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十天沒上網，自然用來看書，不過也只KO了一本《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和兩本雜誌。前者的書介要慢慢整理，先介紹一下在那邊買的幾本書。當然，只買了那邊出版的書，因為在香港很難找到這些書。
《An Essential Guide to Singlish》Samantha Hanna 編，星洲﹕Gartbooks，2011
在博物館見到，輕鬆有趣的星洲英語小冊子，所以之後到書店買了。(因為博物館的放得頗殘)
(其實在博物館見到有個日曆更有趣，月份、日期、星期分別有不同的Singlish詞，一年365日都可以組合出惹笑的Singlish句子。)
分門別類，甚至有A-Z，算是豐富而簡單。不過我倒覺得在源自中文的詞彙方面，西人編者的演繹還是有些地方不到題。
《李光耀觀天下》李光耀，星洲﹕聯合早報，2014
無論你喜不喜歡他，或者同不同意他的意見，他的意見都值得一讀。頂多讀完再駁。
當然還有另一原因值得你買，因為看他喪妻後身體越來越差，很難說這本會不會是他的最後一本書。就算不是，也應該不會有很多本。
(可能因為我覺得對他的立場太熟，所以翻過一次後，現在還未有空細看。)
《成長在李光耀時代》李慧敏，星洲﹕玲子傳媒，2014
我認為這是今次買到最有意思的書。
對於李光耀的評論不少，大多都是政治角度出發，而且往往都是描述「那一輩人」或「政治人」的恩怨情仇。就算2011年大選新媒體令我們這一代的聲音開始有機會放大、匯聚成流，甚至驚動政府，政論分析仍然是很「技術性」的，好像沒甚麼人味。
這本由「七十後」寫成的書，難得很生活化地描述李光耀政策對這一代人成長背景的影響，頗能代表相當多七八十後青年的心聲。(而這一代人的心聲，在香港的政治場景也是備受忽視的一群。正如《四代香港人》所描述，第三代人基本上被消了聲。)
我甚至覺得這本書可以跟劉紹麟那本《香港的殖民地幽靈》比較。劉著比本書學術味重一點，本書比較生活化，但兩者同樣都是頗全面地點穿了，有些政策為社會帶來進步之餘，亦同時埋下了長期問題的種子。有很多今日的問題，其實是源於那些政策。而更慘的是，在人民心態不變和路徑依賴之下，就連民眾都沒意願和動力去改變，政府就更不會改變了。
甚至有一些政策問題是很深層的。例如Singlish本來就只是一些英文不好的移民為了生活而創造的混合語。為了易用、人人能明，Singlish不會用上很深的詞彙或者複雜的文法結構，所以它只能表達簡單的意思，頂多加幾個語氣助詞表達感情，而無法表達到很深入豐富的思考和情感。就像作者所言，如果你本身英文(方按﹕或母語)學得好，可以用正確的語文表達意思，那麼日常生活以Singlish「調味」並無不可，但如果沒學好任何一種語文、只會講Singlish，那麼就連深入溝通都有困難了，甚至令人覺得很膚淺。
倒不是政府政策叫人講Singlish，政府甚至想推廣正確英語、排斥Singlish呢。當然這又引起一些重視「本土文化」的人反對。作者指出問題並不在於是否讓人講Singlish，而是為何教育系統只會把英語講不好的學生淘汰掉，而不是讓所有學生在學校讀了十幾年書後，都達到可以正確英語溝通的水平呢﹖這才是教育政策的問題。
作者有些想法也很「調皮」，例如她批評政府以人口老化的大道理、福利措施的斤斤計較來勸大家結婚生子，這些冷冰冰的計算沒甚麼用。她說官員倒不如多看愛情片，然後讓街頭多點浪漫氣氛，或者更可能令大家有衝動結婚。
(同樣為人口老化頭痛的財政司長，不妨參考 
)
見到出版社名字，想起以前那本《新加坡性商業》其實也是同一出版社出品(有趣的是在出版社網頁反而找不到介紹了)。似乎他們頗喜歡出版這類「出格」的書，值得留意。
