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謹在此強烈譴責襲擊明報前總編劉進圖先生的兇徒及主謀。
香港最近接二連三出現針對、打壓傳媒的事件，已經對言論和新聞自由造成不可彌補的巨大傷害。今次劉進圖被斬，更顯示港人一直以來對於新聞自由不斷收窄的恐懼，絕非空穴來風。我們極度擔憂事件將令社會出現白色甚至乎紅色恐怖，進一步對傳媒業造成寒蟬效應。
光天化日，兇徒向一個人連斬多刀，這是在任何文明社會絕對不容許的。
我們強烈讉責兇徒冷血、無恥及懦夫的行為。
由於事件關乎本港言論及新聞自由，以及數以萬計傳媒業從業員的生命安全，我們謹希望警方能調配足夠警力，盡快將兇徒繩之於法。
衷心希望劉進圖早日康復。
去了中環那邊的記協反滅聲遊行，順便試新機。旺角那邊的情況留待有過去的人報導吧。
前後兩邊各拍一張，人相當多﹕
沒有約誰，見到獨媒的 @tinthefatty 君，所以跟了他們出發。
在起點的麥燕庭前主席﹕
行行下大家散左，忽然發現 Haggen 君接受有線訪問，說了很久﹕
守護言論自由，當然包括來鬧場的老伯(被隔在糾察後方)﹕
吳藹儀發現﹕
後來就有人向她派《大紀元》，自然，她沒接。
這次我才發現原來政府總部上面那道「橋」有這樣斜出來的部分，不知為何﹕
落特首辦門口，仍然很多人﹕(圖中間又是老是常出現的籌款常客社會主義行動)
不過我們到轉角位就聽見大會說龍底到了海富大廈，可見人並不那麼多，我還以為只有一千多。回來發現警方竟然報「遊行高峯期有約1,600人，而在政府總部集會時，高峯期則有2,200人」(記協報6000)，已比意料中的多。
有些人甚至站到馬路對面﹕
有大學生舉出錄音器材，但我無法看清楚她前面的袋寫著哪間大學﹕
這邊由呂秉權站台﹕
明報員工關注組郭慶輝帶同女兒上台，台後還有馬鹿各一﹕
香港外國記者會(見旗)也有一批老外來聲援﹕
特首辦平台有個警察在攝錄大會台上情況，不知為何這位阿sir一見我舉機瞄準他就走開了(這是之後補拍)。另一邊更誇張，有兩位阿sir高舉攝錄機一直由路頭「掃」到路尾。
(你們覺得這種連口號也沒有喊多少次的場合，也有人鬧事麼﹖錄下來幹甚麼﹖)
消息走漏被對家搶了公民廣場，地點不好難聚人，再加上大會不太熟悉主持集會(證明沒「社運膠」插手﹖ 
)，被指示走到路尾的人，其實連台上說話都聽不清楚。
之後走過去公民廣場八卦一下對家私煙搞甚麼。早就料到只有小貓三兩隻，但見到真正的小貓還是少得令人驚訝的﹕
我想現場參加者三十人已算高估了吧﹖虧警方還好意思說有八十人，連同記者和警察一起計的﹖
私煙說「時間有限」(趕住五點正收工﹖)，請了一位「李老師」上台，說她也被明報「滅了聲」﹕
原來她是說投稿去明報不獲接納，但明明放上網很多人 like 云云。
聽到這樣說很難不笑死，如果你不是名人或教授，十個人投稿去明報大概九個半都不會理。這樣說連區區在下和某個看我不順眼的泛民支持者，同樣被明報「滅聲」了。 XDDDDDDDDDDDD
(明報月刊倒沒滅我聲，回應文章有登的呀 XD )
真是在維園阿伯以外，他們也似乎找不出甚麼有質素有人來發言了。
昨晚晚飯。鄰桌是一檯(後來知道)來自浙江的人。
當我們那碟揚州炒飯送到時，他們在議論紛紛。但我正在看報紙、而且他們的鄉音又很重。直到老媽答他們的時候，我才知道原來他們在問「這是甚麼﹖」
我沒料到中國有人不知道甚麼是揚州炒飯，所以根本不知道原來他們是在問問題……
---
Patrick﹕「你地又做咩事呀﹖」
家騮﹕「畀人話我冇沖涼污糟，明明我好可愛架嘛……好sad……」
二騮﹕「所以阿尖你又陪佢一齊sad呀﹖」
尖﹕「我地個label都係寫住只可以表面清潔，唔沖得涼架……我好驚第日污糟左冇人要……」
---
雖然我認為示威中鬧遊客係錯誤做法，但仍然要引幾篇文﹕
1. 籮 (Law) 係玄的？﹕廣東道示威者抗辯有理
如果警方對於此主題的遊行已經發出不反對通知書，而整個遊行的過程中，示威者又已經配合警方提出的條件或指示，沒有超逾「通知」制度下定出的言行界線的話，那筆者不禁懷疑，控方打算如何證明有示威人士的行為屬「擾亂秩序」︰警方完全有權力事先設限防止「擾亂秩序」事由的出現，而在沒有證據顯示示威者有違反警方安排的情況下，卻貿然指控某些言行屬於「擾亂秩序」，固然是說服力欠奉，而所謂「通知制度」、「安排配合」，會否形同警方設下用來反咬示威者一口的陷阱？
要是示威者已經完全配合法例與警方的要求行事，卻仍要落得為對家的不當行徑而惹官非的下場，那麼，反正還是會被扣上罪名，集會遊行主辦者今後還有依法申請，循規蹈矩的理由嗎？當局變相是告訴大家，所謂規管遊行集會的「通知制度」，即使參加者充分配合，原來還是無法阻止擾亂公眾安寧的事由出現，這其實進一步證明，民間一直反對至今的「集會遊行通知制」，其本質是何等荒謬。
2. 林兆彬@主場﹕香港政府是族群衝突的始作俑者
指罵旅客是無法解決旅遊業所帶來的種種問題，但梁振英政府若果不立即處理問題，最終只會引發中港矛盾的炸彈，族群衝突將會愈演愈烈，是筆者最不想看到的情況。解決社會問題是要靠社會政策，例如陸路入境稅、取消一簽多行政策等等。公民社會可以繼續討論相關的政策，舉辦論壇和簽名運動，希望能獲得公眾的支持，然後用各種理性的抗爭手段，矛盾直指掌握公權力的梁振英政府，迫使政府落實有關政策，例如是狙擊官員，甚至在立法會內進行拉布抗爭，改善香港的民生，同時為族群衝突降溫。
3. Alone in the Fart﹕驅蝗是如何「逼/迫」出來的
英、日、台三地旅客總數，都不及香港多。若以旅客人次除以土地面積，問題最嚴重的是澳門，星加坡與香港則相若，屈居其次。
4. 區家麟﹕如果有一日暴動，港鐵故障會係導火線
1984年的士騷亂，就係的士罷駛引致交通混亂人群聚集而引發，有迹可尋，歷史唔會呃你。給唔見棺材唔流眼淚的人：肯肯定，唔係講笑，港鐵一而再，再而三，民怨繼續積累，自由行繼續增加，遲早一鑊，危。
5. 白影@原人﹕利字當頭的香港
最可笑是旅遊業佔香港整體GDP只有幾個百分點，而從事旅遊業相關行業的人只有大約20萬。
總之我就係郁香港人嘅後花園，即係郁爆你香港人嘅菊花。原因好簡單，就係一個『錢』字！」白影好肯肯定，對於林奮強及港共政府的實際想法，這是最簡單、最合理、最直接的解讀。
對於港共政府的這種功利主義，其實大多的港人也沒有資格去批評，因為大家也是這樣子，批評亦只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而這種利益計算的心態，正正是香港得以維隱(穩)的主因，對於年長的一輩，他們忘不了六七暴動帶來的社會動盪；對於年輕的一代，生於安逸，只求社會安定繁榮。財爺將快公布最新一份財政預算案，縱觀身邊的朋友同事，大多只在意有沒有退稅，加幾多煙稅，有甚麼「着數」，鮮聞在乎教育、醫療、長者等影響長遠發展的重要課題，不少港人着眼一個「利」字！故此，面對港共政府一而再，再而三的赤化及人口清洗行動均視若無睹，只因大家根本不在意民主及自由。
今次讀書會邀得一蚊健和進擊之Alan主講。以下純粹個人筆記，不代表他們倆的準確說法。
---
一蚊首先介紹其老師的《Remaking Citizenship in Hong Kong》(ed. by Agnes S. Ku, Ngai Pun)，裡面提及在大量難民湧入下，香港政府於1956年推出的「The Problem of People」報告書，應該大量增加的人會影響政府提供的各項服務。而人口造成的社會壓力最終以六七暴動收場，而之後又以「香港節」加強香港人的歸屬感，則屬後話。
當時亞洲的背景是東南亞各地經濟快速發展，工業發達需要大量勞力，是次香港政府仍包容移民。至八十年代取消抵壘政策，顯示香港已不再需要移民補充勞動力了。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香港工業逐漸北移，經濟轉型下香港勞工失業情況漸嚴重(而且香港的勞工福利本來就很少)。
當時的香港男人北上娶妻，如果不走後門的話，往往要排八至十年隊才能獲准來港。而這個時間香港經濟對低技術工人的需求已經進一步下降，所以這批新移民進一步被舊移民嫌棄。
(與這一批移民相比，近年的新移民收入和教育水平有所提升，因為當中有大學生和投資移民的緣故。)
另一本書《香港身份證透視》，就提供及政府如何利用身份證控制市民流動、劃分居民身份、和防範中共影響。
