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公廁臭史—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候選人莊玉惜小姐]

很明顯這個題目是她博士論文內容一部分。聽這個講座，你會發覺雖然公廁的臭沒當時那麼嚴重，但「地產霸權」的運作形式和當年其實很相似的。

1. 主旨是﹕
1.1 殖民政府不一定會提供公共服務，被殖民者也不一定只是坐著等待。
1.2 華人大地主的自理角色
1.3 殖民地政治，不只是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二元關係，而是殖民者、商人和市民的三角關係。
1.4 大地主由行使負面地權(反對別人影響自己的建設)，轉為行使正面地權(主動建設)，令自己成為殖民政府的夥伴、令政府有求於我。

2. 香港公廁的開始，其實只被當成糞便收集站。
2.1 香港第一個公廁(不計茅廁，那是沒人清理的)始於1867年，是用馬桶的。由於政府不想花錢去清理(而又發覺有人想收買糞便)，於是1869年開始拍賣公廁經營權。
初期的公廁有政府和私人設立，顧客都是草根階層的華人男性為主。
2.2 其實糞便在宋朝已有專業買賣。而且商業網相當廣，上海糞便可以賣到武漢那麼遠(還有黑社會搶屎)，香港的也可以賣到順德。因為相對於農村人，城市人糞便營養較豐富，所以受歡迎。
2.3 值得留意的是，由1842年開埠，竟然頭25年也沒有公廁。如果衛生是成立公廁的主要理由，其實1843年已經有瘟疫，在西營盤站對上的West Point軍營還有人死了。
1854年有官員提出華人隨地大小便有礙衛生(當時殖民者眼中甚至認為華人天生就是帶菌者)，應設公廁。但無下文。
1856年又有瘟疫死了約八百人。結果通過了一條Building and Nuisance Ordinance(建築物及妨擾條例，方按﹕現在還有132BK章附屬法例《公眾潔淨及防止妨擾條例》)，要求建築物內要設廁所、而且政府亦「可以」提供公廁。這條例把衛生責任推到地主身上，但也沒有禁止私人公廁設立(只是因為人口太少沒人做)。可是英國當地建設廁所的成本也比建後園貴三分一，成本增加令華人罷市抗議(方按﹕當然其實是那些華人大地主鼓動華民去罷市)，結果也難以執行。
1862-1863又有瘟疫。
1865年瘟疫又波及軍營，結果英國施壓。結果興建了第一批四個公廁，分別於灣仔堅尼地道、堅尼地城和西營盤等地。由政府付費清理，每月七十至八十元。
1869年，豬肉商區昌利向政府建議以$240承包公廁，於是引入了公廁投標制。合約說是承包「……甴曱池(講者按﹕即garbage pool)及挑運各寍署內糞料，並港內各廁坑，並用各盆艇」運回內地，「……糞料歸承充人所得……六個月上期餉銀壹千弍百元。」由之前政府要每月付七八十元，到半年可收一千二百元，可見三年間升值十倍。
2.4 不同大陸，挑糞一直都是全面私營，官府不干預。香港這塊殖民地則由官府授權商人壟斷公廁和挑糞業務。由於承包商出錢只為收集糞便，公廁衛生自然差。原本茅廁拉屎後可以在上面澆乾土或木糠之類掩蓋臭味，但這樣會影響糞肥價值，所以香港的公廁不會這樣做。大便暴露放置而且不斷堆疊，令公廁變成極臭之地。

3. 分析1869-1920政府糞便收入，1869-1895大約都佔總收入1%，算是很大筆的收入，就算之後下跌到0.1%也不是小數目。
3.1 香港的糞便主要都是船運至順德勒流黃連，再分發南海、佛山一帶。這些地方都是產絲綢區，所以更需要「優質」的城市糞便。
(相比而言，新加坡就無法「背靠祖國」收集糞便，所以公廁發展比香港慢。但香港就因為商業壟斷主導令發展畸形。)
3.2 香港直到1880年代才有女廁。當時連東華總理也反對過，原因不外乎就是認為公廁太危險，女人就算出門也應該回家才如廁。何況當時殖民地華人十分之八都是男性，也沒多少女性。最早的女廁設於船街，就是給那些打工客家婦女用的。

4. 陳培是個小地主，卻租了幾個公廁。從他1918年的遺囑可見，當時他手上有大王東街六間屋值萬五元，孖沙街公廁一間卻值二萬一千元(他佔八分三，可見當時公廁還是合股經營的)。另一個合股人古輝山，甚至是中華總商會發起人並東華主席。早年殖民地商人無論華洋，都只是來賺錢，連賣鴉片也沒所謂，當然更不會介意沾手賣糞生意了。
4.1 因為當時糞便承包商要把糞便運上大陸，而單靠少量的政府公廁是不足夠的，於是又要向私人公廁收糞。而地價昂貴之下，公廁租金又比住宅高兩成，所以地主願意租地建公廁。反正當時整個社會只為賺錢，其他都不理，公廁管理不善的污染問題自然也沒人理。
4.2 由土地供應少催生的高地價政策，結果連開公廁的地方也是要投標搶租的。

5. 比較官營和私營公廁數目﹕
政府公廁由1867開始設置，到1910年增加至32座。
私人公廁於1865年有6座、到1868年增至高峰22座。然後1900年減至18座、1910年12座、最後1930年剩下2座。大致可見到私人競逐糞便時期的興衰。
5.1 比較地點﹕
政府公廁在中環當然沒有(因為中環是西人的，華人請回華區大便，西人自可利用官府、洋行、餐廳的廁所)，太平山區有3座、堅尼地城4座。
私人公廁在上環有3座、太平山區4座、西營盤6座、堅尼地城2座。
5.2 有趣的是，政府公廁大多建於街市、屠宰場等政府設施、而且不近民居處。因為一旦太接近民居就會因為「影響租值」被大地主反對(NIMBY不是今天才有)，可是私人設置的公廁，其實就在民居隔壁。
5.3 設計方面，政府公廁廁格數目較少(通常十格左右)、私人公廁的廁格多得多(二十至四十格，甚至有56格的)(註)，私人公廁的設計似小屋、非常接近民居。

(方註﹕講開廁格數目，其實老媽以前經常講「36道門」的笑話。需知美國有種超長、有很多度門的豪華房車，老媽笑說他們以前也坐過。那是新加坡當局特製的流動公廁車，因為每邊有18格，所以總共就有36個廁格、36度門了。)

6. 1899年皇后大道西256號的公廁，接通後面地勢較高的第一街29號。可是卻要由三四呎闊的窄巷進入(講者說可能是為了不漏臭氣﹖)。是一幢破損的磚造建築，光線不足空氣不流通，而且低於第一街地面17呎，其臭可想而知。
6.1 私人公廁每月每個廁格要向政府繳費六毫，但西區碼頭一格公廁每日已有四千人次光顧。不只可以賣糞，甚至還加收「入場費」，一次賺兩份。所以有大利可圖。(講者說有人指查維克報告書說一年六毫，那是錯的。)
6.2 另一個歌賦街2號屬於陳培的公廁，是兩層磚造建築，有27廁格。原本三面有16度窗但全部關上(因為被投訴散發臭味的緣故)。鋅造的廁盤已破損，而且上層糞便透過金屬管倒至下層，但管道無法清潔，也令人嘔心。
陳培曾被附近的西人告上法庭，但因為附近已沒其他公廁，最近的46號庇理羅士女子中學樓下公廁亦因為被師生投訴而關閉，所以法官裁決可繼續存在。(講者說這是受到行政干預的影響，但我想未必，因為雖然滋擾是事實，但法官也的確要考慮關閉這個公廁後人們隨地大小便怎麼辦的實際問題。反而當時整個殖民地政府都無法強制公廁改善衛生才是大問題。)
講者指出，其實陳培被人告過好幾次。可見小地主無法像大地主般「解決」被投訴的問題，這樣經常被投訴，令政府官員厭煩。

7. 其實查維克報告書曾經建議改善公廁設計，加強通風照明並提供清水，但最終沒有實行﹕

8. 政府後來設置了一批地下公廁避免臭味四揚的問題。1912年設立的鴨巴甸街地下公廁(就在前中央書院側)，一直用到十幾年前才關閉(已列為二級歷史建築，未知將如何處置)。這個公廁分上下層，而且是一個水槽廁所，所有廁格由水槽相連，每十五分鐘沖水一次，糞便就會沿著水槽經過各個廁格然後排出。訪問使用過這個公廁的八十多歲老婆婆時，獲告知五六十年代曾有人用報紙抹屁股，丟在水槽裡塞住了，結果糞水就會湧出來。而且當時公廁內亦無水洗手，他們去完廁所就這樣直接上茶樓飲茶去了。

