思雷爾福爾的人都是新的福音派帝國主義理念的先驅，他們隨時準備為了上帝而非一己之私犧牲，使得維多利亞時代的大英帝國不同於以往所有存在過的帝國。在每個傳教士背後，也可以說在維多利亞所有非政府組織背後，都有無數英國人的支持和資助。」

其實其他帝國也有些很熱衷傳教的吧﹖如果說有何不同，倒不如說是英國一般民眾都直接捐獻資助這些傳教工作﹖

p.172 「並取得串飾用的小珠子和槍隻等」應為「槍枝」。(p.403 重複了同一別字)
「允許向李文斯頓向他的子民佈道」第一個「向」字為贅字。

p.174 「但是那一位篤信耶穌的人會拒絕為主冒險……那個孩子會隨我平安返鄉﹖」均為「哪」。

p.175 「桑給巴島 (island of Zanzibar)」

大陸的譯法是「桑給巴爾」、台灣譯「桑吉巴」，一本在台灣出版的書應該跟哪個﹖

p.176 「李文斯頓得找到一個方法，讓自由勞動力將排擠掉非自由勞動力市場」的「將」字可刪。

「一八五五年十一月，他又成為首位看到也許是世上最偉大自然奇蹟(維多利亞大瀑布)的人」

他頂多是首位「白人」，當地人早就見過了吧。

p.177 「如同無數慧星朝著同一個方向飛奔，自慧核散發出一道道的水珠」應為「彗」，常見的天文別字。

p.182 「這就是為什麼東印度公司的牧師被明令禁止向印度人傳教的原因，也就是為什麼公司利用自己的權力限制傳教士進入印度，強迫那些希望傳教的人待在丹麥殖民地塞蘭坡(Serampore)的一小塊地方。正如一八零八年，公司駐印度的控制局主席羅伯特．鄧達斯(Robert Dundas)向總督明托勛爵解釋」

Board of Control在中文維基被譯成「管理委員會」，我認為後者比較合適。

p.187「地方調查官威廉．斯利曼(William Sleeman)最終你消弭了這個複雜而邪惡的神祕組織」的「你」字可刪。
「精於許騙手法」應為「詐騙」。

p.192 「當時最著名的東方者之一霍勒斯．威爾遜(Horace H. Wilson)」應為「東方主義者」。
「印度在地軍隊」應為「印度當地軍隊」。

p.193 「一八五七年兵變的起因是傳言即將發放的彈藥筒是靠動物脂肪潤滑的」應為「彈藥包」。

p.195 「安拉阿巴德(Allahabad)」，雖然其命名的確是「Allah+abad」，但令人思疑的是，它不會被讀成「Allah-habad」(阿拉哈巴德)的嗎﹖(這要問懂印度文的人﹖)

p.200 「原本旨在將印度現代化和基督教化的計劃完全走上了災難性的道路，讓英國人更顯得野蠻，實際掌管印度的管理者先前所言被證明為真，英國插手介入當地習俗只會讓自己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但是福音派卻拒絕接受此一事實。在他們眼中，兵變爆發的誘因是基督教的傳播速度還不夠快」

因為心中有偏見的人，思想已偏向一邊，事實也改變不了。

p.202 「劍橋大學的參議廳(Senate House in Cambridge University)」應為「評議會大樓」。

p.203 「中非大學傳教團(Universities Mission to Central Africa)」應為「大學中非傳教團」，要不然會令人誤會有一間「中非大學」。

p.204 「亨利與剛剛被認命為主教的」應為「任命」。
「雷夫德．霍洛威．赫爾莫(Revd Holloway Helmore)」的「Revd」是牧師銜頭的縮寫(The Reverend)，不應當成姓名一部分來音譯，稱為「XX牧師」即可。

p.206 「一六三年七月二日，探險隊被正式召回」應為「一八六三年」。

p.216 「正如有些人所說的，印度政府是『一個巨大的機器，管理著世界五分之一居民的公共事務，既不經印度人民的委託，也不需要印度人民的協助。』」

英屬印度政府也聘請了很多印度人執行職務，連軍隊也有大量印度人，怎可能「不需要印度人民的協助」﹖

p.219註 「加崙」應為「加侖」。

p.221 「到一八八零年世界跨海電纜總長一五萬七千零二十一公里(九萬七千五百六十八哩)」應為「十五萬……」。

p.229 「印度事務部部長斯塔福德．諾斯科特爵士(Sir Stafford Northcote)」

其實有個同姓的香港總督，譯名「羅富國」，好聽得多了。

p.230 「馬格拉達」應為「馬格達拉」(參p.228)。
「整個山谷回盪著呼聲﹕『上帝拯救了女王』」，「God save the Queen」應為「天佑女王」，被綁架的又不是女王，何需拯救。

p.231 「有些改變不過是舊瓶裝新酒」，似應以「新瓶裝舊酒」更妥。

「印度最高統治者的頭銜自Governor-General(總督)改成了Viceroy(仍為總督)」

雖然兩個英文名中文同譯總督，不過中文裡這樣譯其實不通順。應該指明「字面意思為副王，中文仍譯總督」。

「他是孟加拉工程師隊的准將」

應為「孟加拉工兵團」，因為軍隊中 Engineers 稱工兵。

p.237 「印度公務機構(India Civil Service)」

應為「印度公務員」，因為這個詞是泛指那一批為政府服務的公務員，而非一個政府機構。

「一個英國公務員能否照著咬國政府對地方官員的期待，有能力管理四萬四千零三十平方公里(一萬七千平方英哩)土地上多達三百萬的印度人呢﹖」

初看時以為寫錯了，若不是不只一個人管，就是被管的印度人應該有幾億吧。不過再看下去就知道自己會錯意，因為這段的意思是指這些英國來的公務員(嚴格來說他們是印度公務員而不屬於「英國公務員」之列)，會被個別分派去管理各區，每一個人負責管理約三百萬人之譜(大概是平均數)。

p.239 「如果那位應試者承認權利能帶來快感，那他就註定被淘汰。」應為「權力」。

p.244 「政府抗辯人」應為「政府律師」。

p.245 「只能與當菁英合作」應為「當地」。

p.257-258 「就在反伊爾伯特法案運動最高潮之時，一位英國女性胡默就指控清潔工對她性侵害，但後來證明他們實際上是一對情侶，這項指控並不屬實。只不過在當時那種狂熱的氛圍中，這件事也被有心人士利用來證明當地男性對歐洲女性心懷不軌。
為什麼英國人總是將印度法官審判英國女性的威脅與印度男性性侵英國女性的危險聯結在一起﹖事實上，英國男性性侵害印度女性的案子也比比皆是，一八八八年之前，甚至還存在供英國士兵娛樂的合法妓院。伊爾伯特法案不僅僅撼動了總督府所在軍營的銅牆鐵壁，甚至有撼動普羅大眾臥室磚牆之勢，號稱統治了三點五億印度人的九萬白人，卻將性侵異族女性的自由視為法律面前的平等。」
註﹕「性焦慮的可能原因在於英國人意識到，原本在『白人和黑人』之間存在的明顯的界限在現實生活中往往很模糊。在與歐洲人相處了二個世紀後，混血人群(所謂的歐亞人)在印度人口的已有相當的比例，他們常常受雇於公共部門的底層職位，特別是在鐵路局和電報局。反對異族通婚是維多利亞時代後期的顯著特徵，吉卜林至少寫過兩篇短篇小說，指出一項『事實』——女性手指甲顏色是血統純正的最好證明，手指甲底部半圓若顏色黝黑代表血統不純正。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一位出生於印度的聲名狼藉的英國士兵，其父只不過藉一位緬甸女性的雪茄煙點自己的香煙，其母目睹此景後不由得驚呼﹕『正是這種放任的行為才導致西姆拉有三萬名歐亞人。』白人男性和印度女性之間司空見慣、你情我願的性關係卻無法適用於印度男性和白人女性，社會主流意見因無法接受而繪聲繪影產生許多閒言閒語。」

只准白人男性搞印度女人，不容印度男人跟白人女人混，這種心態其實跟唐人有點像(唐人也是以男人娶白人為榮，女人嫁洋人為恥)。而兩者的勢力恰好相反—當時英國人是優勢民族，唐人居劣勢。
既然白男印女的接受度比印男白女高，可見種族界線模糊其實也不算主因(否則兩者都絕對不容)。在下胡猜，在父系社會中「把我族血統伸延得更遠」的意識才是原因。