英方在早期曾經單方面限制華民入境，但中共抗議。陳文敏曾有文章引述陳弘毅，指中共因為不承認香港割讓，認為華民有權自由出入。這一點其實香港開埠後一直如是(英方一向沒限制華民出入境)，但眾所周知現實裡中共自己單方面限制了出入境。到1980年中英達成協議，制訂單程證配額，原則上英方接納所有持證人入境，但後來英方亦保留了實質決定是否接納的酌情權。
住滿七年可成為永久居民的規定，亦達出了「新移民」這個標籤。「新移民」一般是用來標籤未能以本地居民方式自立生活的人。所以很少人會把伏明霞之類的大陸來港精英稱為新移民。
現時的單程證公佈了計分制度，亦提供查詢進度的網頁。制度本身是很透明，但執行程序上已經可以出現很多問題。例如在一些農村地區，索取表格也是要收錢的。
而政府因應新移民教育程度較低，推出的「優才計劃」，一開始並沒有引來本地人多大的反應。大概是因為這些人有錢有知識、不怕他們索取福利，而且有錢人多數住處與平民不同，不會在眼前「篤眼篤鼻」，見不到則無從恨起。不過近來已聽見有些中層人士出現「爭飯碗」的厭惡情緒。
就如《錢買不到的東西》所舉的例子，把公民身份商品化會帶來很多問題。例如雙非問題就是私家醫院利用居留權兜售產科服務，連帶公立醫院也被塞爆而要向非本地人士增加收費。投資移民也是類似的邏輯。
在這種情況下，一般人排單程證的隊就要等四至五年，於是有些等不及的「單非」孕婦就前來「衝閘」，對母嬰都造成危險。
《是她也是你和我—準來港女性訪談錄》，反映了兩地政策如何影響和跨地家庭。例如有受訪者因為迴避檢查最終流產，亦有些「隔山買牛」的女性來到香港才發現不是原先所說那回事，又或者香港的家庭環境很複雜之類。
如果問到「為何要來香港生﹖」，有些受訪者指在大陸未婚生子沒法辦戶口，會變成黑市居民。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要辦結婚證，就要墮胎。於是不想墮胎的人就在親戚「指點」下偷渡來香港產子。
亦有婦女在深圳打工期間結識了香港丈夫，可是終於申請到來港後不久丈夫就死亡(看來有點像前陣子見報的那宗案)。如果你問她為何不回去﹖她會答你外嫁女在農村的戶口是「空頭戶口」，並不會分田地給她們耕種，所以回鄉是無法維生的。而回去深圳打工也不可能帶著小孩，因為孩子沒戶口也沒有任何福利、甚至沒人看管。想辦戶口的話，除非有十萬去打通關節……
另一本《也是香港人—七字頭的新移民誌》由一批比我們稍年長一點，七十年代出生，在七八十年代來港的大陸移民撰寫自己的故事。講述他們到港後如何被歧視、父母原有的學歷不獲承認只能充當基層工作之類。這批作者學習香港人生活，主要都是透過學校和電視，可見這兩者同化能力之大。而他們一般都指不理解其他香港人的排外情緒，這種情緒令原本以為已融入香港的他們，又產生了異樣的感覺。
值得留意的是，這批移民的父母，通常不是來自地主家庭、就是南洋華橋(通常是印尼)。反映了那一代的政治風浪，亦解釋了為何這批人的父母明知路途艱難，仍然堅決來港。
(方按﹕這本書在下剛讀了，感覺是另類書寫固然不錯。不過這批人其實已經算得上是「上了位」之輩，雖非富貴但已享有較寬裕的生活。如果訪問那些來港多年但仍然在社會基層的移民，故事又會如何﹖《是她也是你和我》的那種﹖)
還有一本《本土論述2009》收錄了多篇討論本題目的文章。其中葉建源有篇文章提及「左校」在六七暴動後如何生存(雖則左校的畢業生從來不需要怕找不到工作，因為自有分配)，亦提及港英政府如何透過歷史科和語文科控制意識型態。
新移民來港遇上困難，往往有建制派的支援組織協助(他們甚至在大陸有辦事處)，在「報恩」之下很容易變成票源。於是引來「溝淡香港」之虞。
那麼，為何泛民沒意識去搶票源﹖難道純粹是因為資源不足的問題﹖
人口政策其實與經濟政府息息相關，《Remaking Citizenship》和《錢買不到的東西》都討論到類似的問題。例如香港經濟一元蓬勃(如旅遊業或房地產)，但在其中的人充其量只有就業而沒有「前景」可言。又例如《錢買不到的東西》裡有美國政客提議「用錢買居留權計劃」，又是否適宜把公民權責當成是買賣標的﹖
《Hong Kong Mobile: Making a Global Population》的內容有一點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也有提及，就是職業教育。問題只是究竟政府是否有正視和提供正確的政策。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也曾經估計過美國人的「家務」如果計入GDP的話，價值大約相當於 3.8 兆美元。對比起香港有質疑單親婦領取綜援對社會沒貢獻，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一蚊指出，他心目中的人口政策，是指任何政府直接或間接影響人口組成的政策。他認為人口政策應該促進共融、社會福利應該配合生命歷程、要著重環保和跨代公平、促進經濟平衡發展、和鼓勵公民充份參與公共事務。
《The no-nonsense guide to world population》指出一些世人對人口問題的常見誤解。對於資源消耗的幅度而言，過度消費比現時的人口數字是更重要的因素。
(方按﹕當然這不是說人口再多都不怕，我想作者是指如果大家都節約一點的話現時人口並不會導致過度消耗吧﹖不過社會富裕才令生育率下跌，但隨之而來的恐怕就是所有人都把消費—或浪費—跟西方社會看齊，這就大問題了。)
另外，印度其實也試過強迫人們節育，而出現問題。
根據香港統計處的預測，到2027年預測的自然增長率就會跌至零，即是說屆時的人口全靠移民入口來填補。(當然那個穩定的總增長率只是方便計算而採用，現實中的增長率則為年年不同，升跌有如恆生指數。)
在統計數字中，2001-2012年的「單非」數字一直並不多，而生育數字中過半仍是由本地人提供。本地人的生育率在2003年沙士後經濟改善，就隨之增加。(方按﹕可見產科問題是在政府先前削減產科服務、無視經濟改善後生育增加的趨勢，再加上居留權變成商品引來雙非夾擊之下，終於引爆。一蚊的意思大概是﹕在眾人怒火引發後，單非是「陪鬥」的。)
而移居外地人數由1992-2013年(上半年)期間幾乎都是穩定地下跌。(政府沒有回流人士的統計數字)
至於各類入境計劃，政府雖然有批出申請的數字，但有參加者指出該數字比正式獲得居留權的人多得多，可見有部分人獲批後並未來港、或者來港後又離去了。一蚊指政府也沒有提供過這類獲批人士離港的統計。(方按﹕可見政府統計如何匱乏)
一蚊也展示了南亞裔各國移民的數字，但表明統計處這方面的統計向來不準，所以扶貧委員會已計劃另作報告。
在這些數字中，亦可見巴基斯坦人的生育率較高(平均年齡較低)、印度人則收入高者較多。巴基斯坦裔高收入人士比較少，但都是民建聯的吸納對象。據悉有些巴基斯坦人士經營協助同鄉「入紙」入境處申請移民的服務。
Alan 補充他的入境處朋友指，雖然對這些非中國籍人士有審批權，但其實準則亦相當寬鬆，幾乎只要你能證明自己來港後不用拿綜援就可以批。
(方按﹕當然相對於大陸移民，因為有審批權在手，所以日後要收緊亦比較容易。所以引發的不安自然較少。)
---
Alan 重點介紹的一本書，就是《落腳城市﹕最終的人大遷徙與世界的未來》(Arrival City by Dong Saunders)。這本書的出版背景就是現在住在城市裡的人口已超過世界人口的一半，作者認為鄉村人口向城市遷移有助穩定人口(降低生育率)，同時亦透過這些勞工把錢匯回鄉村，增加流向鄉村的金額，改善鄉村設施。
與此相對，另一趨勢自然就是城市人反移民的趨勢。例如近日瑞士就以微弱多數通過公投，重新對移民設限額。瑞士雖然公投否決加入歐盟，但仍跟歐盟簽署了一系列協定，其中包括自由貿易、讓歐盟和瑞士公民自由流動(取消移民限制)。問題是這一系列協定是「連鎖」式的，不容迎此(錢)拒彼(移民)，不一起生效就一起失效。所以這個公投結果令瑞士政府要構思應對方法。(但公投議題有一個漏洞就是沒提及實際的配額數字，所以理論上政府可以設一個非常高的限額……)
同時，瑞士比香港有一點較為有利，就是瑞士物價比周邊國家都要高，所以不如香港會有一大堆人過境買東西，至少耳根清靜。