9. 根據講者分析私人公廁擁有權，發現有些公廁由1860年代到1925年還存在，差不多半世紀了。而且還會買賣轉手，轉手的原因通常是破產(部分甚至由洋行接手，他們也不介意沾手這門生意)、同行收購、重組物業來還債之類。
1877年軒尼詩上任後善待華人，甚至讓華人可以購買歐人地區的土地，於是甚至有一年賣地有五分三的地都是華人購下，亦因此後來地產泡沫爆煲時很多華人大地主損手爛腳。
9.1 其中一個擁有人郭祥是鐵行買辦，有十幾隻船，出殯時的儀仗人數多到龍尾要用一小時才通過其中一個地點。可見公廁擁有人很多都是當時的大商家。
另一個鄧六(鄧延昌)，他的親家曾貫萬就是曾大屋的創建人。
這些業主名單中甚至有個「盧冠庭」，他也是中華總商會的創辦人之一。
9.2 重點在於，私人公廁的地主大多有其「勢力範圍」，因此可減少投訴。
他們可能把公廁夾在自己的物業中間，又或者放在自己地盤角落，雖在其他物業附近但亦在自己物業旁邊。即是用自己的物業作緩衝區(buffer zone)以避投訴。
9.3 如果從地圖上分析﹕
1877年華人開始零星買地、也開始建公廁。當時建築沿用了英國出現的 back-to-back house 形式。
1880年華人繼續大量買地(如前述，因為軒尼詩親華和大量華工來港導致地產大升、然後暴瀉)，公廁也大量增加。因為當時屋內不設廁所，於是地主順便開公廁再賺多一筆。(方按﹕有沒有想起黃子華棟篤笑提及住黃埔只能用「誠哥」電訊服務那一段﹖)
大地主因為擁有附近土地，不怕被投訴，所以更能吸引經營者租地開廁、而且租金更高。於是我們可以說形成了一種地產霸權的「勢力範圍」(sphere of influence)。
他們不是純粹為了收貴租而辦公廁和買地，解決衛生問題也對其他物業的地價有利。
1888年一些小型勢力圈增加了，有些大地主收縮了。
1895年，有些勢力圈甚至消失了。
9.4 分析當時八大地主的私人公廁土地資源(1877-1895)﹕
1877年共有385塊地、1880年338塊地(分屬四個勢力圈)、1888年478塊地(八個勢力圈)、1895年434塊地(七個勢力圈)。
9.5 能夠維持勢力範圍，才有可能維持私人公廁幾十年之久。地權維持著公廁，再加上這批地主都是華人領袖，關係網密切，所以就算他們擁有的土地交錯、勢力圈互相重疊，也不會互相投訴。
9.6 這些關係網包括親屬(家族或姻親)、朋友、生意夥伴、政經關係等(如政府委員會、東華保良、中華總商會等)。
講者分析甚至搬出非常複雜的「關係圖」，公廁擁有人之間很多都有各種不同的關係。(這種分析令我想起幾位朋友之前寫的《精英惡鬥﹕香港官商霸權興衰史》，如果莊小姐有興趣用電腦分析可能會更有興。)
9.7 早期的華人流動性很大(1930年代會留港達十年的不夠三分一)，亦不懂投訴。所以只有地主會懂得投訴，有些公廁經營者也會為了爭生意而互相投訴。

10. 1900年後政府公廁數目才追上私人。政府曾經欲收回私人公廁，但地價太貴、而且收地會遇到很大反對(這些地主甚至連衛生條例也反對)。當時地價收入佔政府總收入兩三成，政府除了不想得罪地主、也不想得罪這批「華人領袖」。無論過去或現在，「有地」都比「有錢」重要，土地的重要性令地主擁有額外的影響力。
10.1 到1900年代廣東農業失收，於是糞便也失去價值。公廁承包商甚至倒糞入海，政府於是開始構思建立水廁。而因為承包商不願再出高價承包公廁，亦令地主失去大筆收入。
10.2 有趣的是，就連1915年袁世凱稱帝、廣東獨立，也影響令糞便無法運送。再加上有海盜劫持糞艇勒索贖金，承包商要另行付費(其實即賄賂)才能獲廣東政府護航。於是糞價又跌，自始私人公廁大減。於是直到1930只剩下最後兩個私人公廁，但講者找不到資料說它們何時關閉。
10.3 結果香港自1910年代開始設水廁，比印度和緬甸更遲。但又早於上海，這個連黑社會也搶糞的地方，直到1927年才有水廁。

11. 回到結論﹕
11.1 殖民地政府不一定會提供公共服務。
11.2 早年公廁淪為糞便收集站，政商分享投機利益。於是二元的政商關係變成殖民地三角政治關係。
11.3 政商合作﹕私人地主承擔了維持公共衛生的工作。
11.4 公廁服務持續，並非基於衛生理由，而是因為地權與相關利益所致。

是否覺得現在的香港其實也差不遠﹖

12. Q&A時間﹕
12.1 香港直到戰前都有賣糞，戰後五十年代因為中共佔領廣東，香港政府為了糧食自給甚至曾計劃於新界設糞廠。
12.2 威靈頓街地下公廁是唯一至今還使用的地下公廁，為了消散臭味，有管道抽風至幾層樓高的位置才排放。
12.3 上樓收糞的收集商，跟公廁承包商也是同一批人。早年的挑糞業有四千人參與，也是一大行業。
12.4 香港荒謬之處，到1935年的Housing Report還沒建議屋內要設置廁所。可見地主的影響力有多大。

老實說我不知為何會有人(而且不是小朋友)說未聽講座之前不知道糞便可以賣。對歷史或農業略有所知，應該知道糞肥是甚麼一回事。(要不然你以為「肥水不流別人田」的「肥水」是指甚麼﹖難道是淝水之戰那個淝水麼﹖)

涂豐恩《大人的日本史》，台北﹕平安文化，2015

為圖書館買的普及書籍，然後自己也拿來看看。內容由德川幕府到平成年代，抽取當中的標誌事件作介紹。除了政治經濟以外，一些平民思潮、男女關係的變化之類也包括在內。

作者是以不受限於中國或日本中心史觀，期望寫一本以台灣視角出發的日本史(嚴格來說只是日本近現代史)為目標。這個目標是否成功，方某不懂得評論。不過內容寫得頗有趣，讀起來也很流暢就是。在「普及」方面應該算是成功。而且在史事的詮釋方面，也帶來與傳統中文著作不同的觀點(雖然我猜這些在學術界中已不新鮮)，不只適合「大人」讀，也適合學生讀。

(方某人其他書評書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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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骨頭﹕

p.212 「美智子雖然不是皇家出身，但也不能算是家境小康。」

嫁入皇室，當然不是皇家出身，要不然就變成近親相姦啦。
就像前文寫「貴族中選妃」，這裡亦是「不是貴族出身」之誤。
(當然，日本貴族其實大多亦是源自皇室，所以皇室與貴族通婚也被認為令皇室後裔越來越弱的原因。但貴族獲賜姓之後就降下臣籍，不能再算皇族了。)

p.194 「日本國家廣播公司(NHK)」
p.214 「日本公共電視臺(NHK)」

譯筆不一之過，其實人家有漢字名「日本放送協會」，只要頭一次介紹時說明是「公共電台」，也不算很難明白吧﹖

p.217 「根據這份條約，日本要提供南韓大筆的經濟援助，其中有一千多億日圓(三億美金)是無償贈予，還有六千多億日圓(兩億美金)是長期貸款」

一千多億日圓算三億美元、六千多億卻只算兩億，究竟哪個正確﹖

如果查維基百科《韓日基本條約》，無論是中文版或日文版，都是指以美元計算，三億是無償、二億是貸款。換言之美元部分正確，只是日圓方面有錯。

但如果我們轉看維基文庫的條約原文(其實是條約的相連協定)，裡面是有寫日圓的(但計算以美元為準)。三億美元相當於一千零八十億日圓、二億美元相當於七百二十億日圓。換言之前面「一千多億」是沒寫錯，但後面的「六千多億」不知從何而來。

在條約簽訂的1965年，日圓是以360:1的固定匯率與美元掛鉤，所以應該不會難於換算才是。所以這個錯誤的原因實在難明。

襯放假有點閒，去筲簊灣清掉未看的展覽。

順道去「咪誅連」麵店食個遲來的午餐。明明我沒有帶方家animals出來、既沒拖拍又沒約人，為何這張單會寫「2人」的呢﹖

就在天后廟斜對面，員工應該不會見到「污糟野」吧﹖

------------(我是邪惡鮮油多的分隔線)------------

實在這兩年看多了那些跟大陸合作，強調共軍、幾乎不講國軍的抗戰展覽，這方面已經沒甚麼期望。不過這次提供的舊影片頗多，所以英美視角都有。而且雖然還是較多強調八路軍和東江縱隊的事(東江縱隊畢竟在境內打游擊，倒是應該提及的)，但國軍的事跡也沒有避，連蔣光頭的照片也不少。算是近年抗戰展覽中比較「平衡」的一次。
(沒刪掉歷史圖片中的民國旗，需要讚揚嗎﹖)

展廳入口外有個燈箱，展示日人《大同畫報》的「新香港十景」。極盡「語言偽術」之能事，把壞事都說成好事。人們擺明是因為戰禍缺錢和被趕回鄉，才把舊物拿出來變賣，也說成是當局便利民眾的露天市集。

「倀傳媒」有多醜陋，不只這一次淪陷，上次也是一樣。

當年原來真的會宣傳「煉奶是嬰兒的恩物」。因為煉奶成份跟人奶相距太遠，所以現在已不可能再這樣宣傳了。

老媽生於戰後，但當時物資仍然短缺(連出世紙也是日本人的)，外婆曾在黑市買來那些戰時被藏在泥裡的煉奶，開水給老媽喝。據聞當時那些煉奶已經變了色(好像是綠色，我猜是罐的金屬變質溶在奶中吧)，幸而喝了又沒事。那年代就是這樣，沒死就算好了。