「二個世紀」應為「兩個世紀」，「在印度人口的」應為「在印度人口中」。

p.258 「康諾特公爵(Duke of Connaught)」，香港稱之干諾公爵。

p.259 「受過教育印度地方法官和他們的同儕們此時真正看清楚大部分英國僑民原來打從心底對他們心存蔑視，伊爾伯特的一位同事就不安的察覺到，媒體上反對伊爾伯特法案的言論愈來愈肆無忌憚，那些投書中『充滿了對當地人的謾罵和污辱的抨擊，鐵路保全人員或者靛青種植園工頭們似乎都在踐踏這些印度人，好似主人虐待奴隸之後免於懲處。』『政府原本蓋在兩個民族的脆弱關係之上的政治面紗，已經赤裸裸地在全體印度人面前，被一群揮舞著拳頭的暴民撕成兩半。』如今，就像他所憂慮的一般，伊爾伯特法案的真正重要後果將逐步顯現，『白人兵變』本身無足輕重，但白人兵變過程中所激發的種族對立卻逐漸在印度本土社群中發酵。」

種族歧視之毒，可以在短時間毒發。

p.261  「索爾茲伯里伯爵(Marquess of Salisbury)」很明顯是個大陸譯法，港譯「梳士巴里」。
「德貝郡(Derbyshire)」應譯「德比郡(兩岸) / 打比郡(香港)」。
「印度事務辦公室」應為「印度事務部」，英國的「Office」可以是一些內閣部門的名稱，通常都是較古老的部門。

p.263 「史都華．弗雷澤爵士(Sir Stuart Fraser)」明顯也是大陸式譯法，繁體字的譯法通常是「費沙」。

p.265 「腓特烈．盧迦(Frederick Lugard)」以香港譯法應為「盧吉」。

p.269 「當英國的特別行動小組突擊了加爾各答五個受人尊重的場所時」是哪五個﹖

p.270 「一九一一年時，英國作出了讓自己顏面掃地的決定——撤銷分割孟加拉，只不過諷刺的是，印度獨立之後，孟加拉又被分割開來。整個事勢發展只說明了一件事﹕單方面的示弱絲毫無法阻止恐怖主義活動。」

這不是因為示弱，是因為時勢不對嘛。而後來孟加拉之所以分割，也一直被一些人指斥為英國人撤走前的陰謀。但其實說是「陰謀」也有點不合適的，因為英國人對各殖民地原住民一直都是「分而治之」，這並不算是陰謀。回教徒和印度教徒不和只是分而治之策略的自然後果。

p.271-272 「印度人把錢花在英國人身上值得嗎﹖英國統治階層自然認為是值得的，但即便是寇松也曾承認英國人統治印度『也許對我們(英國人)有利，但並未給印度人帶來相同的好處，甚至可以說根本沒有任何好處。』印度民族主義者對此深表同意，他們抱怨外國人擅自將印度的財富納為一己之私，但實際上，全面審視一八六六—一九三零年印度的外流資金與殖民地的貿易順差，外流財富不過佔印度國內生產淨值的一%，遠少於荷蘭同期透過其東印度公司在印尼所獲取的財富佔七%—十%的印尼國民生產淨值。
另一方面，英國也對印度的基礎建設、灌溉系統及工業進行大量的投資，至一八八零年為止，英國已經在印度投資了二點七億英鎊，幾乎佔其海外投資的五分之一﹔至一九一四年，英國在印度投資已達四億英鎊。另外，在蒙兀兒王朝時代，只有五%的土地受到灌溉﹔英國統治時期，英國人將印度受灌溉的土地面積擴大到了原來的八倍，當英國統治結束前夕，四分之一的印度國土得到灌溉。」

英國式的殖民主義一直是把殖民地當成一盤生意來經營，比純掠奪式的殖民算是「良性」一點。

p.273 「當然，在英國人的統治之下，一般印度平民並未變得富裕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確實，在一八七六—一八七八間的飢荒，英國一心偏袒自由競爭經濟的作法實際上導致事態發展更為嚴重」

自由競爭並非任何時候都適用，歷史不斷有明證。只是那些市場原教旨不顧事實。

p.274 「即使英國統治並未大幅提高印度人的收入，但一般相信，如果印度兵變成功，蒙兀兒王朝復辟，情勢將更為嚴峻，正如當時的中國並未在中國人的帶領下而變得更為富裕。」

當時也算不上是「中國人的帶領」，畢竟滿人跟漢人是兩個民族，互不認同。當然我們也可以說，就算之後漢人奪回了政權，中國也不見得更富裕就是了。

p.283 「羅德斯(Cecil Rhodes)並不僅僅滿足於位於金伯利(Kimberley)德比爾斯(De Beers)鑽石礦場的鉅額獲利，他不僅想致富，更希望成為一個帝國的締造者。……在羅斯柴爾德銀行提供融資的挹注之下，羅德斯的德比爾斯鑽石公司併購法蘭西斯公司(Compagnie Francaise)，緊接著又進行最後一次重要的合併，收購了規模更大的金伯利中央公司(Kimberley Central Company)，最後罜德斯的德爾比斯鑽石公司取得獨大地位。外界通常認為，羅德斯擁有德比爾斯鑽石公司，但實際上並非如此，納斯尼爾．德．羅斯柴爾德(Nathaniel de Rothschild)才是羅德斯背後更大的股東，羅斯柴爾德一八九九年所持股份是羅德斯的兩倍。」

想不到 De Beers 的崛起也跟帝國主義有關係。

p.285 「那個裸裎的馬塔貝萊人經得起這樣的槍林彈雨﹖」應為「哪個」。

p.293 「亞歷山大港加強防禦，蘇伊士運河上築起了一座水壩」，我想原文應是「dam」，但水壩通常是指橫亙在河道上的壩，運河不是河不應有水壩(船怎麼行﹖)，這裡應該是指運河邊的河堤。

p.296 「為了讓《總議定書》看上去無懈可擊，第三十五條又模糊地規定簽字各國『有責任在非洲大陸沿海佔領地設立權威機構以保護現有權力。』至於當地統治者及其人民的『現有權力』，顯然不在議定制定者的考慮範圍內。」

原文應為「authorities」，其實不是甚麼權威機構(聽起來很像指皇家學會是科學權威機構般)，而是有權而且威武的「執政當局」。英文維基條目描述為「The word Authority with capital A refers to the governing body upon which such authority (with lower case a) is vested」

p.302 「據《聖詹姆斯雜誌》(St James Gazette)所刊登的消息表明，維多利亞女王管轄著『一個大陸、一百座半島、五百個海角、一千個湖泊、兩千條河流，以及一萬座島嶼。」

原本以為這個 Gazette 是憲報，但一查發現真的是本雜誌。

p.311 「《海洋或英國及其殖民地》(Oceana, or England and her Colonies)」，我原本想應為「大洋洲，或英國及其殖民地」。不過大洋洲是 Oceania，Oceana 好像沒有中文譯法，但顯然不只是「海洋」的意思。
我想基於再之前有 The Commonwealth of Oceana 的著作，似乎譯成「海洋國」比較合適。中文維基有一個美國同名郡的命名由來被說成「大洋國」，可是這個「大洋國」就被連到政治諷刺小說《一九八四》，這樣譯顯然容易令人誤會。

「約瑟夫．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早年於伯明翰製造木質螺旋起家」，他是那個因綏靖政策知名的張伯倫的父親。

p.311 「與美國建立商業聯盟就意味著在美國和英國的自治領地之間實行自由貿易」
註 「一八六七年，加拿大、新斯科舍省(Nova Scotia)以及新布朗斯維克省(New Brunswick)聯合組成『以加拿大為名的自治領地』，而加拿大的其他省份也逐漸接受這樣的安排。自一九零七年起，自治領地的地位拓展至所有白人自治的殖民地。」