Alan 之後提及重慶「六公里」城中村，這條村因位於由重慶連接滇緬公路的道路第六公里處而得名(方按﹕有點像香港青山公路那些「十三咪」之類的地名)。戰後滇緬公路中斷，這村的經濟一直很差。直到改革開放後重慶開始發展，到九十年代逐漸成為「城中村」，而村民則希望可以「農轉非」。這條村現在大部分已拆卸重建，原址附近還成為了重慶地鐵六公里站。
這條村的轉變，反映了村民和外來民工累積資本的過程。村民把房屋改建和分租給進城打工的農民工，賺取租金，工人也得到較廉價的住房。部分工人經濟改善後遷出或自行置業，村民也不斷改善生活。而近年拆卸舊村，卻可能影響了外來民工找地方落腳的機會，亦影響他們日後轉型的機會。
這裡的情況，與外國很多地方的貧民窟相似，往往更有土地使用權的問題，令情況更為複雜。
需要留意的是，香港公屋開始發展時，亦多位於靠近工業區的地方，以便為工廠提供勞動力，亦為居民提供就業機會。形成良性循環。
Alan 再舉巴黎的一個郊區 Evry 為例，這裡的公屋非常精緻，但距離市中心比巴黎的機場更遠，必須乘搭像九鐵的市郊地鐵來往，車程個多小時﹕
(Evry 位置比較，黑色圈是巴黎原城牆包圍的舊城區，後來成為環城公路。紅色和黃色是另外兩條巴黎環城公路。綠色和藍色是用來比較的兩條大倫敦環城公路範圍。)
巴黎和倫敦都是十九世紀開始城市化，現時大倫敦的自治市富咸和車路士當然已是倫敦城外的鄉郊。當時階級分隔很少，富人和窮人往往一起住，因為有不少人是家傭或留宿勞工(類似唐樓前舖後居)。當時興建的樓就像唐樓未有電梯，所以往往最值錢的就是地面作商舖用，然後越窮的人就住得越高。
之後兩個地方的發展就開始不同了，巴黎在霍亂後改善環境，政府大肆拆卸舊屋和重建、亦形成了巴黎的放射式道路網。法國政策鼓勵農民留在農村生產，而重建後只有富人才有能力留在市中心、有電梯的大廈，窮人就變成要每天進市中心工作。
倫敦當然在同時代也有霍亂，但倫敦的重建從來沒有巴黎那麼徹底，倫敦市中心的道路直至今日仍是路窄多彎。(方按﹕因為英國人對私有產權更為重視，政府很難強行收購，與香港政府可隨時收回土地的威權不可同日而語。)
(方又按﹕有讀過《瘟疫與人》的看倌就知道，為何城市移民直到十九世紀才開始成為「問題」，是源於衛生環境的改善。因為古時城市特別骯髒—就像雞舍太迫也容易有禽流感一樣—城市居民的死亡率一向比農村高，所以一直依賴農民移民進城市補充人口，而這些農民的死亡率也非常高。直到城市衛生改善，再加上較完善的醫療設施令城市人壽命比農村居民長，城市人口才在農民繼續湧入下面臨增長壓力。)
Saunders 認為，像倫敦那種有小社區氣息、居所附近就有小店的模式可以增加就業機會。而且移民可以找到有本族人聚居的社區，較易適應新生活、再融入本地。(因為倫敦的少數民族聚居也頗分散，各區都混集了不少英國白人。而最分散的是華人，因為他們多開餐館，不欲聚集競爭也。)
反之，像巴黎那種完全拆掉舊社區重建，又規劃得把住宅區、商業區和工廠區分隔很遠的模式，就令移民很易被社會排斥、難以融入。
巴黎屢發暴動，就反映了這種近郊困境，因為住在外圍郊區的人較難找到工作。(而雖然法國政策只看語言不看種族，但實質上當然仍有種族歧視，非洲裔或阿拉伯裔就算獲政府承認為「法國人」，單看姓氏就很難獲僱主聘請，故失業者眾。)
在這些郊區，婦女往往可以找到工作，卻找不到人看顧孩子(因為沒有形成社區網絡)。這些郊區人口密度又低，孩子有反社會傾向四處破壞，亦難以及早發現(反正大人都去上班了)，於是直到爆發暴動才知道「出事」。(相比而言，香港的天水圍雖是「悲情城市」，但因為香港居住密度極高，就算踢死貓狗也可能被看見，反社會行為不被發現的機會比較少。)
另一本書《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有見過中文版不過在下沒買)亦認為，把住宅、商業、工廠區分開隔離，會增加失業。
土耳其有一種叫 Gecekondu 的貧民窟，這個名是土耳其話「即晚建好的屋」的意思。因為土耳其法律規定，只要一夜之間建好四面牆，就不能立即拆，必須上法庭打官司。這種房屋有機會得到房產權，然後屋主就會像香港的「丁屋」般重建成幾層，把額外房間出租致富，最後甚至會出現高樓大廈。
土耳其政治本來是由城市人主導的世俗主義，都市女性往往連頭巾也不戴。不過入城務工的鄉下人，民風則較保守(例如女性要按回教禮儀戴頭巾)。這些人是現時執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和幸福黨等保守政黨的拉攏對象，因為政府缺席，他們直接落區提供福利和協助居民登記之類。聽起來跟香港民建聯的做法同出一轍。
這些鄉民在城市住久了，往往會被都市人的世俗色彩同化。但現在因為地價越來越貴，中產也往往住不起城中住宅，紛紛進入市郊住入這些 Gecekondu (當然是高樓大廈版吧)，同樣得沾AKP的「恩澤」，反而往往變成認同AKP的政綱。
聽起來是否跟「溝淡論」完全一樣﹖
另一種保守的土其耳人，在德國。德國吸收了不少南斯拉夫和土其耳等地的客工。在土耳其的鄉民也會略為世俗化，但大概是因為寄人籬下要強調身份，到了德國的反而變得更保守。
在近年暴動後，德國總理默克爾承認德國的多元文化政策失敗。Alan 直指這根本是廢話，因為德國本來就沒有「多元文化政策」可言，連法國般的法蘭西文化同化政策也沒有。(方按﹕德國統治殖民地的歷史甚至想避免同化當地人)
德國的國籍法原來只看「德意志血統」，後來才開放給外人入籍，所以得到德國國籍非常困難，很多土耳其人住了幾代都沒有入籍。而不單止德國人沒打算同化土耳其人，就連土耳其人本身也以為自己隨時會回國，就算在德國住了幾代的也一樣。他們也跟香港的南亞裔人很相似，都是回「祖國」嫁娶而非在本地找同族對象。連那些嫁來的妻子被虐打也不敢走，形成了一個封閉社區。
回到英國，除了華人為了開餐館而相對分散居住外，黑人的分別也很有趣。來自東非的黑人多數會從事與「祖國」貿易的業務，成為商人或中產。而來自加勒比海地區的黑人，卻多數會為工人。同樣是黑人卻自動變成兩個階層。
而近年英國的排外風潮，其實是基於東歐人和阿拉伯人湧入，導致了多元文化政策的危機。因為以往來英國的人多數是前殖民地的子民，大多懂一點英文，在這樣的基礎上行「多元文化」比較容易﹔而東歐人和阿拉伯人卻往往是幾乎不懂英文的，這樣的「多元文化」就引起本地人恐懼了。由於歧視「有色人種」很容易招致種族主義的指責，所以就變成把氣發洩在同樣是「白人」的東歐人身上。
不過因為英國在歐盟中，雖然東歐人來得多，但當英國經濟轉差的時候，他們也走得快。
至於香港，六七十年代樹仁校長伉儷就曾撰寫一份報告，指香港土地承載力大概可讓三四百萬人定居，當時漁農業仍活躍，可提供本土所需的部分漁農產。到今天人口早就超出這個數目、農業亦息微，現在再談土地承載力早已不再是個農業問題了。
(方按﹕Alan 指《Arrival City》作者曾提及人口入城密集居住、讓較少人口務農的效率較高。這點2011年10月的《科學人》已提及科學證據指城市化比較環保，因為資源運用效率較高。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大城市一般發源於農業較發達的地區—中國尤其如是，例如珠三角—這些土地通常比較肥沃。城市化把這些土地變成市區，即是我們反而要靠本來靠貧瘠的土地來生產農作物了。換言之，效率較高是要依賴技術改進取得的，這樣其實也不太穩妥。)
這是對政府2016/17立法會和特首選舉辦法諮詢的回應，順道聽聽看倌的意見。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聯署，本人將於5月3日前寄送政制事務局。
不打算聯署的朋友亦歡迎採用內文作回應用。
---
1.06 說英國人委派總督是殖民統治，沒有人反對。那麼中共不喜歡的人不能參選，只准獲得中共「祝福」的人參選，選民只能選擇得到「祝福」的人。即是最終只有香港以外某個政權喜歡的人才能當選，那又跟殖民統治有何分別﹖
如果說篩選幾個中共喜歡的香港人給我們選就不是殖民統治，那麼假如英國政府當年給我們選擇陳方安生或曾蔭權當總督，那就不是殖民統治了﹖
香港在得到多數香港人支持的政黨派系可以提出候選人並當選之前，香港之地位實與殖民地無異。只有當香港人可以自由選出其屬意之管治者，香港才算是一塊真正的自治領土。
那個推選委員會有1200人又如何﹖就算有12000人，除非他們悉數由香港人普選產生，否則沒有資格自認代表香港人。他們本質上只不過是由當權者指定的人，去選另一個當權者屬意的人罷了。