不過亦正如作者言，獨尊英文政策令新加坡人基本上放棄了華語，華文水平長期低落(就像香港有些自認高等的人說自己不懂中文一樣)。這本書也有點錯別字，挑骨頭時間﹕
p.8 代序一﹕「令人側目」應為「令人矚目」，側目是貶義的。向南洋大學致敬，總不能寫壞中文，尤其當你是教授。
p.116 「嚴祟濤」應為「嚴崇濤」。這個字倒是連堂堂中文大學都寫錯，所以別怪她。
p.131 「狗咬人才是新聞」
這剛好反轉了，因為原句應該是「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
p.209 「准(準)備了一筆白金，相約去吊唁」應為「帛金」。
p.217 「在他完全退出內閣的17年裡」應為「在他完全退出內閣前的17年裡」。
《新加坡發展的經驗與教訓—一位老常任秘書的回顧和反思》嚴崇濤，星洲﹕聖智Congage，2013
前面提到嚴崇濤，這就是他的書了。簡介稱他為「最常任的常任秘書」，因為他在新加坡政府長年擔任常任秘書，負責草擬和落實各部門政策，經歷了新加坡經濟起飛的整個階段。他有一點相當獨特，就是儘管受高層青睞，但從沒加入人民行動黨(行動黨一直在高級公務員中物色不少精英，讓他們轉投政壇，循選舉出任議員和部長)，他說這是因為妻子認為他性格太率直、易得罪人，不宜從政。
英式制度一般高級文官退休，都會維持中立傳統，盡量不談論政事。但就像前書提及，此君退休後卻不時月旦時事，而且屢屢提出與政府不同的意見。這本書，其實是他在南洋理工大學公共管理碩士班開課的講課錄。由於他長期在政府高層任職，和歷任總理和內閣都有接觸，對當年政策的利弊(包括他自己推行過的政策問題)，可以提出不少觀察和反思。
先前跟Alan談到收地政策，除了下面提及「只以原本地價收地」這個重磅炸彈外，其實作者還談及一個對香港處理非原居民租戶很有啟示的做法。新加坡當年發展鄉郊時，有很多村民都是租戶，只能拿到搬遷津貼而不像地主可拿到收地賠償。政府當時認為這批村民的生計被毀，政府必須為他們找到出路，才可以減少阻力。於是政府作出靈活安排，讓村民選擇方案。除了搬上租屋外，有些村民得以優惠價租用組屋區店舖，有些則獲發營業車輛牌照，於是可以轉行維生。有些村民亦在政府輔助下，改為養魚或種植蘭花之類。政府就這樣解決了村民的生計，亦化解了村民的反對。
相比起來，香港政府給村民的支援就少得多了。就不說那些「上公屋還要計資產入息」的安排，就算上到公屋，沒了那塊田的農民可以拿甚麼來交租呢﹖我可沒聽過政府有任何方案讓他們離開田地後能自力更生。(當然其實最直接的方案就是效法原居民村，政府為他們搬村，不過顯然政府不願意這樣做。)
此君對新加坡政治的反思值得參考(畢竟是少有「局內人」的不同看法)，但如果要說缺點，就是不知是作者太「天真」還是因為課程為中國學生開的緣故，他對中國的事(例如經濟發展、軟著陸、政治制度等方面)實在過分樂觀。他對新加坡事務的意見，會比對中國的意見更值得參考。
筆記，或挑骨頭﹕
p.12 代序﹕「新加坡被排除出馬來亞聯邦」應為「馬來西亞聯邦」。
p.27 「英國……資助我們申請加入聯合國」應為「支持」。(加入聯合國應該不用很多錢吧﹖)
p.32 「我相信每個華人都有華人屬性，大家都心繫中國。」
那麼「大中華膠」的話很難想像出自新加坡人之口，單是你上司李光耀就已經不是心繫中國了。
p.91 「(吳慶瑞)他有知人善用之天分。」
有趣的是，這點跟《李光耀回憶錄》的印象恰好相反，李光耀認為吳慶瑞腦袋靈光，就是相人不成。
(李光耀回憶錄卷二p.743「吳慶瑞就跟林金山恰恰相反。他非常理性，卻少了透視人心的能力。每一回提攜了某位官員或者某位得力助手，他總是興奮難捺地誇讚這個人素質卓越，憑藉的卻只是對方提呈的耀煌的書面紀錄。然後不出一年半載，他又得開始找人替代。他就是怎麼也看不穿一個人的品格。心理學家把這種能力稱為社會智商，或者情緒智商。」)