專門名稱應為「自治領」。

p.316 「在維多利亞女王的統治時代共發生了七十二次獨立的英國軍事行動」是英文語序，中文應寫作「在維多利亞女王統治的時代，英國共發起了七十二次獨立的軍事行動。」

p.326 「每個人都有生存的權力，但這並不是說每個人都有繁衍後代的權力」應為「權利」，原文應為 right 而非 power。

p.330 「驅逐喀土木的埃及軍隊」

那些蘇丹回教徒不是埃及的軍隊吧。

p.335 「德國陸軍武官馬約爾．馮．蒂德曼(Major von Tiedemann)」

這顯然是譯者搞錯。因為 Major 是軍階「少校」，不能當成名字來翻譯，這人是馮．蒂德曼少校。

p.339 「天主教加爾都西會老教士、現任陸軍上校統領貝專納第一軍團的『史蒂夫』貝登堡。」的「上校」後面應該有頓號(、)。

p.343註 「一九三零年代英國駐柏林大使內維爾．韓德森爵士(Sir Nevile Henderson)回憶到有一次他向納粹德國僅次於希特勒的人物赫德曼．戈林抗議納粹集中營的不人道時，戈林從書架上取下一本德文百科全書，翻到『集中營』這一頁，大聲的唸出﹕『英國人於南非戰爭時首次實施(集中營)。』」

因為自己先做錯了，之後就無法理直氣壯了。

p.349 「格萊斯頓於一八七五年下半年以每股三八英鎊」應為「三十八」
「又再加碼一點五萬英鎊」應為「一萬五千」

p.352 「雖然以當時的時空背景來看，英法聯盟有益處，但事後分析，但更明智的作法是與德國結盟」後一個「但」字乃贅字。

p.353 「這個想法解釋了英國於一九零五年及一九一一年支持法國抵抗德國佔領摩洛哥的不因，即便是事實上德國是有理的一方。」

大家都是在搶佔殖民地，很難理解為何可以判定德國比較「有理」……

「戰鬥艦以及作戰巡洋艦」應為「戰鬥巡洋艦」。
(後話，其實我所知的 battleship 中譯為「戰列艦(大陸) / 主力艦(台灣)」，不過既然台灣也有譯「戰鬥艦」的話，那就不能算錯。)

p.354 「愈來愈的作者開始描繪德國軍事力量對大英帝國的威脅」應為「愈來愈多」。

p.355 「一九零九年勒克蒂的《皇帝的間諜》(Le Queux, Spies of the Kaiser)」應為「德皇」。

p.361註 「阿弗列德．哈姆斯沃思，第一代諾斯克里夫勳爵(Alfred Harmsworth, 1st Viscount Northcliffe)」，Viscount應為「子爵」，當然子爵也屬勳爵之一。

p.363註 「哈爾庇(Harpy)，希臘神話中的　身女妖，意為『搶奪』」應為「鳥身」。

p.366 「比利時對名義上『獨立』的剛果所實行的統治根本就是濫用人權的代名詞。」

Abuse不應直譯「濫用」，這裡是「侵犯」之意。正如 Child abuse 不是「兒童濫用」而是「虐待兒童」。濫用人權字面是當事人濫用「人權」概念圖利自己，而非被人虐待(反而像是虐待其他人吧)。

p.367 「莫瑞爾看到大量像膠從比利時運出」應為「橡膠」和「剛果」。

p.375 「只要被懷疑德國運送物資」應為「被懷疑為德國」。

「重新啟用尼爾森時代海軍部所熟知的護航系統後」，我想應是指那位著名海軍將領「納爾遜」。

p.376 「雖然徵兵活動後來在兩次澳洲全民公投中都遭到了否決，但早期的志願軍熱潮確實是令人印象深刻，值得注意的是，很大一部分的澳洲志願軍出生在英國，加拿大的志願軍也多半是相同的情況。」

可見身在外地但「心繫祖國」也不純是唐人才有的心態。(當然，這些軍人仍是效忠於移民國的軍隊，而非直接參加英軍。)

p.377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約有超過一百萬的印度人曾在海外服役，幾乎相當於四個白人自治領的派軍總數。」

後一頁四個白人自治領是澳洲、紐西蘭、加拿大、南非。

p.382 「藉由授予封地蘭卡斯特(Duchy of Lancaster)來打發邱吉爾」

我想就算邱吉爾再勞苦功高都不可能封他蘭卡斯特公爵，更不要說在加利波利戰役大敗之後。因為蘭卡斯特公國是屬於英國君王本人的采邑，這樣跟謀朝篡位沒分別。

這如果不是原文寫錯，就是譯錯，事實應該是把原任海軍大臣的邱吉爾，改任蘭卡斯特公爵郡大臣(Chancellor of the Duchy of Lancaster)來打發他。這個職位顧名思義是為君主管理蘭卡斯特公國的地產和收入，但事實上沒甚麼事需要他去管(財務管理自有經理代謀)，只不過是英國內閣中一個不管部大臣的職位而已。簡單點說，即是調任閒職以作懲罰。

p.387 「富藏磷酸鹽的諾魯則被兩個澳洲自治領和英國瓜分了」

令人奇怪是哪兩個，上網查其實是英國、澳洲、紐西蘭共管，那就不是「兩個澳洲自治領」啦，應是「兩個南太平洋自治領」。

p.389 「美國奇怪的共和制政府就是源於希臘」

應是羅馬吧﹖正如御宅王那本《征服世界是可能的嗎》提過，美國連參議院也是直接用羅馬元老院的名字(Senate)呢。

p.393 「在一九零四年加入錫蘭的文員機構」應為「錫蘭政府」或「錫蘭的公務員行列」。

p.394 「他的父親是錫蘭的咖啡莊園主」上網一查才能確認錫蘭真是有咖啡出產的。
「甚至在沙漠中煽阿拉伯人反抗土耳其」應為「煽動」

p.395 「一九二四年出版的《印度之旅》(A Passage to India)……『我們不是為了作出討人喜歡的行為才來印度。』」

這個譯法不是錯，只是讀起來好像不太通順。

p.396 「大衛．羅(David Low)」，我想香港觀眾一定會想起「盧大衛」 XD

p.399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戰後工會力量的強代不僅激化了勞資雙方的衝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九二六年的大罷工，更代表工資削減幅度落後於價格降幅，而實際工資的增長導致失業率上升」

當然可以這樣說，不過實際(質)工資下降，也只不過代表更多人有工作也吃不飽而已。除非有低收入補貼制度，否則政局不穩自可預期。

「雖然英國與自治領之間的政治聯繫因一九三一年的《國會法令》(Statute of Westminster)而變得鬆散」

「國會法令」這個詞可泛指所有由國會通過的法令(Act)，並不能準確對應這一種特別的法令，維基百科譯成「西敏法令」。

p.405 「聯合休業」應為「罷工」或「罷市」。

p.410 「獲取　民地」應為「獲取殖民地」。

p.419 「鐵路直徑穿過一塊長七十三公尺、二十五公尺高的巨石」應為「直接」。

p.420 「還有多處　傷和肋骨骨折，已幾近崩潰」是「瘀傷」﹖還是其他的傷﹖

p.422 「一九四一年帝國日的宣傳口號似乎是對早期納粹口號的拙劣模仿﹕『一個國王、一面旗幟、一支艦隊、一個帝國』，但是，這個口號多少也反映當時的情況。」

但英國每個殖民地和自治領都有自己的旗幟，那就不是「一面旗幟」了吧﹖

p.426 「一九四三年，美國起草一份《民族獨立宣言》草案似乎表達得更為明顯，一位英國官員因此感嘆，『它的整個主旨就是期盼大英帝國最終分崩離析』。」

這個是基於羅斯福認為大英帝國妨礙了聯合國的理想和美國本身的利益吧。(一直到後來英國明顯衰落而蘇俄威脅更大為止。)

p.427 「羅斯福似乎也不認為廣袤的俄國歐亞帝國的基礎應建立於託管關係之上，英國官員稱之為『海水謬見』，意指若殖民地與殖民母國遭到海水阻隔，殖民地的待遇多多少少都會不同。」

p.437 「但是，大英帝國真正偉大及高貴之處在於它付出了沈重代價才獲得勝利，對大英帝國而言，這項勝利所帶來的效應卻是得不償失，最後，為了阻止德國人、日本人和義大利人建立他們的帝國，英國人不惜放棄自己的帝國，難道這樣的犧牲還不足以洗清大英帝國的其他罪惡嗎﹖」