2.09 如果說要均衡參與，現在擁有政治特權保護的那些富商和專業人士，本來依靠他們的財力和專業能力、還有人脈，跟一般平民相比，在政治上已經有額外的影響力。還要為他們提供政治特權，正正就是「不均衡」地讓他們有太多權力。
回歸後貧富懸殊加劇、仇富情緒升溫，正反映了這種政制「不均衡」導致政府和政策向特權階層過度傾斜的結果。在這一批人本來就有額外影響力的情況下，在任何的普選制度下，他們的權力本來就不會比平民為少，只是讓政府更能回應平民的需求而已。
2.11-12 同理，一個權力過度集中在個別富商手上的制度，只會令政府過於偏幫這些富商，對其他中小企和市民都不利。現在遭人詬病的「地產霸權」正是如此，令其他產業都只能依附地產業生存，租金蠶食盈利、阻礙了香港產業的多元化發展。
歐美各資本主義國家都有不同形式的普選制度，證明不同的普選制度都與資本主義相容。
2.12 關於「循序漸進」這一點本人已多次表明，重點在於「序」要清晰。只要政府一日不講清楚其普選路線圖，所謂「循序漸進」根本不成立，只是拖延的藉口。
現在政府仍然拒絕處理2020立法會普選安排，正正就是令「循序漸進」的「序」失了蹤的元兇。1.19 所謂特首普選是立法會普選的先決條件，邏輯上並不否定兩者可以「一籃子」解決，人大常委的決定只要求落實時特首普選先於立法會普選。
沒有普選路線圖，不要跟我們說「循序漸進」，因為你的「序」從來不存在。
我們有的，充其量只是「漸進」，假如大家不計較那是龜步漸進的話。
2.14 虧你們還好意思說廉潔和傳媒多元化。湯前專員的濫用職權案正正顯示，香港社會正在「大陸化」，連廉政公署都被侵蝕了。中資企業在本港經濟駐足越來越深，已經透過廣告壓力，令傳媒的多元化日益減少。沒有一個普選、向全港市民負責的政府，政府注定不能代表全民，而只能聽任中聯辦或親北京人士的旨意行事。任由香港以外的勢力，把香港變成大陸的一個普通城市，絕對不利於香港的發展，亦不利於中國的改革開放，對國家和香港都沒有好處。
3.06 人大常委決定只是說提名委員會「可」參照現行選舉委員會組成而非「須」參照，即是這個只是建議而非規定。政府理應為香港市民爭取最符合民主、得到大多數選民支持的黨派可提名候選人的方案。
3.10 不少於八分一的選舉委員可聯合提名一位候選人，選舉委員又只可提名一位候選人，那即是不可能有多於八名候選人，又怎可能是「提名人數不設上限」﹖這樣寫不覺得自相矛盾的麼﹖
3.13 (註釋3) 喬曉陽的意見只屬個人意見，並沒有強制性。而且單是聚焦於「參照」而不理會「可」和「須」的重大分別，會導致對法律文本的嚴重曲解。
3.14/5.01
(i) 四大界別並不符合「均衡參與」，令個別人士擁有特權，令政府施政偏頗。提名委員會不宜照搬四大界別。註釋4建議提名委員會改由全體立法會議員及民選區議員組成，可以接受。註釋5聲稱立法會議員不適合組成提名委員會，其理不通。因為他們是以立法會議員身份出任提名委員，並不是立法會本身負責提名，與基本法無衝突，亦與現時立法會議員擔任提名委員的做法一脈相承。而註釋4建議的立法會議員+民選區議員模式，亦不會導致立法會議員獨擁提名權，亦足以讓行政立法互相制衡。(聲稱立法會不符合「均衡參與」更是笑話，你們保留功能組別不就是聲稱為了「均衡參與」的嗎﹖即是你們現在終於承認「功能組別不符合均衡參與」了﹖)
假如有人質疑提名委員會全面普選，會導致那些選民人數佔少數的原特權階層無法提名其屬意之候選人，那麼就算不完全由普選的提名委員取代，提名委員會也應該由普選產生(條件不受界別限制)的委員佔大多數，這樣才讓一般平民有合理的代表性。
換言之，一是提名委員會改由全體立法會議員及民選區議員組成，一是提名委員會在保留現有界別委員外，加入不少於同等數目的普選委員。
(ii) 提名委員會的人數並不重要，組成方法才最重要。但假如要增加普選產生的提名委員、而又不影響原特權階層的提名權利，那麼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保留現有界別的名額、再增加普選產生的名額。現時選舉委員會只有35名立法會議員是普選產生，於1200人中不成比例。可以假設新的提名委員會應擁有2400人，1200人按舊界別產生、1200人由普選產生。
(iii) 除非一併取消所有界別，否則減少界別數目，要個別特權人士同意取消或合併並界別，近乎不可能。界別數目增加，則徒然令特權界別進一步增加，不利推行普選。
故只有兩個選擇，一是所有界別一併取消，一是保留現有界別數目，另增設普選提名委員。
(iv) 如上述。一是只由立法會議員及民選區議員組成提名委員會，一是保留現有1200原有界別名額，另增設1200個普選提名委員。這批提名委員可以全港為一個選區的比例代表制產生，選民只需選擇政黨名單就可以，有利本港政黨政治發展。
假如要分由現時立法會五大選區的比例代表制產生，亦可接受，但不必要。因為特首並不代表某一區，理應代表全民，其提名委員亦不必分區也。
(v) 如1200人的名額不改，則應大幅削減原有界別名額至原額一半左右(除了立法會議員那70席)，把約600席改由不按界別限制參選資格的普選產生，辦法如上述。(港區人大代表並不必要保留當然委員資格，因為他們從來不是普選產生，對香港內部事務亦沒有政治權力。)
3.15/5.02 界別分組是任意、而且讓大量市民不能參與選舉。假如1200人的界別名額維持不變，則所有席位應該把提名/參選資格由公司/團體票改為個人票，一般選民投票產生。
假如提名委員會有一半席位不限界別由普選產生，則餘下的一半原有界別應把提名/參選/投票資格由公司/團體票改為個人票。
3.17/5.03 假如提名委員會只能按照目前的選舉委員會組成，則所有組別應該把提名/參選資格由公司/團體票改為個人票，然後由一般選民投票產生。不應再增加任何界別，除非這個「界別」是完全普選、沒有提名權限制的，如同一般立法會或區議會直選議員一般。
3.20/5.05 所謂「民主程序」跟「機構提名」或「整體提名」是兩碼子事，完全無關。不應混為一談欺騙市民。
建設民主，當然是為整個香港社會建設民主，而不只是為了某些界別。「程序」是否民主，當然亦以這個程序是否合符整個社會的「民主」需要為標準。因為現時提名委員會根本欠缺民意代表性，大部分委員都不是普選產生，一般市民亦不能置喙。如果單以「機構內的民主」來看，兜售「整體提名」這裡貨色，絕對有可能產生「機構『民主』地提名的候選人，排斥了在普選得到多數票的政黨/派系所推舉的候選人」，這樣只會損害當選特首的民意代表性，對民主進程反而不利。
如果以整個香港社會的角度去看「民主程序」，所謂「機構提名」或「整體提名」這種爭拗，本來就沒基礎。
3.21 最近舉行的東京都知事選舉(2014年2月)，有十六人參選。其餘各地選舉，都會有很多人參選。從未聽聞外國有人投訴說「選擇太多」的。只要發展政黨政治，選民按黨選人，會考慮的候選人數目本來就很有限，並不會有選擇困難。所以限制參選人數上限，毫無必要。
3.22
(i) 不宜改用更高的門檻，可維持現時不少於八分一提名委員支持便可參選的安排。
為免有個別候選人拿盡所有提名票，應設提名人數上限。例如不能接受超過一半委員的提名。
提名制度應該盡量讓市民在投票時可以選擇他們屬意的候選人，才是符合「民主」原則。
(ii) 提名委員組成提名委員會，由他們自由提名候選人，即屬「機構提名」。
(iii) 提名多少候選人從來不是重點。按照回歸後歷屆由選舉委員會進行特首選舉的安排，實際能夠參選的人數亦不過兩三人，對市民選擇已經很方便。就算有八名候選人，也不至於令選民選擇有困難。
3.24/5.06
(i) 一輪投票多數當選制，容易導致一個未得到大部分選民支持的候選人當選。重複當年陳水扁當選中華民國總統的情況，這種情況應予避免，應確保當選人得到大部分選民的認受。換言之，應當要求候選人取得過半數選票方可當選。
(ii) 兩輪投票制能夠確保當選人取得過半數選票。但有很大可能需要在短時間內舉辦兩次投票，對選舉機構和選民可能有實際困難。
(iii) 使用排序複選制，對於選民比較方便，只需投票一次。只是點票較為麻煩，但因應點票增加的資源應該不會比舉辦第二輪投票為多。問題是政府先前把「用筆劃票」改用「蓋印」就是為了適應部分選民能力不足的措施，要求排序本來不難，但會增加劃錯票導致廢票的機會，可能要增加措施協助此等選民。