日本佔領時的電費單。有趣在於因為燃料不足，除了宣傳節約和燈火管制之外，單上也附有另一張「御注意」，說明本月用電超過限量的話，要在下月用量中扣除。

見到「香島日報」有沒有覺得很熟﹖你沒搞錯，它在淪陷時就是叫這個名。助紂為虐，一脈相承。

「大東亞戰爭一周年」紀念封，純粹討論信封本身，印得頗精美﹕

愛國炒飯﹗

這幅幾乎每次抗戰展覽都要展示的加拿大徵兵廣告。

人家說 Remember Hong Kong，我們又有沒有 Remember Canada﹖博物館有，其他人呢﹖我倒認為除了邀請加拿大代表在港紀念重光之外，香港也應該派人去他們那邊參與紀念，例如Winnipeg，人家整團新兵送來犧牲呢。(奇就奇在，香港跟人家並不是姊妹城市)

勇武人士注意﹕不知現在用紙製防毒面具還有沒有用﹖

這幅圖唯一吸引我注意的是﹕青衣島顯示沒可能離港島那麼近。原來日本人畫圖也可以那麼「求其」。

日本投降後，英軍服務團給營內戰俘的通訊，讓他們大概了解在囚期間英國和世界發生的事。

這個互動圖片和漫畫瀏覽程式，不知為何有中文繁簡加英文，偏偏不弄個日文版。不期望讓他們了解祖先當年怎樣對待別人麼﹖

很面熟吧﹕「要不是有我們大日本，你們早就關門大吉了﹗」

這個展覽真的很邪惡。XD

(這是為圖書館主任協會寫的書介)

《科場．八股．世變—光緒十二年丙戌科進士群體研究》卜永堅、李林主編，香港﹕中華，2015

卜博士新作，敝人獲贈書乙本。內容豐富未能讀完，但讀了大要先介紹一下。

我們讀中史時一定聽過「八股文窒息創意」的說法，令士子只顧「代聖人立言」不理世事云云。但我們卻沒機會看現實中八股文是怎樣的。就算去博物館相關展覽，見到亦多是本地「卜卜齋」學生練習，很難覺得是好作品。可是，學對聯時老師說對聯以明清最盛，因為八股文要求對仗工多藝熟(同理，唐朝詩藝最盛，當時亦是考詩賦)。能對出妙聯者，腦袋應該很靈活才是，創意何以會窒息呢﹖

編者連同他們的學生，一起研究了清末一場著名科舉的進士試卷(這場考試包括了很多後來的重臣、甚至有民國大總統)。身為科舉遊戲「勝利者」，功力自然高得多。書中提供了試卷賞析，讓人見識八股文能有多精彩。書中亦附有這批進士的簡歷，讓讀者了解他們的背景。

科舉制度有很多書籍提及，而本書亦提及一些平時不易留意的細節。例如入京會試的舉人是要先考複試的，甚至有人考得太差直接被黜革舉人身份。會試後殿試前有複試、殿試後也有翰林院選人的考試，總之就是不停考試。而今日風行的公開考試「雞精書」，當時亦早已有之。
但本書價值，在於讓一般讀者了解一篇「優秀八股文」如何寫成。正如近體詩格律嚴謹，詩人仍「戴著腳鐐跳舞」跳出了輝煌的唐詩盛世。八股文對仗文體要求嚴格，士子仍能寫出美文。這批「勝利者」往後亦證明了他們思維活躍、未必保守固執。可是，八股文可以很美，是否就代表科舉沒有以往批評者所指「令學子窒息」的弊病﹖

或者我們要從一個比較大的背景去看，窒息的可能不是考試本身，而是整個社會。考試的悶局可能只是社會大環境保守不進取的反映。假如科舉只是一場文學考試，就算只考作詩對聯，未必就會影響社會風氣。別忘記要考詩賦的進士科本來就淘汰了「只求背誦沒創意」的明經科。但如果所有人只能有「當官」這個上流門路，而當官就只能透過科舉(而科舉只有進士科一條路)，那麼社會出路的封閉就會令考試也變得很封閉。當社會沒有其他出路，所有人只能經過同一個模子求上進，自然就會窒息。就像先前介紹的《大清帝國的衰亡》，滿清滅亡是源自社會經濟發展的停滯，考試制度並不導致這點。
要是在一個經濟發展順暢、上流門路開放的社會，考試只是其中一條上進之路，考試不行的人大可改試別業。正如美國就經常有缺乏學位的人開創大生意，當球員也可能成為球王日進萬金。百業各顯神通，學子不需要受限於同一個模子塑造，自然也就不會因為考試而窒息。在一個民主社會，官員權力處處受節制、並不會只有當上官員才能顯貴(甚至當了官也不會特別顯貴)，學子自然也就不必要被迫走一個考試制度以求當官了。

考試評卷要求客觀準確。無論考詩詞或八股，都是取其對韻對仗可客觀判斷，相比評賞文意人言人殊，自然客觀得多。可是卻往往忽略了文章本身的意義，令考試變成純粹操練、文字遊戲。科舉如此、學能測驗如此、TSA如此，通識科亦可能如此。進士的八股文美妙，然廣大考生為求聞達，卻只知操練不知世務。對比眼下，能不慎乎﹖

本書出版有點「生不逢時」，因為前幾年新高中中史科還在搞校本評核，敝校選擇了要學生寫傳記。本書裡不同學生以不同方式和角度為諸位進士立傳，其實頗為值得中學生借鑑參考。但因為校本評核太多壓力太大，去年政府宣佈取消包括中史科的若干科目校本評核。換言之來屆新生不再需要交傳記功課，本書的「實用吸引力」又減弱了。

(方某人其他書評書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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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的)筆記，或挑骨頭﹕

p.25 「由統計方式已可知，競爭度與錄取率正好成反比」

其實這是不需要看統計的，因為競爭度(X中取一)與錄取率(1/X獲取)的算式剛好相反，本質上就是成反比的。

p.37 表六 。年齡組33-37﹕33(22)、34(23)、35(13)、36(9)、37(6)
表末眾數(Mode)33

既然33歲有22人、34歲有23人(p.39圖五證實這數字沒錯)，那麼眾數就應該是34歲。

p.44-45 表八注2. 「會試複試、殿試、朝考三場因區分甲等，因此表現略微複雜。如劉培殿試欄下3-33(166/319)，指他殿試列第三甲第33名，在該榜319名進士中實際排及第116位，餘類推。」應為166。

p.71 「文章末尾愛仁再用一段短短的落下總結全文，以設問的形式提出『何書紳一事，未之前聞乎﹖』並通過列舉在問行之前孔子已對子張所提出的不同訓誡，向讀者解答﹕正是因為在問行之前子張未曾問過這一方面的事，說明問行之舉正是子張長進的結果，以此完結對此段《論語》的闡釋。」

我想愛仁指出子張長進的論據，並非「之前未問行」，而是「書紳」(寫在衣帶上)這個動作吧。愛仁的「落下」(結尾)是「不然，問政、問仁、問明、問達，夫子歷有訓辭，何書紳一事，未之前聞乎﹖吾故曰﹕子張問行，子張之進境也。」
在下理解愛仁的意思是指，「子張問行…書諸紳」，即是終於明白自己「好高騖遠、難以為仁」，無法「參前倚衡」時時把夫子的教誨放在心中，所以才乾脆「書紳」當成便條般隨身。因為知道自己的缺點、找方法克服，所以「子張問行」的故事就反映了子張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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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註﹕

卜博士借版主平臺，寫一道歉聲明如下：
頁132，謂「恐龍秘笈」的編者是日後成爲嶺南大學校長的陳坤耀老師。錯！這本「恐龍秘笈」的真正編者是杜耀君老師(Y.K. Tao)；而陳坤耀老師的確編纂另一本極爲暢銷的會考參考書，但不是有關生物科的，而是有關經濟及公共事務科的。謹此向杜耀君老師、陳坤耀老師道歉。

這次其實也是一篇介紹兩本。一舊一新，一本讀完一段時間，另一本剛剛讀了，一本是史學著作，另一本是網論結集。但出奇地兩本書內容又有點古今呼應。

《大清帝國的衰亡》(The fall of imperial China)，Frederic Wakeman, Jr. (魏斐德)著、廖彥博譯，台北﹕時報，2011

老實承認，這本書是幾年前碰到大眾書局特價(相當七折)才買的。原著是1975年的舊著，只是對題目有點興趣，所以就先買下來再算。

作者是火紅年代的柏克萊學生，而且成書之時文革尚未結束，所以在書中可以見到不少馬克思主義史學對同一歷史事件的解釋。不過重點倒不在這裡，而是作者對中國歷史的解釋，脫離了道德褒貶或者歸咎外國侵略的舊論述。作者從中國社會結構出發，認為中國社會仕紳階層的發展，在清朝中後期已經去到朝廷和上層仕紳勉強控制全國大局，地方低層仕紳又很難不當土豪劣紳盤剝鄉民而作出貢獻的局面。西方侵略只是點燃了引火線，就算沒有西方人，中國自身也會因此陷入混亂。結果就是中央政府無法再控制地方而崩潰，地方仕紳面對被共產黨鼓動的農民，就只能找軍閥幫忙。而結果就是，共產黨搞土改以血腥方式清洗掉所有鄉紳和稍為有產的富農，代之以共產黨幹部。後來的情況有沒有比較好﹖當然沒有。

這個解釋很重要。因為在下一向認為立憲運動和地方自治，有可能令中國歷史走向較好方向。但如果從作者的這種角度看，建基於仕紳利益的地方自治，恐怕未必能夠讓鄉村仕紳太多沒出路、而農民又苦於盤剝的困境得以解決，最後可能仍是陷入混亂。假如立憲政體較有生命力的話，說不定能夠及時改弦易轍，找到出路而不用陷入內戰。這樣的可能仍比革命、軍閥混戰或大一統窒息為好，但很難說這樣就比較容易成功。