問題是大英帝國並不是出於利他而與軸心國作戰，軸心國要建立帝國，自然就要消滅大英帝國才能成功。所以大英帝國是為了避免被消滅而作戰的。這當然不是說英國人就沒有貢獻，但並不能說成那麼無私，為了拯救世人才犧牲了大英帝國。大英帝國是為了抵抗想打倒她的敵人而不支的。

p.439 「日本統治韓半島的方式也因三一運動的影響」應為「朝鮮半島」。
「許多場戰場是在不尋常的潮溼天候下進行」應為「戰事」。

p.445 「如果沒有大英帝國，英國根本不可能抵擋得住德國和日本的進攻。」

德國方面沒錯，但如果沒有大英帝國，英國根本在亞洲沒有領土，也就不會受日本進攻吧。

「如果不是大英帝國，一八四零—一九三零年間不會出現那麼多的自由貿易，如果英國在十九世紀下半葉放棄殖民地，那麼這些市場的關稅勢必會提高，或者引發其他形式的貿易歧視。我們甚至不需要假設也能找到現實的依據，美國和印度獨立之後都採取了高度保護主義政策……考慮到一九三零年代大英帝國的權力削減後，全球經濟因保護主義的盛行導致了災難性後果，大英帝國自由貿易政策至少沒有造成全球貿易的損失，反而是帶來了不少益處」

我想貿易歧視這個詞在中文比較難明，用貿易壁壘比較易明。

p.446「大英帝國也促進了資本向低度開發地區的流動。雖然國際金融整合的某些評估指標似乎表明，一九九零年代的跨境資本流動比一八九零年代的規模更大，但事實上當今的許多海外投資都發生在已開發國家之間。一九九六年，只有二十八%的國外直接投資流向發展中國家，而在一九一三年該比例為六十三%。再透過另一個更為嚴格的指標來看，一九九七年只有五%的世界資本投入了人均收入不到美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二十%的貧窮國家，而一九一三年該數據是二十五%。」

簡而言之，作者的意思即是說，只有當落後地區直接屬於某個強國(當然尤其是英國)，成為宗主國才會願意投入大筆資本來建設。獨立自主的代價就是未必確保到有足夠的投資去進行現代化。

p.446-447「上述原因說明，將大英帝國主義視為造成殖民地國家貧困的罪魁禍首的看法是相當有問題，這倒不是否認許多前殖民地極端貧困的事實，例如英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如今是尚比亞的二十八倍，代表尚比亞的一般國民每日只能靠不足兩美元過日子﹔但要將這一切歸咎於殖民主義，並無說服力，因為當殖民時代結束時，英國與甘比亞的收入差距並沒有那麼大，一九五五年英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只有尚比亞的七倍，反倒是獨立之後，前宗主國和前殖民地的差距才日益擴大。除了波扎那以外，撒哈拉以南的所有非洲殖民地都可見到一樣的情況。」

是甘比亞還是尚比亞﹖按道理不同無端端轉引另一國家的，所以相信應是尚比亞之誤。

p.447 「如果英國人像西班牙人一樣，征服的地區早就建立起了複雜的城市化社會，殖民統治的影響往往更趨於負面，因為殖民者更傾向於掠奪現成的財富，而非建立自己的體制。事實上，這也許是對有些社會在殖民後產生『巨大落差』的最好解釋，例如十六世紀，印度和中國可能是世界上最先進的經濟體系，到二十世紀卻淪為貧窮國家之列，這也解釋了為什麼英國能夠超越西班牙和葡萄牙，正是因為作為帝國競賽的後起之秀，英國不得不在維吉尼亞州和新英格蘭等前景渺茫的荒原上白手起家，而不是入侵墨西哥和祕魯等國更有掠奪價值的城市。」

p.448 「十九世紀中葉的英國對印度和其他殖民地管理就具備兩項不尋常的特點。首先，英國的行政管理的成本低而效率高﹔其次，行政體系相當清廉。英國管理出現的錯誤通常是疏忽所致，而非有意為之。對照起當今經濟的疲軟、政府的過度開支，以及公共部門的腐敗之間顯而易見的關連，人們還是可由英國在印度建立的行政體制汲取重要啟示。」

其實這一以古諷今，並不公道。畢竟古代政府的職能比現在少得多了，人民對政府也沒甚麼要求。正如中國的政府和考試體制也曾是英國人建立職業官僚系統時的參考。

「一九—二十世紀」應為「十九」。

p.449 「從很大程度上來說，英國的統治確實有其良性影響，根據諸如西摩．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等政治科學家的著作，前英國殖民地在實現獨立後得以持續實現民主的機會遠遠超過其他國家的前殖民地。事實上，人口在一百萬以上的國家在擺脫殖民地統治後，不屈服於獨裁統治的國家幾乎全都是英國殖民地，誠然，還有許多英國前殖民地未能保有自由體制，例如孟加拉、緬甸、肯亞、巴基斯坦、坦尚尼亞和辛巴威等，但在五十三個前英國殖民地中近二分之一的國家(共二十六個)在一九九三年仍是民主政體，其中的原因在於英國的統治方式，特別是在『間接』統治的情況下，鼓勵了菁英階層相互合作」

英國因為沒鏟除本土的權貴，所以獨立時通常比較容易接手。不過另一問題可能就是政府容易被這批權貴把持吧，當然這樣的半吊子民主(就算如馬來西亞那種朋黨政治，或新加坡的李光耀式威權主義)，也許還是比國家不是陷入內戰就是極權統治比較好……沒有本土權貴階層，可能連假民主都搞不成。

「在此必須指出的是，如果沒有大英帝國，這個世界未必能穩定繁榮。後帝國主義時代的特點就是同時存在經濟全球化和政治分裂兩股相互矛盾的趨勢—經濟全球化促進了經濟成長，但成果分配極不均衡﹔政治分裂主要與內戰和政治不穩定相關，造成原本貧困的國家更加貧窮。」

p.450 「一九一三—五十」應為「五零」

「只是前一個時期的全球化拉近了全球的收入水準，特別是在大西洋兩岸的經濟體間，而近期的全球化則導致了全球經濟發展的明顯分化，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與世界其他地區的發展差距特別明顯。不可否認地，造成此一現象的原因部分歸咎於經濟全球化的不平衡性，例如，資本流動主要發生在已開發國家之間，而貿易和移民仍然受到許多方面的限制，這些現象在一九一四年之前的全球化進程中卻比較少見，主要由於在帝國架構的影響下，政府往往鼓勵投資者投資開發中的經濟體。」

這說明了在殖民體制下，人和資本流動反而比較容易，因為政府想營造同屬一個大帝國的氛圍。

p.450-451 「這種政治分裂情況產生了兩個弊端﹕小國家往往是早期多民族政體內戰的產物，內戰是一九四五年以來最常見的衝突形式，本身就具有經濟破壞性。以經濟角度觀之，即使在和平年代，小國仍必須建立起包括邊防哨所、官僚及其他機構以形成國家機器，所耗費的經費和人力將導致效率低下。政體的繁殖(或者說國家的分裂)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成本，往往成為戰後世界不穩定的主要來源。」

其實是否也可以說，這是政體未能跟上新時代對民主和自治的需求，所以導致這種「寧願效率低下也要獨立」的情況﹖

「這些趨勢恰好解釋為何歷史並未因蘇聯在一九八九—一九九一年的解體而『終結』，以及冷戰後的世界為什麼陷入了持續不穩定的局面，最顯著的事例無疑是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一日對世界貿易中心和五角大廈的恐怖攻擊。」

以為歷史會因為一個「邪惡帝國」的倒台而「終結」，本來就是過分樂觀或片面的看法。
以個別「罪魁」或「邪惡軸心」來解釋眼前的問題，通常只能當成政治口號，在大部分時間都不符合現實。因為現實中問題的成因通常都很複雜，解決了其中一個，不代表就解決到其他的，更不代表問題會得到終極解決。

p.454 「庫柏(Robert Cooper)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案，就是建立『一種新的帝國主義，關注人權和普世價值，這種帝國主義就像所有帝國主義一樣，旨在帶來今日依自願原則所建立的秩序和組織』。這種『後現代帝國主義』的確切本質，他暗示，我們也許可以看看現有的『建立在自願原則基礎上的全球經濟帝國主義』的權力，這指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權力，以及他所稱的『鄰國帝國主義』，指的是在鄰國的不穩定因素可能蔓延到境外的情況下，一國可干涉鄰國事務，歐盟其實就是實行庫柏的新帝國主義機構。」