p.107 「作為經濟學家，我認為我們應該按照開發之前的價值來收購土地，而不是開發之後的價值。我的理由非常簡單﹕出售人作為土地所有者，他們沒有對土地的升值作出任何貢獻。……如果我們把這部分增加的價值付給這些私人土地擁有者，那麼對社會上的其他人來說是很不公平的。政府動用了財政資金投入到這些基礎設施建設，所帶來的土地價值的增加應該歸政府所有。」
p.166 「我們認為私人土地所有者沒有理由可以免費享受各種公共設施，例如道路、供水、供電、排水管道等等。我們只應該支付在未開發之前那塊原始土地的市場價值。我們採取這樣的政策是為了防止土地方面的投機行為。我們對土地用途的改變所徵收的土地發展費也是同樣的道理。」
如果在香港實行這種政策，不要說原居民和屯地的地產商會「文有文鬥武有武鬥」，恐怕連那些自由市場原教旨也不會放過你。
p.114 「另外一個說法是每個人都必須為自己的儲蓄負責……為他們(基金經理)敞開大門的結果就是公積金會員的儲蓄投資在股市中，並失去了這些錢財。……我們應該繼續為人們進行投資，而不是允許他們把錢用以投資不同的基金。」
p.170 「那時作為中央公積金局的主席，我要求財政部按照政府長期債券4%的利率支付給那些公積金繳納者，而不是向他們推銷基金讓他們去投資。……最讓我感到痛心的就是那些公積金的繳納者，他們把錢都投資到了金融市場，萬一他們失業，他們就沒有辦法返還(攤還)房屋貸款。」
我不贊成他前一個觀點，這實際上是一個精英主義兼家長主義，把人民當傻子的邏輯。我贊成新加坡那種強迫儲蓄養老政策，但人們應該有決定如何為儲蓄增值的權利。政府可以限制投資的範圍和幅度，但不應該以為自己投資一定比人們自己負責為好。
但後一個觀點是合理的，對於那些信任政府不自行投資的人，應該有更高回報。既然公積金局會把部分資金用來買政府債券，等同於以人民的錢借給政府發展，那麼政府應該直接把國債利息支付，而不是只給予銀行定期存款的利率(現在觸及了2.5%底線)。
p.148 「山下先生對我所說的更深一層意思是，一個好的教育體制不應該只着重於培養少數特別優秀的學者，而是應該提高國家整體的受教育水平。他認為一個較高的平台比一枝獨秀要好。」
「任人為賢」應為「任人唯賢」。
p.156 「中央公積金繳交率降低事實上是工人實際工資的減少。而僅僅在政府調低公積金繳交率幾個禮拜之前，當時的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先生和副總理吳作棟先生還在公共場合發言，強調中央公積金不可動搖的地位，聲稱政府永遠不會降低公積金的繳交率。」
我想大家很少想到，新加坡政府也會說過不算數。
同一頁出現了「經濟檢討委員會」和「經濟監督委員會」兩個翻譯，未統一。
p.159 「一攬子貨幣」應為「一籃子貨幣」。
p.164 「當時李光耀總理堅持要他的內閣成員制定比巴士車票高出很多的地鐵車票價格。他指出如果一開始地鐵車票的價格就不能反映它真實的經濟價值，那麼以後我們將永遠被困在這個虧損的價格上。相對於巴士來說，地鐵提供更優質的服務，當時就應該制定更高的合理價格。李光耀總理不幸言中了這個事實。我們一開始沒有一口氣吞下這個苦藥，結果就導致公交系統車資問題成為長期以來反對黨攻擊我們的有力武器。」
其實對於新加坡地鐵，我反而有一點想不明白，就是為何他們沒學香港，讓地鐵公司在鐵路上蓋發展物業，用來補貼鐵路發展。(當然香港地鐵公司後來上市，一邊利用專利權賣樓賺錢、一邊又說鐵路賺不到錢要加價，這是另一個問題。)
p.165 「就像吳慶瑞博士指出的，真正的競爭存在於巴士和地鐵運營(營運)之間。我們不應該把新加坡地鐵公司和新加坡巴士公司放在一起作類比。像新加坡這樣小的市場，兩個聯合起來的寡頭也許比壟斷更可怕。」