《有沒有XXX的八卦》，鄭立，桃園﹕逗點文創結社，2015

為圖書館買的。畢竟鄭立大大的文在網上也有得看，不過他的文很易讀，我想適合讓學生觀摩一下思考時事的其他角度。何況假如學生要右傾的話，我寧願他們讀鄭立的文、學一點知識，好過讀某些一味煽動仇恨、近乎種族主義的文章。

學生可能對於佔領運動(鄭立強調是「雨傘革命」，在下卻不認為參與者有甚麼「革命」企圖，有就當晚已經衝進政府總部和特首辦了)的論述會比較有興趣吧﹖不過我想鄭立對地產的論述更值得他們細讀，而這部分亦出奇地跟前面《大清帝國的衰亡》有所呼應。清朝中後期其實也就像鄭立所描述的狀況，土地兼併加上人口增加，不要說農民無法耕者有其田整天為能否交得起租而煩惱，基層仕紳亦難以上流、志不獲伸。而朝廷高層仕紳坐擁鉅資，覺得基層仕紳欠缺道德只懂魚肉鄉民(有點像現在高官在譴責藥房和導遊騙人)，卻忘記了自己壟斷了多少田地，保障自己和子孫的生活，卻令發展窒息了。

純粹自由經濟之下，就是必然會出現強者越強弱者越弱的兼併現象，而既得利益者又會利用制度把這些壟斷固定下來(無論是否以自由經濟為幌子，事實上都是離自由越來越遠，又或者這種「自由」只是有資產者的自由而非每個人的自由)。結果就是有產者永遠利用資產錢賺錢，其餘想創新、走另類道路的人都難以維生，整個經濟的多樣性被犧牲。當權貴認為自己坐穩江山的時候，民眾的怒火只等待觸發點去爆發。
比較聰明的經濟體，就會採取一些措施，稍為損害這種「資產的自由」而讓大家未來有更多自由。例如德國的租務管制(香港回歸前也一樣有，有人強調租務管制會妨礙自由市場，那麼難道香港戰後幾十年地產市場都不自由﹖地產不是照樣增值麼﹖百姓不是照樣租屋住﹖租務管制對租客有害這種鬼話不知說來騙誰)﹔又例如新加坡為了避免種族隔離而限制組屋的種族比例下限。這些措施表面上違反了「市場原教旨」的教條，卻是維持市場自由和社會穩定必須的措施。

〈為什麼中國沒有西方的自然科學﹖〉也是在下很有興趣的文章，畢竟這是方某一向關注的題材。鄭立的說法有點像唐德剛的歷史三峽論，中國未有發展出近代科學，不一定是中國文化本身有問題(反正講迷信不理性，西方人也一樣)，而只是不幸「時辰未到」而已。而又像李逆熵的說法，西方只是碰巧進入了近代科學的良性循環，於是就拋離了其他文明，其他人再沒有自行發展科學的機會，只能在後頭追了。

講「貴族義務」的那部分我也認為學生應當要讀，畢竟我們這個文化的權貴不負責任，出了事只管推下人去送死。香港那些權貴就是懂得權在我手，到手法不良被人質疑要負責的時候就突然變回平民，說別人太苛求(「官不聊生」之類)。學生應該要認識一下，西方意義下權貴的義務是比一般人重，這是他們享受地位的代價。只想權在我手，不願意負責任的人，是沒資格得到權力的。

最後是法家，很多人受了中共宣傳的影響(即使反共人士亦然)，以為法家就是法治、儒家就是人治。但其實法家講究權術，法律只不過是工具，就正如現政權的做法，絕不是西方法治精神那回事。當然以中共的實踐，他們就連表面的rule by law都做不到(以「被失蹤」「被旅遊」拘留異見人士長期不讓見律師，本身就違反中共自己的刑事訴訟法)，也就不用說尊重以法限權的rule of law了。
法家那種事事要管又管不完，最後要借儒家作幌子搞「外儒內法」來緩和的做法，恰好就是令人只崇拜權勢、不尊重法律的元兇。
(有趣的是，李光耀是法家沒錯，但他其實在統治後期才講儒家。而且只是拿來當成長幼有序、少給福利、反駁西式自由民主的理由/藉口，並沒有用來緩和其政府事事管而且管得嚴的情況。或許治小國就是比治大國容易一點，嚴峻也不至於搞出陳勝吳廣來。不過李光耀式強權顯然後人無法沿襲，日後是放下法家還是走中國大陸外儒內法的老路，將決定新加坡法治的未來，值得留意。)

(方某人其他書評書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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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帝國的衰亡》筆記，或挑骨頭﹕

p.38 「如果又順利通過省級會試、取得舉人資格……歸納為以下三級﹕進士(國家殿試)、舉人(省級會試)、生員(州縣鄉試)」

這裡是層級錯配了，科舉層級經常令人誤會的原因，是它實際上的級別和一般人眼中的級別有差異。(而且東亞其他國家複製科舉制度時亦多有出入)
1. 一般人通過了州縣官主持的縣試、和知府主持的府試，稱童生。但童生並不享有任何特權，只不過得到了參與上一級院試的資格。(所以有些書指出朝廷對縣試府試並不看重，覺得雜途捐官當縣官主考也沒問題，反正他們都會找師爺批卷。)
2. 童生參加省學政主辦的院試，通過了就稱為生員(俗稱秀才)。到了這一級才開始享有士大夫免徭役和平時見官免跪(上庭還是要跪，但一般案件可以找下人代告)等特權。但生員身份並非終身的，這只是一個名義上進入官學的學生資格(州縣有學官主管，但事實上考生不會去上課)，要定期參與重考，考得好可以得到參與上一級鄉試的資格，考得差就可能要革去功名。
3. 生員參加三年一度的鄉試(由朝廷派人主持，另有慶典加試則稱恩科)，通過了就成為舉人(首名叫解元)。舉人才是第一個終身擁有的資格，而且有擔任縣官的資格(陞官圖有提及大挑、謄錄或召試等途)。不過由於官多缺少要派隊，舉人優先權低於進士，所以很多舉人寧願去京城去上一級的會試。
4. 舉人有權赴京參與三年一次的會試(同樣有恩科)，通過了稱貢士，首名叫會元。
5. 貢士一般都會留京參與稍後舉行的殿試，通過了就是進士，首名就是狀元(鄉試會試殿試都是首名就是連中三元，比中六合彩頭獎更難)。進士是科舉的頂尖，選派縣官也會比其他人優先。如果獲選入翰林院的話(狀元榜眼探花例授翰林官職，其餘進士則要再考試挑選庶吉士)，更是前途一片光明。

貢士一般都會參與殿試，而有事未能應考的亦可於來屆補考，只有少數人一直沒補考而只有貢士銜頭。而且殿試一般只分名次，參與者都會獲得進士名銜。所以陞官圖中甚至沒「貢士」這名銜，所以通過會試的人都當成「進士」，這就是當時人的觀感。院試、鄉試、會試、殿試雖是四級，但在一般人眼中其實只有三級(會試和殿試被當成一個試)。
所以會試其實已是國家級考試，文章應該寫通過省級「鄉試」獲得舉人資格。後面的舉人也應該是「(省級鄉試)」，而生員就是「(府級院試)」(因為學政會巡迴各府主持院試)。如果不是原著寫錯，就是譯者譯錯，但譯者也是讀歷史的很難想像這也會譯錯。

又，如果看科舉的年期分佈，鄉試會試(正科)都是三年一度，而且會試是緊隨鄉試之後那年舉行。至於院試則三年兩度，其中一年是會試當年，另一年則為沒鄉試會試的餘下那年。這是很實際的安排，因為鄉試是規模最大的考試，大量生員聚集省城，所以一般不舉行其他考試。至於會試只限於京師，自然不影響各府院試舉行。

(最近獲卜博士贈新著《科場．八股．世變》乙本，裡面較詳情討論了科舉細節，例如上述每級考試都分幾場，而且前往考上一級考試前還要複考，考得不好要黜革。制度十分繁瑣。日後再介紹。)

p.43 「灌輸族入儒家道德價值」應為「族人」

p.48 「知縣之下，一般設有主簿或典吏佐理各項事務，另外還儸用胥吏書辦、捕快衙役」

應為「典史」，因為「典吏」是指衙門書吏，即後面「胥吏」的一類。典史在明清州縣衙門很重要，因為他們主管治安。

p.82 「原來是城牆守護神的城隍爺」

城隍並不是城牆守護神(城隍二字原意就是城牆和護城河)，而是城池的守護神。

p.83 「頭戴黑巾的盜匪在幾個莊子外的地方」應為「庄」。(莊子會令人誤會是道家的莊子，雖然現在網上搜尋打庄子也一樣是找到那位莊子。)

p.95 「滿族的首領(貝勒)和平民(額真)」

貝勒的確是長官之意(但實質上獲封的是王子)，但額真也不見得就是平民。

p.96 地圖中「新京」只是(偽)滿州國才使用的地名，在清朝還是用「長春」為妥。

p.194 「將官軍盡階擊退」應為「皆」

p.206 「地方行政事務，都掌握在衙役、縣丞之手」

由於縣丞在清朝已經幾乎沒有多少實權，只能管某些範圍很有限的項目(如徵集糧草之類)，所以可肯定這裡「縣丞」是誤植。但本來是甚麼﹖在網上查不到原文，或者看倌找到原書可以看看(應是原書p.167-168附近，但google book不提供內文)。我相信原文應為「胥吏」。