矛盾在於，有多少國家會「自願」屈服於帝國之下﹖所謂「以力服人」，靠軍隊或IMF並不帶來本質上的分別(當然兵不血刃算是文明了一點)。
歐盟至少讓所有加入的國家都能參與政策決定，那跟IMF的強勢又有點不同了。

p.455 「或許布萊爾的演說和庫柏的文章都清楚地顯示，帝國思維還是深植於受過高等教育的社會菁英的腦海中。但這兩人的論點都存在一個突出的缺陷，即暗示理想主義將戰勝現實主義。現實的情況是，無論是布萊爾所說的國際社會，還是庫柏所說的歐盟，都無法扮演新的大英帝國的角色，因為這些組織既無財源，也無軍事資源。聯合國及其所有附屬機構的營運費用每年約一百八十億美元，約占美國聯邦預算的一%，而歐盟的總預算只不過稍稍高於全歐洲國內生產總值的一%，不到各國支出的五十%。就此看來，無論是聯合國還是歐盟，與其說像羅馬皇帝統治下的羅馬，倒不如說像羅馬教皇統治下的羅馬，史達林曾針對羅馬教皇提出了一個有名的問題﹕『他有多少師﹖』」

「占」應為「佔」。

p.456 「令人吃驚的是，英國在沒有高額國防開支的情況下，就能統治泰半的世界版圖。確切地說，一八七零—一九一三年期間，英國每年平均國防開支為國民生產淨值的三%，在十九世紀剩餘的時間裡，這一比例甚至更低。這項經費可說是花在刀口上，從理論上說，帝國主義希望建立開放的國際市場，但實際上，全球自由貿易過去不是自然產生的，現在更不是，實際上，大英帝國強行推動了自由貿易。」

現在變成了美國以世貿組織推動自由貿易而已。不過以往英國推行的自由貿易，跟今日發達國家一邊強迫窮國自由貿易，自己又一邊製造貿易壁壘，是否有分別﹖

「今日的美國比世界其他區域都富裕得多，更甚於早年的英國。一九一三年，英國在世界總產值的佔有率是八%，一九九八年美國在世界總產值的佔有率是二十二%。至少從財政角度來說，即使美帝國通過像阿富汗戰爭那麼小規模戰爭進行擴張，沒人敢說它的擴張成本十分昂貴。二零零零年美國國防支出僅占國內生產總值的三%，一九四八— 一九九八年期間的平均國防支出佔比還維持在六點八%，即使在大幅削減軍事開支的情況下，美國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具有無可比擬的金融和軍事技術實力，國防預算是中國的十四倍，俄羅斯的二十二倍，與對手相較，大英帝國從未享有如此優勢。」

p.457 「今日的『盎格爾全球化』進程由以下三方面展現出與過去的不同。仔細觀察，我們可以發現，美國的實力可能並非是自然形成的帝國霸權，以前大英帝國的權力依賴於龐大的資本和人員輸出，但是美國自一九七二年以來一直是個資本淨流入國家，二零零二年的流入資本達國內生產總值的五%之多，而且，它仍然是受世界各國人民青睞的移民目的地，但美國人很少向外移居和殖民。大英帝國的殖民文化可追溯至伊莉莎白時期，在其鼎盛時期建立起一個泰然自若的帝國主義文化﹔反觀美國並不願意統治其他國家的人民，正如布萊爾的演講所暗示的，美國並非是從廢奴戰爭中誕生的，而是從反對大英帝國的戰爭中崛起的。自一九一三年伍德羅．威爾遜幫助墨西哥的民選政府重新執政開始，美國的行動模式大致上都是先有初步的軍事行動，之後介入該國事務、舉行選舉、迅速撤退，直到下一次危機來臨，最近的幾個例子是海地和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很可能會成為下一個證明。」

p.460 「比大英帝國，如今統治世界的帝國有過人之處，也有不足之處，它有更強大的經濟、更多的人口，更強的武力。但是，這個帝國缺乏向落後地區輸出資金、人口和文化的動力，儘管這些地區十分需要協助，同時一旦其需求被忽略，它們將成為危及帝國安全的最大威脅，簡單地說，這是一個不敢稱自己為帝國的國家，一個否認事實的帝國。」

[現代社會中的「童年」想像與建構—梁以文博士]

1. 我們首先留意一下法律對兒童的界線。
例如香港的僱傭條例禁止童工，未滿十五歲的兒童不可在工業經營中工作。
可是，疏忽照顧兒童條例(方按﹕其實是侵害人身罪條例)卻規定，可十六歲以下的兒童獨留在家乃違法。
那就有問題了，一個年滿十五歲但未及十六歲的少年，法律認為他可以在「老麥」打工養活自己，但獨留在家就會出事嗎﹖
法例的內容，反映了社會對青少年能力的想像。

前陣子發生過一宗案件，一對父母回鄉探親，帶著最小的三歲孩子，其餘六至十五歲的五姊妹則留在家裡。後來因為其中一個九歲的在店舖偷糖吃，事件揭發父母被捕。可是，如果「大家姐」是十六歲的話，同樣的案情就未必犯法，因為大家姐已有監護人的資格。因此有建議把獨留兒童的年齡門檻降低至十四或十二歲。

無論年齡門檻最後是否修改，這些事件都反映出我們對「兒童」能力的看法，並不只看個人的教養(家教)如何，還是「社會建構」的概念。所謂「社會建構」，是指並沒有一個內在不變的「兒童」本質。

2. 從社會學的角度看，西方人研究「兒童」乃自十九世紀始，與啟蒙運動相關。

中古社會並無「兒童」的概念，兒童與成年並無明確界線，只視之為「小大人」(未夠成熟的人)。讀書也只是貴族的事，對於平民(或農奴)而言，只要不用抱可以自己走路，就要幫忙家裡的工作。農民子弟就要幫手農作，市民則可能七歲就送去當學徒。(學徒通常一開始並不是學藝，而是為師父做牛做馬，這點中外皆然)

對兒童的重新評價，應始自1762年盧梭的《愛彌兒—論教育》。這本書聲稱兒童是天使、天生純真的，後來變壞只因為受成人世界的污染。這一點產生了把兒童與成人區隔的概念，需知道當時本來沒有甚麼事情是「兒童不宜」的概念。盧梭亦認為對兒童應著重情感教育，而非知性教育。

盧梭的這套新觀念，是用以對抗當時傳統理解。當時的傳統認為兒童是罪惡化身(因為基督教認為所有人都生而有原罪)，必須要以懲罰來控制他們，否則就無法壓制惡性、教育美善，當時甚至把體罰稱為「beat the devil out」。

最終盧梭帶來天使形式的想像，把兒童獨立於成人世界並受保護的新觀念成為主流。

3. 到九十年代，學者又開始討論「童年的消失」。因為互聯網和其他媒介發達，令成人和兒童之間的區隔界線難以維持。被認為「兒童不宜」的東西他們往往也輕易大量接觸到，所以不再能維持到純真的形象了。

在歷史脈絡中，社會文化構成(如宗教與科學的此消彼長)，影響了我們對「兒童」的看法。

4. 討論香港的「兒童」觀念轉變，講者由1950年李小龍十歲時拍攝的《細路祥》為引子。片中的細路祥投靠叔父，叔父叫他讀書他卻沒興趣，走去工廠打工，後來還帶領工人爭取權益。其中一幕令講者印象很深，就是他帶了一個成年的女工回家吃飯，並在叔父面前互稱為「工友」。雖然現在看起來很誇張，但反映了當時的社會實況，就是把細路祥看成「小大人」，沒有「兒童」的分野。

香港口述歷史檔案中有一位胡先生的故事可作佐證﹕他們一家在二戰時避居東莞，戰後回港。當時他九歲，父母說「你自己去搵學校啦，我地唔得閒幫你搵」，於是他就朝早去派報紙，然後由荷里活道走到西營盤去找學校報名。這種情況現在簡直匪夷所思，現在叫一個九歲童去找學校他只會完全不知所措。

事情的轉變起於強制免費教育。香港政府於1971年提供六年小學強制免費教育，1978年擴展到中三的九年強制免費教育。
需要留意的是，促使這個轉變的經濟因素，遠大於因為重視公民權利。六年免費小學教育固然是出於經濟發展需要不只有體力、亦要識字的勞動力。九年免費教育原定於1979年才推行，但因為當時歐美反童工運動、有意抵制香港產品，政府於是提早一年推行。強制免費教育的推行，基本上消滅了「童工」現象。
(方按﹕這分析似乎忽略了六七暴動的影響，強制教育也有避免青少年生事的作用。)