這一點可能是真的，新加坡的地鐵公司同時經營巴士，巴士公司又經營鐵路，未必帶來了甚麼改變。
p.166 「我們應該放手讓巴士和地鐵自由競爭，車資的上漲和下降應該由各自的運營(營運)商來決定。學校的校車也沒有必要在他們提高車票價錢之前先要徵得公共交通理事會的同意。」
作者有一個盲點，就是忘記了他們都是政府特准的壟斷者，這才是加價要政府同意的原因。
p.168 「新加坡最近幾年競爭力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我們錯誤的土地政策。我們究竟取得了什麼成績，能夠制定(訂)這麼高的土地價格﹖」
其實香港也是這樣，讓樓市狂飆其實會損害實業。只是在過去(如九十年代)大家還未發現這點，到今日自由行潮之下連日常店舖都受影響，大家才發現了。
「經濟發展局和建屋發展局並肩合作，經濟發展局努力創造就業，建屋發展局以每36分鐘完成一間房屋的速度為我們建造住房。從那時起，這個成功的組合就成為人民行動黨在每一次選舉中勝利的最有力武器。」
「建屋發展局的1.7萬多套房屋買(賣)不出去。如果這是個私人企業，那麼它早幾年就不得不倒閉了。但是建屋發展局是一個政府機構，財政部會在後面撐着，承擔了所有的損失。」
p.171 「(凱恩斯)他說，即使最聰明的政治家有些時候也會成為一些愚蠢的哲學家的奴隸。說簡單一點，政治家經常會受到經濟學家的誤導。所以，對於我們這些選擇成為職業經濟學家的人，我們要明白我們身上的責任非常沉重。」
有些原教旨經濟學家，就是真的以為自己「科學」到可以一鎚定音指點天下，而忘記了經濟學只是剖析世事的其中一種方式而已。
p.182 「我們必須要讓一些最優秀聰明的人離開我們的控制範圍，讓他們自然地生長和發展。你怎麼知道將來他們的領導方式不會比你的更好呢﹖相反，如果我們壟斷地控制了所有的人才，那就永遠也不可能出現可供選擇的新領導團體，然而這樣的選擇機會對新加坡的發展是非常有益的。」
2011年大選反對黨出現不少由政府「走出來」的公務員和獎學金得獎人，可見政府應該也明白這一點，所以才放手讓這些人代表反對黨參選。
p.184 「我無法理解為什麼政府急於提高商品和服務的消費稅，其實這樣做只會增加低收入人群的賦稅。為什麼我們要增加低收入人群的稅收，然後再通過援助的形式返還給他們呢﹖這種做法只會降低人們的尊嚴，並且培養越來越多的人成為乞討階級，習慣性地伸出手等待施捨。」
前者正是方某當年提出的批評。而新加坡那種「收稅再回贈」的方法更造成了作者所指的問題，那些錢本來是窮人的，徵收了再由政府決定「施捨」給他們，讓窮人更依賴福利，根本是違反了新加坡政府一向的主張(鼓勵自理、反對福利主義)。那還倒不如向高收入的人增稅更直接一點。
p.186 「我們未來的精英都是在這兩所學校，由這兩批教師培養出來的。
雖然最終這些孩子們都會變成優秀的人才，但是他們基本上都是從一個模子裡培養出來的。……我認為我們需要為將來未知、無法預料的挑戰提前作好準備。我擔憂的是新加坡只有這樣一種類型的人材，而將來面臨的挑戰卻可能是各種各樣、無法預測的。」
要不拘一格降人才，也要能夠不拘一格用人才才成。新加坡的精英主義往往變成文憑主義，這是三十年前已經有的批評。就像中國的任官制度，由初期的取錄寬鬆、用人嚴格(進入官場先當佐官，逐漸累積政績才晉升)，變成後來的取錄嚴格、用人寬鬆(進士一出來就任縣官獨當一面)。缺乏多元化的錄用渠道，新加坡其實也有這種危機。近年出現一些「不知民間疾苦」的執政黨白目議員就反映了這個問題。
p.188 「我不同意『離棄者』或者『堅守者』這樣的叫法，雖然有一部分新加坡人曾經到國外工作，或者定居在國外，但是他們大部分人的心裡還是會牽掛着新加坡，所以我們要把這群人包括在我們廣義的『新加坡人』裡面。同樣的，我們也應該把那些在新加坡工作和奮鬥的外國人當作是新加坡的朋友，這是新加坡走下去的唯一出路。如果不這樣，新加坡就只是一個擁有400萬人口，600平方公里的小島。如果我們不包容其他人，我們就會變得越來越小，越來越孤立，到最後就會慢慢消失不見。」