《有沒有XXX的八卦》﹕

p.111 「國藉」應為「國籍」

p.116 「連威廉王子現在也在服役，而且還是在阿富汗前線打仗。」

應為「哈利王子」之誤，畢竟威廉王子是嫡長孫、第二號王位繼承人，讓他上戰場太危險，所以軍方只給他非戰鬥勤務，例如做搜救工作。親弟哈利王子(第五號繼承人)倒真的去了阿富汗，而且多嘴走漏風聲後，軍方嚇得立即要把他撤回國。畢竟王子身份會引來一大堆恐怖份子圍攻，就算救了他，護衛也要死一大堆，軍人性命也寶貴的今天實在划不來。

陳冠中《建豐二年﹕新中國烏有史》，香港﹕牛津，2015

為圖書館而買，已讀完一段時間的書，只因為搬屋沒時間寫感想。

國民黨贏了內戰、中華民國繼續統治中國大陸，這個跟現實完全相反的情況假如實現，會如何﹖無論這樣的假設是否有實質可能，對於非常厭惡中共的人來說，自然是「很想要吧」的想像空間。
一般形容這本小說為「政治寓言小說」或「架空歷史小說」。不過方某心中倒另外有兩個形容詞，我們應該說它是本FF小說(Final Fantasy，用在這裡大概可稱為「終極幻想」﹖)、還是YY小說(大陸網語，指意淫)﹖就視乎看倌站在哪一邊看了。

作者嘗試做邏輯推演，估計假如這個情況真的發生，究竟中國會變成怎樣。他利用幾個歷史現實中的人物為「角色」側寫這「另一個可能的中國」。在他眼中，國民黨治大陸應該會比共產黨好一點(這點正常人都看得出，至少沒了文革和政策造成的大饑荒、又有來自美國的輕工業訂單)。可能是為了簡化推論，所以作者假設了很多國際事態都照舊發生(否則遠離現實太遠可能也會令讀者覺得太離譜)，例如韓戰和越戰照樣發生(可是沒有中共提供炮灰，蘇聯還會否同意北韓南侵﹖這點在下有點懷疑)，只是國民黨治下的中國取代了日本，成為美國頂住蘇聯的盟友，於是東亞局勢在這方面有點轉變，例如日本不再是美國東亞頭號盟友所以戰後復甦慢了點、北越似乎也無法徹底消滅南越之類。對香港讀者更有興趣的，可能是他對香港的描述。因為中國於國民黨治下可直接跟美國往來，所以香港無國難財可發、角色比現實歷史較黯淡，經濟也沒那麼好，早就變成依靠大陸遊客生存。當然，在這樣的歷史裡，香港政府也未必會坐以待斃﹖但官員死抱轉口貿易拒絕工業化這一點，在現實歷史中如是，在那段平行歷史中恐怕也差不了多遠。

另一方面，維基百科轉述蘋果日報報導，有人質疑假如國民黨贏了內戰、天下大治，蔣介石怎可能還依靠《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繼續連任至死﹖
可是，中國政治向來是看實力多於看法律條文。如果蔣介石真的贏了內戰，聲望與權力大增，連直接修改憲法廢除連任限制也有可能呢。更何況小說早已留了伏線，中共中央就躲在海參崴、餘黨散落北韓、新疆、金三角各地(現實中國軍也有餘部留在金三角)，不時在邊境生事。雖然沿海地區太平盛世經濟勃發，但邊境不穩已令蔣介石有足夠藉口，讓他控制的國民大會把「剿匪用」的臨時條款一直延續至死。(大陸沒有丟失，當然就不可能有萬年國會，但是「共黨威脅」會令黨禁繼續存在，於是國民大會自然只能由國民黨人主導了。)
別忘記了，現實中八十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中共早已停止支持馬共顛覆活動之後，更太平的新加坡還聲稱一批人是「共產主義者」而動用內部安全法令不經審訊拘留之。那麼蔣介石以共黨威脅為由繼續連任，又何足怪﹖
當然，蔣介石獨裁的特色就是沒有毛澤東那麼全面掌控，總有些人(如胡適)會提異議。可是，現實中胡適也會給面子，並沒有真的跟蔣介石鬧翻(反正鬧得大的那些就被網捕了)，所以小說中的自由派知識份子也可能跟蔣介石有種「鬥而不破」的關係。而且蔣介石亦一直要給美國人面子，所以對自由派的打壓也不會像毛澤東那麼徹底。

其實更有趣的比較，可能是蔣經國對習近平。兩個都是元老之子，都對美國不爽，他們的治國方式有哪些不同﹖又有哪些相似﹖假如說蔣介石受制於美國人，對自由派的打壓不如毛澤東般無限制，那麼展示自己不是美國傀儡、甚至刻意試爆核彈的蔣經國(小說裡啦。雖然現實中台灣一樣有核彈計劃，只是被美國發覺制止了)，會不會也為了展示自己不聽美國話，於是反而加強對自由派的打壓﹖
小說裡的蔣經國，是一個有清廉民主共和理想，實務上卻要依賴特務政治鞏固權力的人。他依賴的這些人跟不上時代潮流，老是在製造冤案破壞他的愛民形象。現實中的蔣經國的確亦由抓特務政治開始掌權，以清廉和實幹見稱，任內開始政府本土化和解除解嚴、結束憲禁報禁，但他手下的特務又不停在迫害黨外人士，甚至搞出江南案這類政治謀殺。
習近平則為元老習仲勳之子。習仲勳以支持改革、反對六四鎮壓聞名，兒子卻似乎很懷念老爸被整的文革歲月，登位後政策越趨保守(例如加強打壓維權律師、為香港政改定下極狹窄限制的人大八三一決定)、在外交軍事上亦「敢於亮劍」四方挑釁，離鄧小平韜光養晦越來越遠。
在展現出「不怕美國」這方面，蔣和習似乎有點像，但在開放政治方面，無論出於真情或假情，蔣經國當然好得多。但如果蔣經國不是在需要美國保障安全的台灣，而是安坐中國大陸，掌握蘇式特務的他，又會否同樣「經寬政緊」甚至越收越緊﹖

另外發現了一個有趣的別字，麥阿斗一篇中提及「鵝比」，作者指為「鵝脾」之誤。但這「鵝脾」也是現實中食肆經常寫的別字，因為「脾」乃五臟之一，大腿實應為「髀」。

(方某人其他書評書介)

顧著搬家和執拾，都沒時間寫文了。簡單介紹兩本為圖書館買、這段時間讀完的書。

半藤一利《日本最漫長的一天﹕決定命運的八月十五日》(日本のいちばん長い日：運命の八月十五日)，新店﹕八旗文化，2015

原書在1965年已出版，也就是乘新電影上畫出版的吧。不理會身為被侵略國後人的角度看，是一個有趣的悲劇故事。有趣在每個人都認為自己站在正確的一方，卻製造出悲劇。

當時高層已經知道日本無法繼續戰爭，縱使是堅持作戰的軍方高層也害怕本土決戰會爆出革命(當時是指共產革命)，對於他們來說共產革命比戰敗更可怕。就像開戰時的賭徒思路，軍方高層也只是堅持要贏一仗再談停戰爭取最有利條件而已，而文官當然已認為再拖下去是沒可能的事。因為軍方死不認輸，於是首相唯有使計搬天皇出來壓軍方之口。
可是，長久被「寧死不降」愛國教育洗腦的軍人，無法接受自己國家會戰敗投降這回事(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對外大戰幾乎都是勝利，所以才越來越人心不足蛇吞象。可見「輸錢皆因贏錢起」是天下公理)。於是，他們以「天皇被奸臣蒙蔽」為由去再搞一次二二六事件式的「清君側」政變。
政變的失敗，除了因為繼續作戰早已不設實際之外，亦因為(或因此)他們無法爭取到任何軍方高層的同意，變成一批中級軍官的胡亂行動。

雖是悲劇，卻不斷有小幸運發生，要不然事件擴大下去，就連投降也會出問題。最有趣的是原來舊皇宮被燒燬，職員全部遷入宮內省令大樓內非常混亂，反而令收藏天皇錄音盤的地方很不顯眼。當時流行所有職員都穿同一種「防空服」也令士兵無法分辨誰是負責保管錄音的侍從。更有甚者宮內省大樓的建築也令士兵很易迷路。最爆笑的是，因為宮內省的官職大多是文言文，士兵看著那些門牌完全讀不懂，於是就更容易迷路了。
最無辜的，似乎是那兩個無端端被發瘋軍官斬死的師團長和參謀吧。(那個參謀還是師團長的小舅，另外陸軍大臣其中一個課員也是小舅，當時似乎很普遍)

要嚴格批評的話，你可以說他們仍是美化了天皇，忽略了天皇主導戰爭的角色(《裕仁天皇與近代日本之形成》和《南京大屠殺和日本人的精神構造》著墨較多)。不過在日本環境而言，這點應該可以諒解吧。

邵力競《亂世領袖學—邱吉爾二戰英雄記》，香港﹕天窗，2015

買這本書自然是為了看邱吉爾的故事，這方面沒甚麼意見。大時代大人物的故事總有可觀之處，尤其是邱吉爾這類性情中人，更顯不凡。精彩之處大家可以自己讀邱吉爾的二戰回憶錄，懶得讀的話看這本「閱讀報告」也不錯。