隨著社會日益發展，再對「兒童」設立了多種保護制度。例如電影三級制、電視的PG家長指引、購買煙酒的年齡限制、疏忽照顧的罪名等等……

社會規管增加、介入家庭。反映了社會對人力資源提升的注重，兒童被視為不只屬於家庭而屬於全社會，他們「變壞」所招致的成本亦會影響全社會。

5. 當中最轟動的是1986年「郭亞女事件」。

郭亞女屬單親家庭，與母親一起生活。因為在家裡向外亂拋東西而引來傳媒採訪，傳媒在鄰居口中得知她被獨留在家、經常隔著鐵閘向鄰居拿食物、家裡又經常不開燈、母親性格古怪不與鄰居交流。於是傳媒開始渲染這母親有精神問題並禁錮女兒的傳聞。

當時社署派人上門探訪但不獲理會，最後在當時署長陳方安生批准下，社署和執法人員破門入屋，當場把母親押送葵涌醫院，並引用《保護婦孺條例》把郭亞女送往竹園兒童院。母親被強制長期接受精神治療，甚至外界有學者打算協助也不准探望。(因為法例只准親友探望，但她為人孤癖沒朋友、跟前夫已決裂，前夫不願出面申請接她出院)

郭亞女事件引起了極大爭議，輿論質疑政府是否有權拆散母女﹖尤其是在沒有發現兒童受傷或虐兒跡象的情況下。(就算向鄰居討食也不代表她吃不飽)
有社工認為，當時的確有虐兒嫌疑(那母親又不理會社署人員)，政府為了保護兒童應該介入。
但也有社會學家認為，這其實本質上是貧窮問題，導致一個單親媽媽把兒童獨留在家(講者認為這母親的觀念可能只是停留了在「細路祥」的年代)。新興的中產價值觀卻把基層邊緣化、把他們的困境妖魔化，才導致拆散母女的事。

回顧郭亞女事件，可以反思究竟我們對兒童的保護，是否去到不容得他們受任何傷害，就算只是意外﹖
例如2008年6月，天水圍就有個母親禁止子女出門。於是一對八歲和六歲的姊弟就乘母親午睡自己爬水渠落樓，驚動街坊，最後母親亦涉嫌疏忽照顧和虐兒被捕。
可是這位母親甚至沒有「獨留子女」，只是睡覺(難道父母不可睡覺﹖)。法律是否完全不容許兒童有意外發生﹖又是否非要用刑事法律對付父母﹖難道子女出意外不就已經是對父母的最大懲罰了麼﹖

6. 我們應該如何理解童年觀念的轉變﹖

首先，對兒童保護的增加，可以說是標示社會進步。可是福利與能力是否此消彼長﹖是否我們對兒童的保護和福利多了，兒童獨立處理的能力反而少了﹖(相對於細路祥或胡先生)
(方按﹕這不能怪小孩，其實大人也一樣的。社會環境安全了，大人其實也連帶變得缺乏警覺性，不少發達地區的人都是這樣，包括香港。)

可是，其實這只是社會選取了重視另一些能力發展，並不見得就是增進兒童福利吧﹖
能力篩選的轉變，反映於我們一面倒重視智力發展而輕視其他(所以出現幼稚園生要學串Chimpanzee但小學生不懂綁鞋帶)，把兒童學習視為「人力資源」的增值、與其競爭力掛鉤。

講者表示對「起跑線」的比喻覺得難以理解。跑步是鬥快到終點的，我們要兒童「贏在起跑線」，難道是要孩子快點到「終點」(死亡)麼﹖

現在受操練的小朋友跟細路祥時代的童工對比，只不過是由體力勞役變成腦力勞役。講者慨嘆，童工至少有工作時間，現在的學習卻年中無休(方按﹕其實當年同樣沒假期)。暑期已經消失，而小朋友參加的所有活動都有「目的」(拿證書)。

講者在讀博士前曾在補習社工作，眼見兒童已經對一切學習失去興趣，最常見的發現就是發呆、自我收藏不分享不表達(名校生尤甚)、對所有事都是「交貨」就算毫無熱情和好奇心。

這樣算得上是「兒童福利的提升」嗎﹖
講者提及剛播放的《新聞透視》「不快樂童年」(youtube有得看)，裡面那個把自我情緒收藏以討好父母的乖孩子，就表現出種種情緒抑鬱、隱藏自己、害怕失敗(97分已算失敗)、失去興趣的徵象。

7. 問答時間有人問及，大陸有發生父母去玩留下小孩在家餓死的新聞，問講者如何看大陸官民的介入。講者提出八九十年代曾有個為救山火而死的少年，被當成是雷鋒式的少年英雄，所有學校都高掛他的畫像傳頌。可是到近年卻認為保護兒童不應讓少年去救火那麼危險。學校反而變得尷尬﹕究竟還是否掛他的畫像和歌頌他﹖

網上也流傳德國人「就是要輸在起跑線」禁止學前教育操練的文章。(方按﹕其實那是對德國學制的誤會，德國當然不是沒操練，只是禁止了戰前的某種操練。)
講者指出，家務和生活或遊戲都是在訓練思維和技能，學烹飪所學到的不見得比上其他興趣班差。

另一個關注是，我們是否要兒童提升學能/IQ卻沒家教/EQ的訓練﹖
講者認為現在的家庭和學校角色互相混淆﹕正如電視節目訪問的家長都是在管功課，到了學校，老師卻反而投訴要餵學生吃飯。家長究竟應該是管功課還是管家教﹖老師是管生活還是管學業﹖
講者深夜趕博士論文的時候，就看見另一單位也有家長在督促孩子做功課。自己趕博士論文才要通宵，但連小孩也要受這種苦嗎﹖

(方按﹕我一直認為這是資源分配的問題導致，正如西方也開始崇拜「虎媽」，就是因為經濟大幅擴張期已結束。以往的時代，就算你落後了也可以分享到經濟高速增長的成果。成熟經濟體增長放緩，卻導致家長擔心孩子日後搶不到資源，於是提早操練造成今天的困境。
不過反過來想，方某在油麻地讀小學也遇上「功課到深夜都做不完只能對著媽媽哭」的慘況，可見我們的文化本好操練，並不始於經濟發展放緩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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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時間看歷史博物館的舊相展，不過這個星期(和下星期)科學館都在跟英國文化協會合作搞「活的科學2014」。

未去講座排隊前，留意過今年的展覽，相對而言沒有2008年達爾文展覽那麼豐富。只是展出了一些生物和人體的小活動，所以我連相片也不拍攝。其實同日講座因為撞了上述講座所以也沒去看。

不過講座完了，出來再看看有沒有活動……眼鏡娘發現﹗

眼鏡娘扮小丑魚，扭扭擰擰扮魚的運作相當可愛。扮鯊魚的男士跟梁榮忠有兩分似。跟小朋友玩遊戲，一邊跟講食物鏈和海洋保護，一邊教一些英文詞語。

地下廣場則搭了攤位，都是跟小朋友玩一些科學/英文小遊戲。

鯊魚話劇和其他活動在跟著這個星期內還會舉行，有興趣的要留意時間啦。

今次讀書會邀得一蚊健和進擊之Alan主講。以下純粹個人筆記，不代表他們倆的準確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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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蚊首先介紹其老師的《Remaking Citizenship in Hong Kong》(ed. by Agnes S. Ku, Ngai Pun)，裡面提及在大量難民湧入下，香港政府於1956年推出的「The Problem of People」報告書，應該大量增加的人會影響政府提供的各項服務。而人口造成的社會壓力最終以六七暴動收場，而之後又以「香港節」加強香港人的歸屬感，則屬後話。

當時亞洲的背景是東南亞各地經濟快速發展，工業發達需要大量勞力，是次香港政府仍包容移民。至八十年代取消抵壘政策，顯示香港已不再需要移民補充勞動力了。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香港工業逐漸北移，經濟轉型下香港勞工失業情況漸嚴重(而且香港的勞工福利本來就很少)。

當時的香港男人北上娶妻，如果不走後門的話，往往要排八至十年隊才能獲准來港。而這個時間香港經濟對低技術工人的需求已經進一步下降，所以這批新移民進一步被舊移民嫌棄。
(與這一批移民相比，近年的新移民收入和教育水平有所提升，因為當中有大學生和投資移民的緣故。)

另一本書《香港身份證透視》，就提供及政府如何利用身份證控制市民流動、劃分居民身份、和防範中共影響。

英方在早期曾經單方面限制華民入境，但中共抗議。陳文敏曾有文章引述陳弘毅，指中共因為不承認香港割讓，認為華民有權自由出入。這一點其實香港開埠後一直如是(英方一向沒限制華民出入境)，但眾所周知現實裡中共自己單方面限制了出入境。到1980年中英達成協議，制訂單程證配額，原則上英方接納所有持證人入境，但後來英方亦保留了實質決定是否接納的酌情權。