但整體而言，本人認為排序複選制較兩輪投票制為佳。
(iv) 特首權責重大，只有一人獲提名亦應舉行信任投票，以避免不受大眾歡迎(但在提名委員會內獲得支持)的候選人當選。
3.29/5.07 可以在《行政長官選舉條例》加入條文，當中央政府以正式公文通知拒絕任命當選人的時候，與被免除職務相同，需立即開始新一輪的選舉程序，重新選舉。不過中央政府拒絕任命一個獲得多數票支持的特首，必有其政治代價，相信亦不會隨便行事。
3.31 特首不可以從屬某政黨是一個白癡的規定。如果特首只是一個西敏制議會中類似「元首」的象徵角色，則非政黨化有助維持中立形象。但現實中特首是一個類似「總統制」的行政首長角色，世上沒有哪個民主國家的行政首長會沒有政黨歸屬。可見政黨歸屬並不影響行政首長的角色，反之，沒有政黨歸屬阻礙了政黨政治發展。特首沒有政黨穩定支持、政黨又不用為施政利弊負責，這樣政黨永遠不會成熟，香港的政治亦永遠不會成熟。這是你們的期望嗎﹖
4.12/5.09 功能組別本身就是任意劃分，並沒有必然原因。功能組別如非一併取消，要減少若干個，勢必導致不同功能組別之間互如扯皮，最後無法決定取消或合併哪一些。所以與其討論削減幾多個功能組別，倒不如先增加功能組別的基礎。把所有公司/團體票改為個人票，讓所有從業者都有份投票，增加民意代表性。把每個選民的投票比重降低，有助於2020年全面普選時取消功能組別的阻力。
4.13/5.10 對新增多少席沒有意見。但可以把「區議會(第二)功能組別」這個過渡性安排取消，連同新增議席全數改由全港一區比例代表制產生。方式類似現時的「區議會(第二)功能組別」，但參選資格不再限於區議員。
不應該再增加任何功能組別議席，並應取消對待政府議案和議員議案不公平的分組點票安排。
4.16/5.11 同意可由界別提名、全民普選產生，作為全面普選前的過渡方案。就算這一點不可行，公司/團體票改為個人票亦在所必行，否則無以增加代表性。
4.18/5.12 不贊成在這一屆改動。
議席數目較少的比例代表制選區，實質會變成「多議席單票制」的不公平安排，令選舉結果無法反映大部分人的意願，更鼓勵政黨分裂無助於政黨政治發展。
未來的普選立法會，應該有一半議席由全港一區比例代表制產生，另一半議席由分區單議席單票制產生。讓立法會可以同時兼顧全港性政黨和個別地方人士的訴求。
故此，除非政府有意於現時把部分分區議席改為以單議席單票制產生，否則不必改動地方選區，以便政黨適應和過渡。
4.20 姬鵬飛的說法，很明顯地歧視民選議員。認為議員議案就不兼顧各階層利益和與政府效率無關，而政府議案則不應該受同等的限制。
4.21 既然人大常委並沒有規定2016立法會不能改變分組表決安排，則應把握機會把這種不公平的制度取消。讓所有的議案都按同等的門檻表決。
《選舉制度設計手冊》(Electoral System Design: the New International IDEA Handbook) Andrew Reynolds, Ben Reilly, Andrew Ellis (國際民主和選舉協助研究所)等著、魯閩譯，香港﹕商務，2013
多年前也介紹過其他討論選舉制度的書。先前買這本書，就是覺得有不少近年的例子，對政制討論應該有用，但對學生可能太詳細，所以想先留給自己。我想學校應該有用的，不過可以遲點再買。
這本書源於瑞典「國際民主和選舉協助研究所」(IDEA)，是由若干國家組成的機構(中英美法俄都沒份)，旨在協助各國發展民主和選舉制度，對各地的選舉制度有相當掌握。這本書名為「設計手冊」，顧名思義就是給制度設計者(當然包括公民)參考，在發展選舉制度時要了解各種制度的長短處、亦要結合本土的實際情況。所以本書並不會推介某個「最佳」制度(雖然歐陸人士大都偏向比例代表制)，而是討論影響各種制度成敗的因素，可能是文化歷史、族群關係、或者政制配合之類。
正如在下於下列筆記抄錄的，抽空去討論某個選舉制度的優劣，容易忽略真正運作時與政府、社會其他因素的互動。以香港為例，一個有缺憾的政制影響了行政立法的權力關係，無論採用哪種制度(哪怕完全普選也好)，恐怕都未必能改善到行政立法關係。埋首於討論個別選舉制度，其實很易見樹不見林。
經過十幾年的實踐，《基本法》漏洞多多早已顯然易見。只是掌權者不願承認立法欠周，而本地人士亦恐懼「五十年不變」的承諾由名不副實變成乾脆拋棄而已。
(雖然我認為基本法很多地方應該改，但亦得承認在現時的形勢下，基本法一旦修改，未必是朝在下認為更好的方向邁進。)
可是，若然政治現實難以一下子改變，那麼選舉制度也可以對現實有「改善和緩」或「越搞越差」的效果。那麼，在各種限制之下，我們還是要嘗試構思一套對民主「可持續發展」最有利的制度。這種考慮，跟由零開始去設計，是兩碼子事。
---
筆記，或挑骨頭﹕
p.14 「如果有一半的選民把票投給某黨，但該政黨沒能贏得或幾乎沒能在立法機關贏得任何一個議席，那麼該制度就不能被認為充分代表了人民的意願。」
這樣說還是太寬鬆了，那麼香港這種所謂「均衡參與」，讓你選上幾個但獲得過半票數支持的派別永遠不能主導政局，也算是代表了人民的意願麼﹖其實應該說「如果……沒能在立法機關贏得接近一半的議席」還差不多(即比例原則)。
「選舉是個好東西，但如果投票難以操作、或者投票結果對國家治理方式的影響無足輕重，那麼對民眾而言，選舉也就沒有多大意義了。」
「結果對治理方式無足輕重」，香港的選舉正是如此。
「在一些選舉制度下，『死票』(不同於損毀或者無效的、最終被排除在計票之外的選票，『死票』是指那些沒有投給任何候選人的選票)在選票中可能佔了不小的比例。」
我總是覺得這句有點問題，因為沒投給任何人的選票，我們通常叫「白票」或「棄權票」。(相對而言，不計入選舉結果的無效票，叫「廢票」)
「死票」給人的印象，好像是後文提及那些投了給某候選人或政黨，但因為後者沒有當選而被浪費了的選票，例如﹕
「(比例代表制的優點) (3) 不會產生大量死票。當門檻比較低時，幾乎所有的選票都能在確定最終當選的候選人上發揮作用。」(p.82)
這裡的「死票」顯然不是指沒投給任何候選人的票，而是有投給某人/黨但沒當選的票。
事實上，第一段說的「死票」亦不大可能是沒投給任何人的票，因為沒哪種選舉制度會特別導致選票不願把票投給「任何一位」候選人，沒有合意候選人的「白票」問題主要是由提名門檻引發。
所以，我認為第一段的文字本來應該是「『死票』是指那些沒有投給任何當選人的選票」。最後，在附錄見到的解釋的確如此﹕
p.240 「死票(waste votes)﹕有效但最終沒有計入任何當選候選人或政黨名下的選票。」
p.17 「最後，選舉制度應該，至少盡可能地，以對所有政黨與候選人都保持中立的姿態來運作，而不應公開歧視任何政治群體。如果選舉政治表現為一個不公平的競技場，那麼，該民主體制下的政治秩序就會比較脆弱，不穩定因素可能正在不遠處蠢蠢欲動。」
香港亦正是如此。與建制派一直鼓吹「泛民搞搞震」剛好相反，香港政局混亂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制度本身不公平，導致政府無需向市民負責，民意亦無法反映到政策制訂上。這樣的制度，必然是不穩定的。
(港英後期的「治世」又如何﹖六七暴動後，英國人正是明白殖民政府沒有民意基礎，所以透過不同渠道吸納民意，令政府可以回應市民的需要。而這些渠道到現在，套用共產黨的用詞，都因為政府當成政治酬庸而「異化」了。而且在民主化開始後，這些渠道亦已不能滿足民眾直接參與的需要。)
p.19 「大多數專家都同意以下觀點﹕選舉制度應該壯大那些建基於更廣泛的政治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同時又有清晰政策規劃的政黨，而不是那些只專注於狹隘的民族、種族或地區利益的政黨。相較於那些把宗派或地區利益作為其關注重點的政黨，這些建基於更寬廣的『交叉認同』(cross-cutting cleavage)上的政黨在減輕社會衝突壓力的同時，也更有可能反映全國性的意見。」
那麼我不大明白為何他們推崇比例代表制，因為比例代表制令很多基礎狹隘的政黨都可以獲得議席，反而不利於有較廣闊基礎的政黨獲得更多議席。