不過作者本人的主張卻令人不得不搖頭，一個當了政務官十年的人，如果還看不出香港政壇的亂象是因為制度造成，只懂批評政客胡來不顧大局的話，他的經驗是白過的。
英國人為何大戰臨頭可以不分朝野一起合作﹖不是因為英國人天賦異稟資質特高，而是因為人家早就建立了兩黨制。在野黨隨時都會上台執政，自然不得不考慮大局。而且執政黨深知會跟在野黨會輪流坐莊，自然亦會予以尊重，適時吸納他們的意見。
香港政客為何只會互相攻擊一事無成﹖因為香港政客根本沒執政的機會，就連支持政府的建制派也不用為政府施政負責任。只要有利連任，他們當然不用理會其他事情。沒有負責任的機會，怎會訓練出負責任的人﹖

更離奇的是，作者聲稱在牛津大學讀過政治。那麼他還不知道英國曾經也有執政黨和反對黨把對方視為朝敵、逆賊、「搞搞震」的時代麼﹖「女王陛下忠誠反對黨」的傳統不是第一天就有，而是在朝野輪替之中慢慢形成的傳統。可見連世界議會之母，互相尊重的傳統也要靠時間累積形成，有好制度才有好的反對黨、有好的反對黨才有好政府。讀過政治還只懂批評個人而不懂針對制度，書豈不是白讀了﹖

回頭望望，特首普選方案堅持特首不能從屬任何政黨，這種反政黨政治的方針甚至不見於人大決定呢。是誰窒礙了香港政黨責任政治的發展﹖政務官不是有份的嗎﹖
你們有份製造這個亂局出來，然後去批評亂局裡面的人﹖

(方某人其他書評書介)

徐承恩《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香港﹕紅出版，2015

徐兄繼《精英惡鬥》和《城邦舊事》後更進一步的力作。在《精英惡鬥》量化分析了香港權貴圈子九七前後的變化，再於《城邦舊事》借十二本書介紹不同角度的香港歷史，徐兄當然忍不住要表白自己的史觀。《鬱躁的城邦》就是成果。

以徐兄非職業史家、工餘治史的身份，本書其實野心頗大。相比起《城邦舊事》介紹的專業史家著作，大多針對某個主題、某段時期的香港史，你看本書目錄就知道，這根本是香港本土「通史」。試圖以「本土視角」為軸心，貫穿香港古代到現在的歷史，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本土歷史論述。這種苦心孤詣，不單止學界少有，在本土派當中也沒誰做過。(本土派對個別史事的論述有不少，政治藍圖也有不同人士各自提出——是否實際可行是另一回事。但以本土視角描述「全史」，方某見識鄙陋，似未見過。)
上一本以香港人角度寫本地歷史的著作，已是旅美臺籍史家蔡榮芳教授的《香港人之香港史》——留意作者是台灣人而非香港人。可見當時香港其實沒甚麼人會以英國殖民或者大中華、國共史觀以外的其他角度看歷史，就算有也出不成書。

正如在下於上一篇《城邦舊事》介紹時說，只要不違反基本史實，喜歡以甚麼角度看歷史其實是個人自由。只是讀者多接觸不同角度的看法才有益。
相對於開埠後歷史有較多不同來源的記載，香港早期史就比較支離破碎。對這個帝國邊陲之處，往往只有中原/官府公文的斷續記述，留白之處甚多。所以也有很多可以發揮的地方。

作者提出了嶺南先民其實跟中原漢人沒甚麼關係，現在的原居民有很多只是虛託中原「祖先」以擺脫土人身份、登記戶口並參與漢人的圈地遊戲而已。這一點跟傳統的看法相去甚遠，不過亦非空口說白話。例如先前的講座也有學者指出，近年學界對古代嶺南史多了與傳統中原中心史觀不同的看法。例如在秦始皇征服嶺南之後很多年，嶺南仍然不服中原管治，而且居民也保留了舊俗而非跟隨中原儒家禮教。所以古嶺南的事實可能跟我們傳統的印象有很大分別。當然你是否要用徐兄的「本土」觀角貫穿之，就是後話。
至於開埠後的歷史、甚至近年的風浪，史實較多、較為人所共知，自不待言。

書中明推「公民國族主義」，認為認同香港核心價值觀才是香港人，同時認為陳雲的種族主義式論述不是出路。這樣當然會得罪國師徒眾，於是就有人寫了篇奇文反駁。陳雲那套正正是嶺南原居民的老路﹕否認自己的文化源流，自擬為華夏正宗。這種「我比你正宗」的主張給大家意淫呃like不難，但學術上太多缺環(例如粵語固然保留了不少上古漢語的字詞，但粵語總不會自己變成甚麼「上古雅言」，粵語應是中原語言和嶺南土話混血而成的)。香港是保留了不少大陸已喪失的習俗，亦值得自豪，但自認為正宗則太虛浮了，香港人有否很重視這些「正宗」也惹人懷疑。你看香港最出名的飲食文化就知道香港人長處在於混合創新，而不在「爭正宗」。

如果要講最敏感的「港獨」議題，相對於徐兄擺明以公民國族主義鼓吹港獨，陳雲的學說反而是曖昧不清。城邦論本身主張香港獨立於大陸(他本人甚至曾稱香港始於要獨立，但他又一向說香港只是城邦不必獨立的)，但又幻想終有一天要搞甚麼中華邦聯之類。一方面挑撥港人對大陸人的怨恨以便斷絕關係加強區隔，另一方面又期望香港協助改革中國，兩種要求其實是自相矛盾的。既然互相仇恨了還搞甚麼邦聯合作呢﹖相比而言一向支持統一的「大中華膠」就算膠也至少膠得一致點。

個人並不尋求政治上的港獨，但認為香港人應當有一種獨立的思想和心態，才能保護香港自有的價值(這一點同時對整個中國有幫助，因為保護香港等於保留了中國未來改革的種子)。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無論你是支持獨立、支持自治、支持統一……都是對自己誠實、理論一致比較好。就如徐兄云，每個人都應該寫自己的歷史。

徐兄交出了他的功課，效用如何就等待歷史評判好了。

(方某人其他書評書介)

[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歷史講座—曾昭朗博士]

單看名字很難猜到是個女的。曾博士是港大歷史系講師，曾經以家計會為研究題目，所以獲邀主持這節講座。

1. 家計會成立於1950年，背景就是大陸易手，大量難民湧入香港令人口急增。

可是，家計會的前身優生學會成立於1936年。1936年5月21日《華字日報》報導了「醫界組優生學會」的新聞。倡建優生學會的還包括著名的蔣法賢醫生(方按﹕他也是聯合書院創院校長，並牽頭爭取成立中文大學)。優生學會的主席是Prof. William Nixon(聶克森教授)，港大婦產科教授。港大婦產科與優生學會/家計會關係密切，歷來有多位教授成為該會的執委。

當時美國提倡節育的Mrs. Margaret Sanger山額夫人也有來港聲援。
優生eugenics，由達爾文的表弟Francis Galton提出，意指well-born。

2. 優生學會的宗旨包括﹕
—為貧窮家庭的婦女提供節育服務
—為因公共政策或個人需求控制家庭規模的婦女提供節育診所服務

優生學會於大戰爆發前已向英國買子宮帽，到開戰後轉向紐約購買。
由於獲得捐款，對家庭月入少於30元的婦女可獲資助服務。

到戰後，由於「優生」一詞在戰時被用作種族滅絕的藉口，變得惡名昭彰，所以改名「家庭計劃指導會」。於1950年恢復服務。

家計會宗旨有所擴大，包括﹕
—提供節育服務
—協助不育者生育
—開設家庭計劃指導所
—收集和宣傳人口知識
—推進相關研究
—保持與國際相關機構的聯繫
(另見現時的宗旨)

3. 1955年政府開始資助家計會，並撥給灣仔總部(舊址，之後再遷至現址)。

香港人口由1947年底的180萬，增至1950年春224萬，再到1952年底已225萬。
家計會認為，移民增長尚可以法律手段控制，但本地當時的高生育率則不然。所以宣傳節育非常重要。但家計會的工作主要是針對難民和勞動階層。
(家計會海報廊)

由1951年至1958年，香港的生產額由68500增至106624。家計會初診人數由1516人增至8801人，覆診人數由432人增至9212人，覆診者佔去年求診者比例由29%增至78%。會方認為他們的工作阻止了六千多個嬰兒出生。
當時香港當時受中國傳統影響，仍是要求婦女多生育、尤其是生男孩。如果婦女生不出男孩，男方就可能會納妾。求診者大多是來自中國的婦女，平均31歲(在當時算年紀較大)和家裡有4個小孩。而她們的丈夫又多數缺乏知識，所以無法協助她們使用子宮帽，所以這些女士多要求採用其他方法，例如避孕針。

4. 1968年，家計會的宣傳開始減少針對階級的色彩，改為強調「家庭計劃導致美滿婚姻」。
(家計會海報廊)
1969年推出「貧富由君」、「哪一家人有較好前途﹖」海報，進一步強調家庭計劃有助於全家人過更好的生活。其中「小家庭負擔輕」，採用了圖象表示「一生兒女債」的觀念，呼籲人們控制生育。
(家計會海報廊)

5. 1970年代家計會把32間指導所交回政府衛生署運作，轉移工作焦點，不只服務勞動階層。

與六十年代男性普遍不關心節育絕育不同，七十年代對男性生育指導服務開始增加。
家計會推出了「君如有孕作何感想﹖」海報，鼓勵男性使用家計會服務。雖然家計會本身沒提及過，但其實同期英國家計會也拍了個「男子懷孕」為題的廣告，香港家計會很可能是從中「抄橋」的。此時，接受結紮節育手術的男子開始增加。1974年報告指當年家計會做了197(?)宗手術，比去年私家診所和政府一共做了一百三十幾宗手術大有增長。
(家計會海報廊)(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1975年推出「家庭計劃男子有責」廣告，但當時女性求診人數仍佔97%。
(家計會海報廊)