住滿七年可成為永久居民的規定，亦達出了「新移民」這個標籤。「新移民」一般是用來標籤未能以本地居民方式自立生活的人。所以很少人會把伏明霞之類的大陸來港精英稱為新移民。

現時的單程證公佈了計分制度，亦提供查詢進度的網頁。制度本身是很透明，但執行程序上已經可以出現很多問題。例如在一些農村地區，索取表格也是要收錢的。

而政府因應新移民教育程度較低，推出的「優才計劃」，一開始並沒有引來本地人多大的反應。大概是因為這些人有錢有知識、不怕他們索取福利，而且有錢人多數住處與平民不同，不會在眼前「篤眼篤鼻」，見不到則無從恨起。不過近來已聽見有些中層人士出現「爭飯碗」的厭惡情緒。

就如《錢買不到的東西》所舉的例子，把公民身份商品化會帶來很多問題。例如雙非問題就是私家醫院利用居留權兜售產科服務，連帶公立醫院也被塞爆而要向非本地人士增加收費。投資移民也是類似的邏輯。

在這種情況下，一般人排單程證的隊就要等四至五年，於是有些等不及的「單非」孕婦就前來「衝閘」，對母嬰都造成危險。

《是她也是你和我—準來港女性訪談錄》，反映了兩地政策如何影響和跨地家庭。例如有受訪者因為迴避檢查最終流產，亦有些「隔山買牛」的女性來到香港才發現不是原先所說那回事，又或者香港的家庭環境很複雜之類。
如果問到「為何要來香港生﹖」，有些受訪者指在大陸未婚生子沒法辦戶口，會變成黑市居民。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要辦結婚證，就要墮胎。於是不想墮胎的人就在親戚「指點」下偷渡來香港產子。
亦有婦女在深圳打工期間結識了香港丈夫，可是終於申請到來港後不久丈夫就死亡(看來有點像前陣子見報的那宗案)。如果你問她為何不回去﹖她會答你外嫁女在農村的戶口是「空頭戶口」，並不會分田地給她們耕種，所以回鄉是無法維生的。而回去深圳打工也不可能帶著小孩，因為孩子沒戶口也沒有任何福利、甚至沒人看管。想辦戶口的話，除非有十萬去打通關節……

另一本《也是香港人—七字頭的新移民誌》由一批比我們稍年長一點，七十年代出生，在七八十年代來港的大陸移民撰寫自己的故事。講述他們到港後如何被歧視、父母原有的學歷不獲承認只能充當基層工作之類。這批作者學習香港人生活，主要都是透過學校和電視，可見這兩者同化能力之大。而他們一般都指不理解其他香港人的排外情緒，這種情緒令原本以為已融入香港的他們，又產生了異樣的感覺。
值得留意的是，這批移民的父母，通常不是來自地主家庭、就是南洋華橋(通常是印尼)。反映了那一代的政治風浪，亦解釋了為何這批人的父母明知路途艱難，仍然堅決來港。

(方按﹕這本書在下剛讀了，感覺是另類書寫固然不錯。不過這批人其實已經算得上是「上了位」之輩，雖非富貴但已享有較寬裕的生活。如果訪問那些來港多年但仍然在社會基層的移民，故事又會如何﹖《是她也是你和我》的那種﹖)

還有一本《本土論述2009》收錄了多篇討論本題目的文章。其中葉建源有篇文章提及「左校」在六七暴動後如何生存(雖則左校的畢業生從來不需要怕找不到工作，因為自有分配)，亦提及港英政府如何透過歷史科和語文科控制意識型態。

新移民來港遇上困難，往往有建制派的支援組織協助(他們甚至在大陸有辦事處)，在「報恩」之下很容易變成票源。於是引來「溝淡香港」之虞。
那麼，為何泛民沒意識去搶票源﹖難道純粹是因為資源不足的問題﹖

人口政策其實與經濟政府息息相關，《Remaking Citizenship》和《錢買不到的東西》都討論到類似的問題。例如香港經濟一元蓬勃(如旅遊業或房地產)，但在其中的人充其量只有就業而沒有「前景」可言。又例如《錢買不到的東西》裡有美國政客提議「用錢買居留權計劃」，又是否適宜把公民權責當成是買賣標的﹖

《Hong Kong Mobile: Making a Global Population》的內容有一點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也有提及，就是職業教育。問題只是究竟政府是否有正視和提供正確的政策。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也曾經估計過美國人的「家務」如果計入GDP的話，價值大約相當於 3.8 兆美元。對比起香港有質疑單親婦領取綜援對社會沒貢獻，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一蚊指出，他心目中的人口政策，是指任何政府直接或間接影響人口組成的政策。他認為人口政策應該促進共融、社會福利應該配合生命歷程、要著重環保和跨代公平、促進經濟平衡發展、和鼓勵公民充份參與公共事務。

《The no-nonsense guide to world population》指出一些世人對人口問題的常見誤解。對於資源消耗的幅度而言，過度消費比現時的人口數字是更重要的因素。
(方按﹕當然這不是說人口再多都不怕，我想作者是指如果大家都節約一點的話現時人口並不會導致過度消耗吧﹖不過社會富裕才令生育率下跌，但隨之而來的恐怕就是所有人都把消費—或浪費—跟西方社會看齊，這就大問題了。)
另外，印度其實也試過強迫人們節育，而出現問題。

根據香港統計處的預測，到2027年預測的自然增長率就會跌至零，即是說屆時的人口全靠移民入口來填補。(當然那個穩定的總增長率只是方便計算而採用，現實中的增長率則為年年不同，升跌有如恆生指數。)

在統計數字中，2001-2012年的「單非」數字一直並不多，而生育數字中過半仍是由本地人提供。本地人的生育率在2003年沙士後經濟改善，就隨之增加。(方按﹕可見產科問題是在政府先前削減產科服務、無視經濟改善後生育增加的趨勢，再加上居留權變成商品引來雙非夾擊之下，終於引爆。一蚊的意思大概是﹕在眾人怒火引發後，單非是「陪鬥」的。)

而移居外地人數由1992-2013年(上半年)期間幾乎都是穩定地下跌。(政府沒有回流人士的統計數字)

至於各類入境計劃，政府雖然有批出申請的數字，但有參加者指出該數字比正式獲得居留權的人多得多，可見有部分人獲批後並未來港、或者來港後又離去了。一蚊指政府也沒有提供過這類獲批人士離港的統計。(方按﹕可見政府統計如何匱乏)

一蚊也展示了南亞裔各國移民的數字，但表明統計處這方面的統計向來不準，所以扶貧委員會已計劃另作報告。
在這些數字中，亦可見巴基斯坦人的生育率較高(平均年齡較低)、印度人則收入高者較多。巴基斯坦裔高收入人士比較少，但都是民建聯的吸納對象。據悉有些巴基斯坦人士經營協助同鄉「入紙」入境處申請移民的服務。

Alan 補充他的入境處朋友指，雖然對這些非中國籍人士有審批權，但其實準則亦相當寬鬆，幾乎只要你能證明自己來港後不用拿綜援就可以批。
(方按﹕當然相對於大陸移民，因為有審批權在手，所以日後要收緊亦比較容易。所以引發的不安自然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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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n 重點介紹的一本書，就是《落腳城市﹕最終的人大遷徙與世界的未來》(Arrival City by Dong Saunders)。這本書的出版背景就是現在住在城市裡的人口已超過世界人口的一半，作者認為鄉村人口向城市遷移有助穩定人口(降低生育率)，同時亦透過這些勞工把錢匯回鄉村，增加流向鄉村的金額，改善鄉村設施。

與此相對，另一趨勢自然就是城市人反移民的趨勢。例如近日瑞士就以微弱多數通過公投，重新對移民設限額。瑞士雖然公投否決加入歐盟，但仍跟歐盟簽署了一系列協定，其中包括自由貿易、讓歐盟和瑞士公民自由流動(取消移民限制)。問題是這一系列協定是「連鎖」式的，不容迎此(錢)拒彼(移民)，不一起生效就一起失效。所以這個公投結果令瑞士政府要構思應對方法。(但公投議題有一個漏洞就是沒提及實際的配額數字，所以理論上政府可以設一個非常高的限額……)
同時，瑞士比香港有一點較為有利，就是瑞士物價比周邊國家都要高，所以不如香港會有一大堆人過境買東西，至少耳根清靜。