「反對派要真正起作用，就必須擁有足夠數量的代表(假設他們在選舉時的表現能夠保證這一點)，這也意味着在議會制下，他們能夠成為真正可替代當下政府的選項。很顯然的是，反對力量的大小還取決於選舉制度以外的其他因素，但如果制度本身導致反對派的無能，那麼民主管治水平也會隨之變弱。」
反對派在制度中無能(aka行政主導/霸道)，反而令管治變弱，這正是香港的情況。
p.21 「如今的選舉制度設計都是在一系列涉及政治議題的法律檔，如國際公約、條約的脈絡中進行的」應為「法律文檔」。
p.25 「一份名為《告卑詩省人民聲明初稿》的檔提交給了社會各群體」應為「文檔」。
(又，「提交了給」應該比「提交給了」更順暢)
p.51 「如果全國作為一個單議席選區」的「單選席」應為誤植，立法機關的選舉不可能全國只有一個議席。
p.59 「2002年，印度政府成立了國家憲法運作委員會(National Commission to Review the Working of the Constitution)」應為「國家憲法運作檢討委員會」。
「如果需要修改的話，可以通過一般選舉法律甚至次級立法或者行政指令來進行。」
「次級立法」應為「subsidiary legislation」之中譯(是委任立法 delegated legislation之一)，香港應稱為「附屬立法」。
p.82 「限制『區域領地』(regional fiefdoms)的發展」
如果由在下翻譯，我會沿用 fief 的中文「采邑」，這樣更突出這種地方勢力就有如封建勢力一般。
p.88 「如果繼續使用領先者當選制，其優勢將十分明顯。在700多個選區中，白人只在5個選區佔多數，如果採用領先者當選制，得票制在50%-60%之間的非洲人國民大會可能輕取70%或80%的議席。但是非洲人國民大會並沒有這樣做，因為它意識到，長遠看，『贏者通吃』這種不平等的局面會導致少數人和多數人利益之間出現根本性的不穩定。競選名單名單制則能避免因選區劃分而可能引發的激烈反應和其他有爭議性的話題，同時也很契合分享行政權力的理念—非洲人國民大會和國家黨也都將該理念作為臨時憲法的一個關鍵原則。」
這也是曼德拉的偉大遺產之一，並沒有因為處於優勢而追求一面倒的制度。一個真正「均衡參與」的制度令不同種族都能得到代表，並在政府中分享權力。
有人批評說南非廢除隔離未能解決貧富懸殊和黑人普遍地位低下的狀況，但曼德拉的大度至少令南非避過了周遭鄰國在黑人奪權時，因「轉型正義」處置不當而帶來的動盪。
p.89 「但是，領先者當選制還是給非洲人國民大會帶來一些小小的『議席獎勵』，使其在議會中所得議席比例超過了得票率(62%)」
這個說法有點怪，因為南非1994年選舉一半議席由全國一區競選名單制產生、另一半分九省競選名單制產生，兩者都是比例代表制而非領先者當選制。我懷疑這裡是誤植，應為「競選名單制還是給非洲人國民大會帶來一些小小的議席獎勵」。因為比例代表制把選票換算成議席也不是完全一致的，只是偏差比領先者當選制為少。
p.91 「在領先者當選制下，代表性可能會變得更加極端化，白人(分屬不同黨派的)會成為大多數白人選區的代表，而科薩人則會代表科薩人，祖魯人代表祖魯人，等等。雖然人們意識到在南非的競選名單制下存在代表對選區不夠負責、代表與選民之間離得太遠等問題，但是，當確有需求時，該制度又可以讓人們向很多不同類型的議員求助。」
如果像南非這種各自聚居的地方，單議席選區的確是會養成只顧本族本地區的議員。不過在香港這種混居地方，效果又會不同。
p.94 「因為想完全控制候選人的選拔工作，所以採用了封閉式名單的比例代表制。制度還使爪哇人(Javanese)無法在政治上取得主導地位。儘管在1955年選舉中得票率超過70%，但爪哇人最後所得議席才剛剛超過議會總議席數的一半。雖然此後爪哇人的得票率有所下降，但到2004年仍然有61%。」
p.98 「總統和副總統現在都由直接選舉產生，但要配對組成一張名單才能參選。選舉採用的是兩輪選舉制的絕對多數決勝法，其目的是確保當選者能在這個龐大而多樣的國家獲得足夠支持。如果想要在第一輪取勝，那就不僅需要得到絕對多數票，還要達到選票分佈要求﹕在至少一半的省均得到20%的選票。因為一個取得絕對多數選票的勝者幾乎肯定可以達到這個要求，所以這其實是要阻止只在爪哇島獲得支持、但在其他地區卻無法獲得多少支持的組合在第一輪當選。」
其實蘇卡諾以至後來大部分的印尼總統， 都是爪哇人。所以這個設計並非爪哇外的族群設計來「陷害」他們的。相反，是因為爪哇人在印尼中無論人口或政治上都佔優勢，所以才要設計那麼複雜的制度，以 保障其他族群的利益得以反映。這可以理解為爪哇人為了國家統一而作的讓步，要不然國家權力全被爪哇人霸佔了，其他地方不鬧獨立才奇怪。
(實際上就算有這樣的措施，印尼很多地方依然鬧獨立，因為「印尼」其實只是因為荷蘭殖民製造出來的政治實體，很多地方的人根本沒有對「印尼」的國家認同。更不用說很多地方的人對爪哇人指點天下很不爽。)
p.100 「黨棍(party bosses)」這個翻譯似乎太負面。
當然，跟現在慣用的「party leader」不同，「boss」未必有公職在身，通常指在幕後操縱的金主，帶貶義。譯成「棍」好像太誇張，不過應該怎樣譯在下也說不準。
p.115 「許多學者都同意，作為一般原則，選區規模介於三至七席之間運作得最好。同時在實際操作中，特別是在兩黨制下，奇數規模，比如三席、五席、七席，要比偶數規模運作得更好。」
這個我倒有點疑惑，因為在香港這種中選區式比例代表制，一直被認為是鼓勵分割名單和策略性投票的元兇。(因為這種規模的選區，再配搭最大餘額制，通常對大黨不利，拿到較多選票的名單反而會喪失議席。所以會鼓勵政黨分拆名單以圖用盡選票餘額，但這種策略性投票會令選情更混亂，而且對組織較嚴密的保皇黨有利。)
p.130 「墨西哥……使用的都是聯立制」
p.138 「1994年的改革……確立了並立制」
「1996年的選舉法再次作出調查，將單個政黨可贏得的議席數目限制為300席，超額代表的最高比例為8%。」
p.139 「1997年……與眾議院選舉不同，多數制和比例代表制之間沒有聯繫﹔兩種選舉制度並立運作」
究竟是聯立制還是並立制﹖還是兩院兩制﹖看完文章再看附錄我都搞不清……
p.133 「參見案例分析，頁149」應為「頁129」。
p.135 「革命制度黨(Institutional Revolution Party)」按字序是否應為「制度革命黨」﹖
p.149 「泰國…參議院…根據各省人口佔全國總人口的比例進行分配」
泰國的政區應為「府」。
p.163 「英屬維爾京群島」以香港的譯法應為「英屬處女群島」，在香港出版沒理由跟大陸譯法。
p.164 「在印度，一些邦議會議席被分為三部分，其中一部分議席只有女性才能獲得提名，因此能保證最少有三分之一的女性代表，但會導致當選的男性代表只有兩輪任期的限制。」
這段寫得有點怪，無法理解為何男性只有兩輪任期。
通常如果一個議會的議席分開三批選舉的話，若然不是同時選舉(而指定其中一批只供女性參選，這樣不影響其餘席位的男性連任)的話，就是分開選舉(如美國參議院，每次改選三分一代表)。
可是就算分開選舉，每一批的任期都是獨立各不相干，就算有其中一批指定是女性議席。男性議員在自己的議席任期屆滿只重選，也跟女性議席不相干。
除非我們採用一種很滑稽的選舉方式，把全邦的單議席選區劃分為三部分，每部分指定某屆只准女性參選。這樣才會令原有席位的男性無法再參選(除非他改往別區參選)。但這樣的造成同樣令女性議員需要每屆輪流到不同的選區參選，看來不像會這樣做。
所以很難明白。
p.168 「在一些國家和地區，特定的種族或宗教少數群體可以獲得一定數量的保留議席，比如哥倫比亞(黑人群體)、克羅地亞(匈牙利、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魯塞尼亞、德國和澳地利裔的少數群體)、印度(表列部落和表列種姓)、約旦(基督徒和阿迪格族(Ciracssians))……」
1. 魯塞尼亞即 Ruthenians，似應加上原名較好。
2. 澳地利應為奧地利。
3. 如果不是查到英文維基把Ciracssians民族轉到「Adyghe people」條目的話，也無法明白為何會譯出「阿迪格族」。翻譯時遇上這種轉名，似應加上「譯註」為妥。
p.169 「大多數就族群劃分選區的安排最後都被放棄了。因為實踐表明，在這種安排下，選民在保證自身群體得到代表的同時，往往不會向着不同群體相互合作的道路邁進，而且態度非常頑固。」