1976年家計會於修頓球場舉行「家庭合作烹飪比賽」，要求夫婦一起煮「豉椒鮮魷」。旨在打破男人不管家事的傳統觀念。

這些轉變的背景，是七十年代政府開始推行男女同工同酬，令女性地位提升。於是男性開始較能接受大家公平分擔包括家庭計劃的家中事務。

6. 1975年家計會改用現有會徽。前會徽也是一家四口(而且畫得仔細，後來的是形象化的四個長條人)，但其中一個是男孩。新會徽改用長條象徵式「人形」就不再有男女之別，以免公眾誤會家計會有「始終要得男」的重男輕女觀念。

7. 社會背景改變，同樣重要的是七十年代大眾傳播媒介開始普及，尤其是免費無線電視的出現，家計宣傳繳得更生動吸引。

1975年推出了膾炙人口的「兩個就夠晒數」海報+宣傳片。宣傳片由黃霑填詞、仙杜拉主唱。(方按﹕這首大概已被當成家計會會歌，因為方某於八九十年代，每逢電視節目提起家計會，還是播這首歌。所以就算「八十後」也會對這首歌非常熟悉。)
(家計會海報廊)

(後話﹕霑叔後來在演唱會中宣稱，他原先的版本最後兩句為「你顧住個老母、顧住個老母，兩個已經夠晒數」。是因為被嫌太粗俗才改成後來出街的版本。)

1977年推出「男子有責」宣傳片，由球星、騎師、警員、和盧大偉擔綱，以「想生仔梗要靠老婆，唔生仔我地有辦法」宣傳家計會的結紮服務(見家計會電視宣傳短片庫「模範男士篇」)。同年於東方日報推出漫畫宣傳節育，兩個男主角分別叫「吳載笙」(不再生)、「黎捷鈺」(來節育)。
(家計會海報廊)

家計會亦於港澳碼頭和九龍上海街公廟各置一部24小時避孕套售賣機，鼓勵市民使用避孕套。在問答時段，這個決定被質疑其實跟節育或家庭計劃關係不大，因為該兩處都是去「獵艷」的地方，目的似乎只在預防性病。講者同意這一點，認為家計會其實也有預防性病的目標，只是在保守的社會環境能做不能說。

8. 1977年亦開始性教育服務，並於香港電台開設「家庭計劃二十講」。家計會的取態通常比政府走前一點，有賴於一批進取的理事和員工，講者特別提及當時的總幹事林貝聿嘉。(方按﹕別忘記明光社這類保守組織一向不喜歡家計會的，認為他們宣傳避孕方法是鼓勵青少年性交。而且他們的頭號公敵吳敏倫教授也是家計會執委之一。)
當時政府曾建議修改《藥劑及毒藥條例》把避孕藥列為管制藥物，必須經醫生處方購買。家計會有份反對，最終政府收回建議。

1979年開設青少年服務(當時稱為「青年服務」)，並推出「心思思有件事，遇疑難話我知」宣傳片。
家計會原先計劃拍攝一對男女相擁滾落山坡的鏡頭，但被政府認為「不雅」，結果改為很隱誨的「食蘋果」畫面。結果廣告出街後甚至有人打電話來問功課的。(眾笑)
(家計會海報廊)

同年面對越南難民湧入，亦為難民提供節育、避孕宣傳和服務。並聘請了幾位越南難民協助，擔任護士和翻譯家計會宣傳單張的工作。
(家計會海報廊，1984年海報)

當年亦推出「婚前體格檢查」服務，家計會的宣傳也變得年輕化，試圖吸引嬰兒潮一代成長的人使用服務。

9. 八十年代，推出「永久避孕唔再生，一次搞掂晒」廣告，針對男性作宣傳。
(家計會海報廊，1983年海報)

在1982年，只有1.3%求診者是男人，他們對於避孕多有誤解。而八十年代的避孕套亦比較厚、穿戴不舒服，而且不夠安全，不受男性歡迎。所以有些男性寧願結紮永久避孕。
同年推出「百分之一百男人的責任」宣傳片，以超人造形宣傳男士避孕責任。講者特別提到，那位超人胸口的標誌是個「2」字，仍在加強「兩個夠晒數」的印象。

1983年邀得關德興師傅拍攝「男人有責」廣告，以長輩角色教訓泰煌，強調家庭計劃也是男人的責任。結果令1984年接受結紮的男人增至759(?)人，其中38%表示是因為看了廣告來結紮的。
(家計會海報廊)

1987年(方按﹕應為1986)推出「家庭計劃要做得哥」卡通廣告，講者特別提到廣告最後一句卡通角色以「叻過阿爸」來呼籲新一輩男士接受結紮。
結果到家計會求診的男士增加29%，結紮手術增加了28%。
(家計會海報廊)

(方按﹕這個廣告在流行文化中亦相當成功，後來有不少電視劇和電影都拿「得哥」開玩笑。例如戲稱下體受傷的男角為「得哥」，以喻其「可能絕育」之意。)

10. 性教育方面，1981年於香港電台教育電視推出了青少年成長節目。家計會又認為學校教師普遍不懂教性教育(方按﹕其實到現在教育界還是有避談性事的氛圍)，1984年開始派教育幹事到中學協助性教育活動。

1987年推出「青少年保健中心」廣告，鼓勵青少年前來家計會詢問和求助，以免他們只依賴朋友和大眾傳媒上可能誤導的訊息。

家計會於八十年代開始投入大量資源協助不育夫婦(1981年前後粗出生率跌穿了1.5/1000)。不育夫婦當中有十分一是因為男方缺乏精子，所以家計會成立了精子庫。
1984年捐精者數目下降，1988年家計會就推出了「香港某銀行需要您捐助」的廣告。
(家計會海報廊)

(方按﹕後來1999年又有「徵求捐助最少一億」廣告。家計會海報廊)

11. 到了九十年代，家計會不再有特定口號和對象，服務對象和宣傳都趨向多元。例如宣傳子宮頸抹片檢查。在問答時段這也被認為家計會開始失去焦點，降低了對市民宣傳的效力。

(1984年始推「年年驗身，令你放心」廣告，由馮寶寶擔綱，家計會海報廊。後來還有反覆推出新的女士驗身、婚前驗身廣告。)

1998年推出「與子女談性，你比別人更勝」廣告，鼓勵家長對子女作家庭性教育。講者特別提及認為這個廣告有王家衛的藝術風格。(方按﹕王家衛導演是九十年代初成名的，影片風格很獨特，據聞令人感覺搖晃和模糊。)
(家計會海報廊)

12. 進入廿一世紀，香港的家庭計劃早已遠離當初「兩個夠晒數」的需要。2003年生育率陷入最低點，2005年時任特首曾蔭權曾提出鼓勵市民「生三個」引起反響。

1981至2013年，婦女生育年齡中位數由25.1歲提高至31.3歲，所以不育問題也增加了。

2003年邀得夏春秋拍攝「六合彩」廣告，提出「過去一年都唔中就黎搵我地」，亦帶出生育要提早計劃的概念。
(家計會海報廊)

2013年推出「大家庭、小家庭，家計做好最精明」廣告。大家庭篇以小孩角度出發，初為人父篇則為男士角度。
(家計會海報廊)

到今年(2015)，剛剛推出的「幾個至夠數」廣告，雖然主旨是「預早計劃好」，但因為內容提及「一隊籃球隊」，引起市民「家計會叫人生五個」的反響。
因為反響太大，所以家計會減少了播出次數，並發聲明指他們的宗旨是「pro-choice」，廣告只是鼓勵市民要提早計劃(因為如果想生又太遲生就會生不到)，並非要求市民生多少個。
講者認為，也可以說其實是家計會過去宣傳「兩個夠晒數」太深入民心，市民一提起家計會就想起「生兩個」，所以對於偏離「兩個」的宣傳才有大反應。(方按﹕反過來也可以說，家計會這個廣告是在「反洗腦」，試圖以「多個數字」把「兩個」沖淡掉。只是「五個」這個超現實數字予人「離地」的感覺。)
事實上，在家計會2012年知識、態度及實行調查中，雖然很多婦女沒生育或者只生一個，但她們普遍仍是以「兩個」為「理想」的子女數目。可見「兩個夠晒數」對這幾代人影響之鉅。

13. 講者結論﹕
—家計會的歷史反映了二戰後人口結構、家庭觀念和兩性關係的變化。
—家計會的目標由勞動階層開始，逐漸擴展至不同階層和群體。
—家計會活用了傳播媒介、配合潮流文化，將家計/生育話題帶入家庭。

14. 問答時段﹕

14.1 家計會曾於醫院產房和留產所設置攤位推廣、並順便為產婦作結紮手術。

14.2 也有學者批評家計會太「正宗」，強調一男一女異性戀家庭和生育，未能對同性戀伴侶提供服務。
講者也提及，自己於2000年代做研究時要去家計會總部圖書館找資料，有兩大印象。第一就是自己搭電梯上去時，感覺周圍男士都有歧視目光，似乎認為年輕女士去家計會，不是為了拿事後丸就是去墮胎(方按﹕再不然就被強姦了要緊急避孕)﹔第二就是圖書館根本沒人去，顯示在網絡時代家計會「性知識來源」的影響力開始減弱。