包容很難聽，但這是從國際競爭角度出發的必要。當然，不同之處是新加坡能獨立決定接受哪些人為移民。(又當然，新加坡的移民政策也被當地人批評為過分寬鬆，例如上面《成長在李光耀時代》所提及的。)
p.189 「新加坡就像是斯巴達，最優秀的學生從孩童時期就離開父母去接受教育。然後，這些人在各自的小群體中推選出一個人領導，再這樣一層一層往上推選出他們最終的哲學家國王。
……相比之下，另一個城市雅典就以擁有多元化和各種思想流派的哲學家而聞名於世。雖然大多數人都認為哲學家是無用之材，但是至少他們敢於爭論，善於思考。到最後，雅典生存下來，而斯巴達卻早被世人遺忘。」
p.258 「如今我也高興地看到新加坡國立大學在世界大學排名中名列第18名。在亞洲，除了國立大學，也就只有北京大學和東京大學可以稱得上一流的學校了。」
我不知道他憑什麼說「只有」，因為在各種大學排名中，香港大學排名都高於北京大學，跟東京大學則互有高低。
p.261 「通常，皇帝會將自己的女兒，也就是公主，許配給科舉考試的第一名，也就是狀元。這樣，狀元就成為皇室家族的一員。不像埃及的法老那樣，中國的皇帝似乎非常了解遺傳基因的重要性。所以在中國，同姓的人都不能結婚。中國皇室系統的基因就這樣通過引入科考選拔出來的人才而不斷優化、提高。」
我不反對狀元是聰明人這一點，但作者的論點仍是錯誤的，因為他沒留意到公主是「外嫁」，後代不會有繼承皇位的資格。換言之，無論公主跟誰結婚，和未來皇帝的聰穎與否，都沒有關係。
會影響未來皇帝的是妃嬪，但選妃嬪從來沒聽過有智力測驗的要求。當然，在後宮激烈競爭下可以生存和向上爬的人，除了有幸得到皇帝寵幸之外，腦袋應該也不會差到那裡去。但這一點與狀元毫無關係。
把公主嫁給狀元，事實上並不是為了遺傳理由(因為公主的後代智愚並不影響皇室延續)，而是為了政治理由。因為自泰漢以來，中國傳統上皇室和政府是分離的，皇帝只能選擇宰相高官但不管理政府(雖然後來皇權逐漸侵奪相權)。狀元日後升上政府高層的機會較高，當狀元變成皇帝的女婿，就可以確保皇帝對政府的影響，減少政權旁落的機會。簡單點說，招狀元為女婿，其實等於皇帝在政府裡面插了支「針」(探子)。
p.262 「(中國共產黨年輕幹部)他們的品德則是由上級人事部門秘密地派人到他的工作所在地對周圍群眾採取匿名交談的形式給出評定。」
如果真的那麼理想，就不會有那麼多貪官出現了。作者沒留意到中國歷代官場的習性，就是所有制度都可以被「人事」繞過，而所有的下級衙門都要向幾乎所有的上級衙門送禮「疏通」。這些「陋習」或者在共產黨早期層級較扁平的時候可以避免，可是當共產黨統治全國後，因為由上而下統治的科層機構沒有由下而上的民主監督，這些陋習不可避免地重新建立起來。
「到目前為止，實際結果證明這個制度還是不錯的，已經出現了一些像鄧小平這樣的卓越人物把中國從災難中解救出來，領導她走向現代化發展的廣闊道路。」
其實用鄧小平作例子是風馬牛不相及。因為鄧小平本身並不是於和平時期，在作者上述那套科層監察制度下篩選出來。鄧小平是在戰爭時期當政委出身的，他在八九年之所以能夠繞過「黨和國家」的機制把總書記趙紫陽踢下台、並為鎮壓拍板，也是因為他有戰功而且掌握了軍隊。他可不是依靠甚麼「民眾評語」成為高幹的。
p.305 「中國有巨大的人才儲備，將能在窮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不像19世紀的西方殖民國家，中國是能真正帶來全球變化的和平使者。」