很多人批評新加坡採用集選區制度封殺反對黨的時候，沒有留意政府使用集選區主要就是為了回應「要保障少數民族有代表，又不能讓他們只顧本族選民」的問題。
李光耀在《硬道理》中表示，單獨劃出某個單議席選區給少數民族、或者以比例代表制指定名額，都同樣有「令少數群體代表只顧自己越趨激化」之弊，所以最後採用了「指定團隊中要包括少數民族，卻由所有選民一併選出」的集選區制。當然你可以說這只是檯面好聽的辯解，也不代表要放棄對政府為難反對黨的批評，但批評者也必須回應到政府提出的那些憂慮。
其實集選區制未必不可行，可是把集選區規模越搞越大(例如動輒選出五六人)會令議席數目與選票比例相距太大，而且大規模的競選團隊的確為難反對派。新加坡最近一次大選增加了單選區就是較好的措施。更進一步還可以減少集選區的大小，例如把集選區分割得較少、選出數目較少的議員(仍指定需有一名少數民族)，這樣反對黨參選就會比較容易。
p.176 「拉丁美洲的經驗表明，如果一個直選產生的總統無法在立法機關取得實質性支持，那麼想要讓政府運作成功也是有難度的。」
有點奇怪的是為何這點要在「拉丁美洲」看到，明明美國國會近年的「政黨惡鬥」已經讓人看到這一點。
p.179 「阿曼尼亞」應為「阿美尼亞」。
p.182 「大多數第二院(常常被叫做上議院或眾議院)」應為「參議院」。
p.193 「使用封閉式競選名單制、高度集中的政黨體制最有可能鼓勵強大政黨組織的發展﹔而去中心化、以選區為基礎的制度，比如領先者當選制，又會產生相反的效果。」
這一點也不必然，英國一直採用領先者當選制(單選區)，但政黨組織一直很強。
p.201 「1997年的利比利亞選舉」
這個國家在香港的確譯成「利比利亞」，不過容易跟「利比亞」混淆，我想仿傚台灣譯成「賴比利亞」比較好。
「對於動輒花費極高的選民登記動來說」應為「活動」。
p.209 「擴大選民的影響力必須和鼓勵政黨有序發展相平衡。將選民選擇權最大化有可能導致形成一個分化的立法機關，最後誰都不會得到自己希望的結果。政治學家中間存在一個廣泛的共識，那就是，代表基礎廣泛、有序發展的政黨政治是推動有效並可持續的民主政治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這句是抄給那些偏好直接民主的朋友看，有時並不是看來最符合「民主」理想的方案就必然會帶來最好結果。在一個複雜的社會中，政黨作為政治中介角色非常重要。如果香港的制度無法給政黨政治有發展空間(=政黨執政、市民又可以選票更換執政黨)，怎樣改都搞不好。
p.210 「不僅如此，一個精心設計的選舉制度的積極面，可以很容易就被一個不適當的憲政分配(這是造成內部失序的最核心因素)或者外部對主權國家施加的壓力所淹沒。」
香港除了不是一個主權國家之外，這一句簡單是絕配。我們現在爭拗一大堆選舉制度的問題，但行政立法關係的問題就沒著墨。中共這個「外部勢力」的干預就更不用說了。
p.212 「在幾乎所有英國在亞洲、非洲和大洋洲的前殖民地都採用了領先者當選制。好些這類新興民主國家，特別是存在種族分裂的國家中，該制度(領先者當選制)已被證明根本不符合她們的實際需要。」
「相似地，西非的許多前法國殖民地國家保留了兩輪選舉制(比如馬里)，結果導致了嚴重的政治分裂」
「不幸的是，當今世界上更為普遍的情況是，因選擇了不合適的選舉制度而加速了已經存在的負面趨勢，比如，鼓勵政黨將選舉當成零和競爭，從而對其支持群體之外的人士採取敵視和排外的態度。設計任何政治制度的底線是，就算不能幫助紓緩社會的緊張態勢，至少也不能讓情況變得更糟。」
路徑依賴的問題。
《香港簡史—從殖民地至特別行政區》高馬可(John M. Carroll)著、林立偉譯，香港﹕中華，2013 (ISBN 978-988-8263-20-2，陽光印刷製本廠印)
奇遇，總是發生在奇國。
為何本文開首包括 ISBN 書號和印刷廠名號，有留意新聞的看倌應已知道，因為本書還有「另一版本」。本書於今年會展書展前推出，卻被發現市面原來還有另一本封面和書名一模一樣，但內容經過刪節的版本，對中共不利的內容和意見都被刪掉。唯一可資辨認的，就是「刪節版」的 ISBN 和印刷廠都不同。
消息一傳出，「篡改」之聲不絕。還有「路邊社消息」指，本書是出版後才被高層留意到有「敏感內容」，所以緊急回收原版並推出「刪節版」代替，改 ISBN 是為了方便店員辨認云云。
中華書局稍後的回應，則指「刪節本」只是為內地洽商版權製作的少量樣書，只是錯誤流出市場云云。而買錯了「刪節本」的市民可到書店換書。
整件事，就算撇除了所有「陰謀論」的內容(例如「緊急回收」無法佐證)，無論用哪個角度看，依然是疑雲處處。
書局聲稱為了與內地洽商版權而製作刪節本，先不說「沒問過作者」就去洽商和製作刪節版的問題(還要視乎作者跟書局簽的合約只是繁體中文版還是包括所有中文版，我們不知道)，為何不用簡體字呢﹖現在很多軟件都有「繁簡切換」功能。由於有些簡體字以不同繁體字合併使用，把簡體字書轉繁體，很易出錯，要花時間檢查﹔但反過來把繁體字書轉簡體，不需要選字，應該不會出錯的。
另一問題是，如果只是樣書而不供售賣，按道理不會在市面流通。既然一般大陸民眾看不到，大陸政府又未宣佈這本是禁書，那又何需以刪節本作樣書﹖直接給他們原版就好，來港負責洽商的大陸出版人怎會沒看過香港的敏感書﹖是否真的要刪節、作者是否願意，大可在「對方感興趣」之後再談，無需提前越俎代庖。
反過來說，指「刪節版」是為了取代本地發售的原版，也有其疑點。
最大疑點莫過於改 ISBN 欲蓋彌彰，因為本地出版全部要送樣書給公共圖書館註冊，就算市面回收了，稍後在圖書館目錄中也很容易被人發現「為何這本書有兩個不同 ISBN 的項目」(除了一般讀者會看目錄，圖書館員更習慣互相「參考」目錄，所以全港各大小圖書館的編目員當中總會有人發現的)，有人拿來對比就會發現內容不同。
如果說改 ISBN 是為了方便回收原版，那麼只要在「刪節版」加條「腰封」或其他標記以供職員識認就行了，根本用不著留下那麼大條尾巴引人懷疑。
(紀曉風文中質疑為何給大陸人看的樣書 ISBN 區碼也是香港的「988」，則顯然是不懂出版。因為 ISBN 的地區碼只以出版地決定，去哪裡賣或發放並非考慮。在香港出版就向公共圖書館拿香港的書號，想拿大陸的書號只能去大陸。
至於書中版次內容和封底價錢都一樣，也不是質疑理由，假如真的只為了作樣書，刪節完「敏感」內容後自然不會去作其他非必要的改動。當然我們可以質疑為何價錢欄不改為「非賣本」，不過這一點並非必要。
紀曉風另一質疑點是「中資書店電腦系統已記錄了刪節版的 ISBN，顯然是為了銷售用途」，我倒認為電腦系統應該是公司內不同部門共通的。出版部門把已印好的樣書資料輸入同一系統，一旦放出門市後就可以搜尋和購買，並非不可想像。
但疑點仍然未解﹕為何刪節本要用另一個 ISBN﹖)
簡言之，在下認為兩種說法(樣書論或取代論)都有疑點，並不完全令人滿意，在下對這件事難有定論。當然未問作者就搞刪節版，就算只是樣書也不妥，這是後話。
---
發生這宗篡改疑雲，不知算不算好事。好書被刪節當然不好，但原本市民沒留意的好書變得全城注目並搶購原版，卻可能是「不幸中之大幸」。
篡改疑雲最令人不解的一點反而是，為何中資書局會出版內容那麼「敏感」的書。(若是敏感，不出版不是比較省事麼﹖如果說是職員乘高層不察出版的，那不是跟自己的飯碗開玩笑嗎﹖)
很多書本，用英文出版沒甚麼，改用中文出版就特別敏感。這本書就是顯例。
因為這本書對於香港人，無論是抱持哪種主張，都不免有點「礙眼」。
對於支持中共的人，這本書明言香港人根本不想「回歸」、懼怕中共政權，而這個政權在回歸後亦插手香港事務，沒有信守承諾。(如果這本書遲半年出中文版，作者應該會說更明目張膽了)
對於支持港英政府的人，本書直指港英官員和華人精英一直以各種藉口，反對給香港人民主權利、壓制幾代人的政治參與，以維護自己的政經特權。英國人直到過渡期才為自抬面子而開放選舉，但已經太遲(而且尚未建立責任政府，民選議員對政策影響有限)。令香港人未做好準備、民主政治亦未成為習慣，就交給中共，導致現在的困局英國人也有責任。