Alan 之後提及重慶「六公里」城中村，這條村因位於由重慶連接滇緬公路的道路第六公里處而得名(方按﹕有點像香港青山公路那些「十三咪」之類的地名)。戰後滇緬公路中斷，這村的經濟一直很差。直到改革開放後重慶開始發展，到九十年代逐漸成為「城中村」，而村民則希望可以「農轉非」。這條村現在大部分已拆卸重建，原址附近還成為了重慶地鐵六公里站。
這條村的轉變，反映了村民和外來民工累積資本的過程。村民把房屋改建和分租給進城打工的農民工，賺取租金，工人也得到較廉價的住房。部分工人經濟改善後遷出或自行置業，村民也不斷改善生活。而近年拆卸舊村，卻可能影響了外來民工找地方落腳的機會，亦影響他們日後轉型的機會。

這裡的情況，與外國很多地方的貧民窟相似，往往更有土地使用權的問題，令情況更為複雜。

需要留意的是，香港公屋開始發展時，亦多位於靠近工業區的地方，以便為工廠提供勞動力，亦為居民提供就業機會。形成良性循環。

Alan 再舉巴黎的一個郊區 Evry 為例，這裡的公屋非常精緻，但距離市中心比巴黎的機場更遠，必須乘搭像九鐵的市郊地鐵來往，車程個多小時﹕

(Evry 位置比較，黑色圈是巴黎原城牆包圍的舊城區，後來成為環城公路。紅色和黃色是另外兩條巴黎環城公路。綠色和藍色是用來比較的兩條大倫敦環城公路範圍。)

巴黎和倫敦都是十九世紀開始城市化，現時大倫敦的自治市富咸和車路士當然已是倫敦城外的鄉郊。當時階級分隔很少，富人和窮人往往一起住，因為有不少人是家傭或留宿勞工(類似唐樓前舖後居)。當時興建的樓就像唐樓未有電梯，所以往往最值錢的就是地面作商舖用，然後越窮的人就住得越高。

之後兩個地方的發展就開始不同了，巴黎在霍亂後改善環境，政府大肆拆卸舊屋和重建、亦形成了巴黎的放射式道路網。法國政策鼓勵農民留在農村生產，而重建後只有富人才有能力留在市中心、有電梯的大廈，窮人就變成要每天進市中心工作。

倫敦當然在同時代也有霍亂，但倫敦的重建從來沒有巴黎那麼徹底，倫敦市中心的道路直至今日仍是路窄多彎。(方按﹕因為英國人對私有產權更為重視，政府很難強行收購，與香港政府可隨時收回土地的威權不可同日而語。)

(方又按﹕有讀過《瘟疫與人》的看倌就知道，為何城市移民直到十九世紀才開始成為「問題」，是源於衛生環境的改善。因為古時城市特別骯髒—就像雞舍太迫也容易有禽流感一樣—城市居民的死亡率一向比農村高，所以一直依賴農民移民進城市補充人口，而這些農民的死亡率也非常高。直到城市衛生改善，再加上較完善的醫療設施令城市人壽命比農村居民長，城市人口才在農民繼續湧入下面臨增長壓力。)

Saunders 認為，像倫敦那種有小社區氣息、居所附近就有小店的模式可以增加就業機會。而且移民可以找到有本族人聚居的社區，較易適應新生活、再融入本地。(因為倫敦的少數民族聚居也頗分散，各區都混集了不少英國白人。而最分散的是華人，因為他們多開餐館，不欲聚集競爭也。)
反之，像巴黎那種完全拆掉舊社區重建，又規劃得把住宅區、商業區和工廠區分隔很遠的模式，就令移民很易被社會排斥、難以融入。

巴黎屢發暴動，就反映了這種近郊困境，因為住在外圍郊區的人較難找到工作。(而雖然法國政策只看語言不看種族，但實質上當然仍有種族歧視，非洲裔或阿拉伯裔就算獲政府承認為「法國人」，單看姓氏就很難獲僱主聘請，故失業者眾。)
在這些郊區，婦女往往可以找到工作，卻找不到人看顧孩子(因為沒有形成社區網絡)。這些郊區人口密度又低，孩子有反社會傾向四處破壞，亦難以及早發現(反正大人都去上班了)，於是直到爆發暴動才知道「出事」。(相比而言，香港的天水圍雖是「悲情城市」，但因為香港居住密度極高，就算踢死貓狗也可能被看見，反社會行為不被發現的機會比較少。)

另一本書《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有見過中文版不過在下沒買)亦認為，把住宅、商業、工廠區分開隔離，會增加失業。

土耳其有一種叫 Gecekondu 的貧民窟，這個名是土耳其話「即晚建好的屋」的意思。因為土耳其法律規定，只要一夜之間建好四面牆，就不能立即拆，必須上法庭打官司。這種房屋有機會得到房產權，然後屋主就會像香港的「丁屋」般重建成幾層，把額外房間出租致富，最後甚至會出現高樓大廈。

土耳其政治本來是由城市人主導的世俗主義，都市女性往往連頭巾也不戴。不過入城務工的鄉下人，民風則較保守(例如女性要按回教禮儀戴頭巾)。這些人是現時執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和幸福黨等保守政黨的拉攏對象，因為政府缺席，他們直接落區提供福利和協助居民登記之類。聽起來跟香港民建聯的做法同出一轍。
這些鄉民在城市住久了，往往會被都市人的世俗色彩同化。但現在因為地價越來越貴，中產也往往住不起城中住宅，紛紛進入市郊住入這些 Gecekondu (當然是高樓大廈版吧)，同樣得沾AKP的「恩澤」，反而往往變成認同AKP的政綱。

聽起來是否跟「溝淡論」完全一樣﹖

另一種保守的土其耳人，在德國。德國吸收了不少南斯拉夫和土其耳等地的客工。在土耳其的鄉民也會略為世俗化，但大概是因為寄人籬下要強調身份，到了德國的反而變得更保守。

在近年暴動後，德國總理默克爾承認德國的多元文化政策失敗。Alan 直指這根本是廢話，因為德國本來就沒有「多元文化政策」可言，連法國般的法蘭西文化同化政策也沒有。(方按﹕德國統治殖民地的歷史甚至想避免同化當地人)
德國的國籍法原來只看「德意志血統」，後來才開放給外人入籍，所以得到德國國籍非常困難，很多土耳其人住了幾代都沒有入籍。而不單止德國人沒打算同化土耳其人，就連土耳其人本身也以為自己隨時會回國，就算在德國住了幾代的也一樣。他們也跟香港的南亞裔人很相似，都是回「祖國」嫁娶而非在本地找同族對象。連那些嫁來的妻子被虐打也不敢走，形成了一個封閉社區。

回到英國，除了華人為了開餐館而相對分散居住外，黑人的分別也很有趣。來自東非的黑人多數會從事與「祖國」貿易的業務，成為商人或中產。而來自加勒比海地區的黑人，卻多數會為工人。同樣是黑人卻自動變成兩個階層。

而近年英國的排外風潮，其實是基於東歐人和阿拉伯人湧入，導致了多元文化政策的危機。因為以往來英國的人多數是前殖民地的子民，大多懂一點英文，在這樣的基礎上行「多元文化」比較容易﹔而東歐人和阿拉伯人卻往往是幾乎不懂英文的，這樣的「多元文化」就引起本地人恐懼了。由於歧視「有色人種」很容易招致種族主義的指責，所以就變成把氣發洩在同樣是「白人」的東歐人身上。
不過因為英國在歐盟中，雖然東歐人來得多，但當英國經濟轉差的時候，他們也走得快。

至於香港，六七十年代樹仁校長伉儷就曾撰寫一份報告，指香港土地承載力大概可讓三四百萬人定居，當時漁農業仍活躍，可提供本土所需的部分漁農產。到今天人口早就超出這個數目、農業亦息微，現在再談土地承載力早已不再是個農業問題了。

(方按﹕Alan 指《Arrival City》作者曾提及人口入城密集居住、讓較少人口務農的效率較高。這點2011年10月的《科學人》已提及科學證據指城市化比較環保，因為資源運用效率較高。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大城市一般發源於農業較發達的地區—中國尤其如是，例如珠三角—這些土地通常比較肥沃。城市化把這些土地變成市區，即是我們反而要靠本來靠貧瘠的土地來生產農作物了。換言之，效率較高是要依賴技術改進取得的，這樣其實也不太穩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