這是錯誤的觀點(或者應該叫「期望」)，因為中國到現在還沒脫離法西斯式體制。如果說中國的心態跟西方殖民國家有不同，只是模式不同(中國醉心於「萬國來朝」的朝貢體系多於殖民)，那種操縱和剝削的本質並無分別。蒙古受中共壓力拒絕達賴訪問、非洲國家陸續發生民眾攻擊中國公司的案件，足為例證。
p.320 「我的一名印尼籍商人朋友告訴我，印尼的華人很富有，其他人則很窮。他說最好的政策是悶聲發大財。」應為「策略」。
p.333 「公平地說，中國很大程度上是一個自給自足的經濟，被拒絕進入廣闊的世界市場，而且，更重要的，被拒絕學習先進技術。」
除了韓戰之外，有誰拒絕中國進入世界市場﹖不就是中國共產黨囉。一旦中共改變政策，經濟就起飛了，足證妨礙中國經濟的最大因素就是中共的閉關政策。
p.336 「能夠最有效地運用能源的國家總是能得到石油的。能夠為石油增加最大價值的經濟體總是能付得起錢買能源的。」
這是全球化的福音，各國不需再靠打仗來搶奪石油，而是靠效率競爭來爭購。(雖然美國攻打伊拉克，但後來伊拉克卻有油田批給中石油經營，便是一例。)
「中國不必在意那些想當然的批評家的看法。三峽水電站和灌溉項目是中國在歷史上自從長城、隋朝大運河以來的第三個偉大的建設項目，是歷史上最大的內河水利工程。」
但建議這些偉大項目的王朝都滅亡了。追求「最大」只是為了面子，但實際上可以靠較多的小堤壩帶到同一目的。建設一個大堤壩只會把風險集中到無法承受的地步。
p.338 「要持續性發展，銀行就應該貸款給農業部門的中小企業，促進小農經濟向大規模的集約性農業發展過渡」
銀行把貸款交給效率低下的國企，而中小企業卻要用超高息地下借貸，這其實正是制度導致的問題。制度不改，困境難改。
《新加坡刮起改革風—李光耀時代vs後李光耀時代》蔡裕林，星洲﹕朝暉，2013
如果以唱片形容，這本其實是「新曲加精選」，把作者在2011大選前後在《聯合早報》寫的評論，書前加上新加坡「歷史國情」解釋和導讀出版。能夠在當地報章長年寫評論，可以想像文章不會是很辛辣尖銳的那種。買來看主要是因為平日的確沒看那邊的報章，就算預期是「明報式社論」，也想補讀一下跟政權比較友善的人有甚麼說。
(這一刻我連導讀部分都未讀完)
《新加坡街名由來》吳彥鴻，星洲﹕宏硯，2008
多年前買了本學者著作《Toponymics: A Study of Singapore Street Names》，是目錄式的著作。這次買本當地華人寫的，比較像香港那些掌故作家寫的文章，比較像是說故事。而且我想對於一些源自中文的街名，可能會有英文著作無法提供的直觀。
《新加坡公共交通指南2014-2015》(Singapore Public Transport Guide2014-2015》，星洲﹕新中圖社，2014 (圖是舊版的)
名曰公共交通指南，其實只是一本地圖冊，背後有巴士路線表但沒多少詳情，跟多年前買過的 Bus Guide 不同。
本來打算按以前買的版本，找 Mighty Minds 的街道圖，但那本號稱2014年版的，資料竟然是2013年8月的。我總沒理由買本一年前的資料吧﹖最後在紀伊國屋找到這本薄的。
《A Guide to Skyrise Gardening》，Park & Recreation Department,
Ministry of National Development，新加坡科學館，2001
介紹在高樓大廈種植物的注意事項，純粹買給老媽看的。
《Singapore Postage Stamps Catalogue 3rd Ed》，Tan Chun Lim 編，星洲﹕CS Philatelic Agency，2012
已經沒收集郵票還買來幹甚麼﹖留念不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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