14.3 也有人質疑，究竟家計會有沒有利用社交媒體去傳播訊息﹖講者說家計會未有好好利用社交媒體是事實，正如最新廣告引來反響，但他們的聲明也只放在網頁一角，你有留意去點就看到、沒留意就沒看到。
(方按﹕查家計會於facebook有兩個專頁，分別是性教育專頁和賽馬會資源館專頁，但都沒有張貼回應廣告被質疑的聲明。甚至當我進入家計會網頁，根本找不到這份聲明。)

15.1 方按﹕儘管講者沒提到，但我覺得2000年代初一系列男性保健服務廣告，其實也很能顯示出當時的家計會仍是領先潮流。直接而不失雅趣，廣告傳意的效果很好﹕

15.2 家計會予方某印象很深。十年前方某剛上任時，早會向學生宣佈「家教會送出書券」，好像覺得大家都在陰陰笑。後來才有學生告訴我，當時我說成「家計會送出書券」……就算到了這篇文，我還是有幾處把家計會寫錯為家教會。

[龍津石橋與新安縣海防—吳偉鴻先生(香港考古學會主席)]

本講座主要分為四部分﹕
—龍津石橋的發現
—有關龍津石橋興建的迷思
—新安海防與廣東水師十九世紀的現代化
—龍津石橋的歷史地位

1. 新安縣包括現時深圳(除了龍崗)及香港全境。在民國初年因為河南有同名縣，所以改名寶安縣。大鵬協管理範圍由虎門以南、經蛇口、屯門，一直繞過整段香港海岸線到大鵬灣為止。
龍津石橋位於啟德濱，現時太子道西富豪酒店對面、前啟德機場客運大樓內。

2. 龍津石橋為講者有份發崛，亦為香港第三個原地保留的考古遺址。
2003年首次進行考古勘察，2008年發現遺址。2012年作全面發崛，2014年發展局辦保育設計比賽挑選方案。

3. 從舊照片可見，當時龍津石橋海岸兩側，分別為九龍關和接官亭。
由九龍寨城出來，就是九龍墟(又稱九龍城)，一直走出海濱就是龍津石橋。稍東南就是聖山和現在聖公會聖三一堂的位置。九龍寨城背後的靠山，就是今日的九龍華人基督教墳場。
1860年代有龍津橋(木橋)。龍津石橋建於1873年，長224m，橋寬2.5m，橋面為海拔2.65m。近岸為實心橋、離岸有二十個橋躉。最深處食水0.8m。
橋尾有梯級供人上下落船用。1892年以木橋加長。1938年填海後又用石屎再延伸原橋，改稱九龍城碼頭。

有人或會不明白，為何當碼頭用的又稱為「橋」﹖講者解釋，英文的bridge是指橫跨兩地的橋，但中文的橋卻包括碼頭泊位，例如港澳碼頭即有「東橋」和「西橋」。成語「船到橋頭自然直」其實也是指碼頭的「橋頭」。

4. 當然的九龍寨城有九龍巡檢司、大鵬協、九龍關(這總部在匯豐銀行)、九龍炮台等。
有點怪的是，講者強調九龍巡檢司是管田契之類的民事，不是管刑事的。但一般而言，巡檢司是一個管治安的官職，也很難想像在香港這種當時不算繁華的地方要特別派駐一個專管田土的官。
問答時間問了講者，沒有甚麼特別解釋。不過講者提及有書載，明朝某皇帝實錄記載了當時撤官富司(九龍司的前身)至屯門村(現在仍有這條村)，是因為屯門近南頭寨的緣故。

5. 1979年魯金(方按﹕即故梁濤先生)曾出版《九龍城史話》，但沒太多人留意。
戰後英文史書有種觀點認為，因為1860年代香港禁賭，很多人「過大海」去九龍城賭錢，所以才建造碼頭。

但如果研究有關石橋的兩段碑文就會發現﹕
光緒元年(1875)的「龍津石橋碑」提及建橋原因為「九龍趁集日夥，蛋民操舟…每潮落，篙師無所逞」，而倡建者包括大鵬協鎮都督彭、中軍都司劉、署新安縣九龍分司巡政廳周。
光緒十八年(1892)的「龍津石橋加長碑」的倡建者除了大鵬協軍官和九龍巡檢外，襄還包括一位「九龍關柏」的英人稅務司(當時中國海關操諸英人之手)。碑中亦提及款項出自樂善堂的善款，而樂善堂亦因此有權收取過橋費以維持橋身。因此仍有碑文留於九龍樂善堂小學中。

石橋初建和擴建，都有中國官員作倡議人。以清廷官方政策禁嫖禁賭，官員不大可能去「倡建」一條為了賭業而修建的橋樑，自找麻煩。

6. 廣東水師的編制，以廣東水師提督為首。與香港水域有關者有二﹕
提標左營(提標即提督直屬部門)﹕負責虎門以南至屯門，駐新安縣城。下轄深圳汛、屯門汛。
大鵬協(方按﹕初駐大鵬所城，後移九龍寨城)﹕
左營下轄元朗汛、吉澳汛、糧船灣汛、九龍炮台、塔門汛、九龍寨城、深水埗汛。
右營下轄長洲汛、大澳汛、東涌所城、榕樹灣汛。大鵬左營初駐佛堂門炮台，後遷至九龍炮台。右營原駐雞翼角炮台(即分流炮台)，後遷至東涌所城。

(由廣東以東駛來船隻，經大鵬所城炮台、佛堂門炮台入鯉魚門、九龍炮台，再經東涌所城入虎門。廣東以西駛來船隻則經雞翼角炮台入虎門。可見香港境內各炮台都是用以監視航道用。)

7. 新安縣海防的變更，往往是基於歷史事件而起﹕
—1809年中葡聯軍於東涌圍剿趕走張保仔，然後1810年就修建九龍炮台和東涌炮台。
—1811年英國阿爾密提號攻打虎門，東涌隨即增建兩座炮台並建設東涌所城，並設提標左營及大鵬營。
—鴉片戰爭(1840-1842)後，大鵬營升級為大鵬協，並增名官涌炮台、尖沙咀炮台(方按﹕都是對正割讓給英國的香港島)，並增設18隻兵船。1846年建九龍寨城。
—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1860)，東涌炮台失陷。之後1866年設福建船政局，為中國自建近代海軍之始。廣東軍需局亦成立，買了六隻(另有資料說七隻)蒸汽炮艇，其中兩隻駐守香港水域，包括提標左營的「安瀾號」和大鵬協的「綏靖號」。
—1873-79廣東機器局、軍火司成立，黃埔船塢建造「海長青號」炮艦。

8. 同期九龍城侯王廟留下了廣東綠營水師送贈的牌匾「至誠前知」，因為當時的大鵬協副將是參拜了侯王廟後才捉到海盜，故留匾謝神恩。

9. 講者認為，龍津石橋的興建應與海防發展有關。
1868-75年開始建造蒸汽船，之前都只是造帆船炮艦。相對而言，蒸汽船的吃水比帆船深得多。
同期照片可見，1870年代灣仔也有1000英呎長的木碼頭(船是水平於橋頭停泊)。清廷是否見到這樣故意在九龍城也建一個碼頭準備對抗﹖
另一照片是1880年代福建船政局碼頭(與灣仔不同，是丁字泊船)。

10. 廣東水師的廣丙號魚雷巡洋艦，曾北上參加北洋水師演習，並留下參與甲午戰爭。艦長(管帶)程壁光投降(後來他當上清朝和民初的海軍高官)後，廣丙號被日軍俘虜。後來派往接收台灣，但去到澎湖就觸礁沉沒了。直到近年才找到船身。

11. 講者認為從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也可見中英角力的痕跡，裡面提及「仍留附近九龍城原舊馬頭一區，以便中國兵商各船、渡艇任便往來停泊，且便城內官民任便行走」，這個是否表示，龍津石橋本來就包括「軍用」﹖

但講者坦承，以上全部都是「環境證據」，並未找到相關文件檔案證實清廷的確有此計劃。唯此等檔案可能已經銷毀、或於廣東某舊檔案、或清朝某檔案中，要有人去逐頁揭看，才有可能找得到了。

12. 順帶一提，九龍關原屬粵海關。因為對外條約規定中國只向中國船隻收稅、不向外國船收稅，所以有很多中國船隻也冒掛外國旗逃稅(尤其是鴉片船)，以致後來發生亞羅號事件。為此粵海關於佛堂門、九龍灣、馬灣、長洲四地設關嚴查，令香港商船交往大為受阻，英人認為乃「封鎖香港」之舉。
最後1886年簽署「管理香港洋藥事宜章程」，1887年4月2日成立九龍關，直轄於清朝海關總稅務司，由英人及香港政府協助清廷徵稅，以解香港之圍。

那麼，除了海軍之外，龍津石橋的興建會否亦與海關有關﹖至少擴建時的確包括了九龍關官員為倡建人，而九龍關亦設於九龍城，海關船隻可以直接停靠碼頭而不需靠駁艇當然方便得多。

13. 問答時間。九龍灣還有很多宋元瓷器、竹篙灣也有明朝青花，可說明香港水域當時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拆貨點」。很多商船會在此處拆貨重裝，並將爛貨就地丟棄，所以才留下那麼多瓷器。而明朝《粵大記》亦記載了廣東沿海圖，當中香港泊船點有二﹕一處屯門、大嶼山之間，一處尖沙咀與香港島之間(即維多利亞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