就算是同時不喜歡中英兩國的人，作者亦表明如果你們真的不滿，「應當挺身向政府爭取」。現實中的香港人，就是無論階層高低籍貫何方，都「反政治化」，認為搞政治的人都是滋事分子。與大陸的惡劣情況對比之下香港「已經很好」，不應再有要求(簡單點說，沒真心把香港當成家園的難民心態，於是強秦壓境之下又情願移民了)。所有本來不合理的狀況，跟「更惡劣」的中國大陸比較下便「合理化」了。而政商精英就藉著百姓的這種難民心態，把政治(實質即是利益分配)變成自己的禁臠，讓你們甘心情願地接受剝削。
換言之，作者其實同時批評了所有人。(這一點其實有點像方某先前介紹劉紹麟的《香港的殖民地幽靈》，非常全面的「篤爆」香港人的心理「死症」，在此順道特別推介。)
亦因此，這本書值得所有人都拿來一讀，別以為自己就是穩站最正確的一方了。
不看清楚過去的共業，就沒法解開死結、決心開創未來。我想這本書就是作者給予香港的祝福。
而中華書局出版中文版，還鬧出篡改疑雲，或許是上天在提醒香港人去讀這本書。
---
筆記，或挑骨頭﹕
p.27 「雖然戰爭結束後所簽的條約總是不平等的，但這些條約(南京條約)在中國歷史裏尤其惡名昭著，是百年屈辱的印記，直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百年屈辱才告一段落。」
我倒不明白，既然中共依「約」於1997年才收回香港，那麼1949年又何來「屈辱告一段落」﹖
p.30 「英國人在1841年1月佔領香港時，港島北岸大部分地方都未被佔領」
譯成「佔領」，相信原文是「occupy」，這樣譯有點怪，因為作者的原意只是指北岸的土地未被佔用/使用。佔領是軍事/政治概念，雖然人煙稀少，港島當時很明顯是中國領土。
p.53 「判裁官」應為「裁判官」。
p.58 「賽會馬」應為「賽馬會」。
p.104 「一位來自海峽殖民地的華商捐資成立文學院。」
是否指陸佑﹖為何不指明﹖
p.121 「在1939年，勞工事務主任畢特(H.R. Butters)」
這個職位英文叫 Labour Officer，現在同名的職位只是勞工處一個基層職員。可是在當年華民政務司轄下首設勞工事務官員時，勞工事務主任就是主管官員。這位Butters就是首位勞工事務主任。
p.165 「葛量洪在1925至1926年省港大罷工時期於香港當官學生，他跟楊慕琦不同，他認為，由於這個殖民地與中國近在咫尺，因此永遠不可能把本地華人塑造成效忠英國的子民。葛量洪同意可以稍為增加立法局的代表性，但認為香港不能實行他在牙買加、尼日利亞和斐濟擔任總督時發展的那種制度。他後來寫道﹕『香港和其他殖民地不同，因為香港永遠不可能獨立。它要麼繼續是英國的殖民地，要麼被中國收回，成為廣東省的一部分。』」
葛亮洪很明顯地認為港獨無可為。
p.166 「但是，楊慕琦計劃無疾而終不能只怪在葛量洪頭上。雖然這位新總督須為扼殺這些改革負上很大責任，但英國政府和香港華洋商人都不予支持，以及中國政局波譎雲詭，都是令改革受挫的因素。雖然殖民地部大致上支持楊慕琦的方案，但外交部擔心推行民主，以及任何要把香港保留在大英帝國和英聯邦內的計劃，會挑釁中國政府(不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有些香港官員把這些改革視為對他們行政權力的威脅。英籍和華裔公務員和商界領袖都擔心推行這些改革，會令蔣介石的國民黨得以影響本城的政治。國共內戰期間難民湧入也打擊了政改計劃，因為這些難民關心眼前的生計多於政制改革。1949年共產黨革命後湧入的中國難民潮，這些人為不想受共產黨統治而南來避秦，對於殖民地政府更加沒有什麼不滿。」
p.167 「雖然歷史學家曾銳生發現，已解密的1950和1960年代英國檔案，沒有顯示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曾警告港府不要進行政治改革，但英國官員在為香港不推行民主找理由時，經常就以中國不會容忍任何民主改革為託詞。顧汝德(Leo Goodstadt)曾在香港工作了幾十年，撰有多本關於香港的著作，他因此說﹕『由外籍人組成的殖民地政府，與以華人為主的商界精英串通一氣，致力保存遺留自上世紀的殖民地政府體制，連最溫和的改革都要扼殺。』」
近年論者提及香港沒更早發展民主，不是怪英國無民主誠意，就是怪中共威脅不准搞。但作者認為更大的可能是本港官商利益群體在找藉口延續特權，而中國政局不穩正好提供了現成的最有利藉口。
p.172 「中國政府也了解到，可以利用香港在東亞政策方面離間英美兩國，韓戰爆發後不久，中國總理周恩來下令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遵從中共命令，不要干擾香港，又提醒他，香港對於打破美國和聯合國禁運很有用，還可以令英美兩國在對華政策方面產生分歧。」
為何中共不提早收回香港﹖這就是「長期打算，充份利用」的真相。所以當美國也跟中共直接建交聯合抗蘇(1979)之後，中共就再不需要讓香港留在英國人手上了。
p.182 「但是，如人類學家葛雅倫(Alan Smart)所說，政府對石硤尾大火的反應，並不代表它之前一直奉行的徙置政策丕變。與所謂『石硤尾迷思』的想法相反，殖民地政府其實早在1952年已開始致力安置木屋區居民，這樣做主要是擔心木屋區發生火災會引發內亂，危害香港脆弱的地緣政治地位，另外也因為木屋區不只對衛生和安全帶來嚴重風險，也影響政府的土地收入。歷史學家科大衛的研究路向略為不同，但同樣凸顯這些徙置計劃的戰略目的，他說，香港政府受到殖民地部的壓力，早就想推出公共房屋，但遭到華人精英反對，石硤尾大火就為政府提供了完美的理由。」
原來搞公屋也要借一場大火才堵得住那批財主的口，想不到吧﹖
p.183 「香港政府沒有更盡力照顧大陸來港難民的原因之一，是它認為一旦中國局勢穩定，這些人就會返回中國。但如安德葛所說﹕『沒有宣之於口的想法是﹕沒有人逼亞裔人(尤其是中國人)來香港，他們要來與人無尤，來了以後無論境況如何都得接受。』許多殖民地官員擔心提供太多社會福利，會吸引更多大陸難民來港。這看似是歪理，卻反映了殖民地官員、華人精英、甚至許多普通華人共有的恆久擔憂，他們往往拿香港的情況與中國大陸作對比，從而把香港一些很不堪的問題合理化。」
遺憾的是，這一點到近年還是很好用的藉口。而仇視新移民的心態亦非始於香港富裕之後(雖然那時主要是在官商貴人之間，現在卻是流行於平民)。
p.214 「1985年香港藝術館落成」
這句其實很難明，因為香港藝術館早在1962年已成立，當時是香港博物美術館，位於大會堂。後來1975年歷史部分分拆出香港博物館他遷，香港藝術館留在原址。藝術館現在的館址是1988年動工，1991年啟用。所以我不明白1985年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p.217 「1975年動工興建並在1980年代末竣工的地下鐵路」
香港地鐵在1975年動工沒錯，問題是第一段線路1979年就通車了。1980和1982年觀塘線和荃灣線都完成了。連港島線也在1986年完成。
1989年只是東隧啟用而已，可是東隧並不在地鐵起初的發展計劃當中呀，以這個作為完工的象徵，好像有點奇怪。
p.220 「在香港工作多年並撰有多部關於這個地方著作的顧汝德，對於麥理浩肅貪倡廉工作的評價就沒有那麼高。據他說，這位港督拒絕聽取想要投訴警隊貪污的高級警官的報告，因為他『不想廉潔問題成為公眾討論的焦點，擔心他辛苦地為殖民地政府建立的良好新形象，會因此而破壞。』」
「殖民地官員經常把貪污橫行歸咎於華人，堅稱貪污是中國文化根深蒂固的陋習，永不可能遏止，更遑論根除，『而英國人則大都潔身自愛，白璧無瑕』。但是，政府最終決心處理問題後，因貪污被定罪的外籍人數目之多，證明貪污腐敗並非華人專利。對杜葉錫恩來說，罪惡的根源在於立法機構缺乏代表性，『從而在公務員隊伍產生了許多貪污受賄和營私舞弊的機會』。顧汝德同樣把問題歸咎於殖民地政府和本地英資和華資商界精英之間的『官商相謀』，指它『形成了一種令營私舞弊和貪贓枉法的行為，能在公營部門和私營機構滋生的環境』。」
一隻手掌拍不響。制度不好如何令人人都變壞人，九七後大家都見到了。
p.221 「社動人士」應為「社運人士」。
p.222 「正如麥理浩後來憶述﹕『起訴那些在很久以前犯罪的人，並非不可行，但這樣做有一個壞處，就是會令從前貪污和現在貪污的兩批人聯合起來，而後一批人是當時幾乎發生的警察叛變的核心，特赦分裂了這兩批頗不相同的人，也簡化了廉署的工作，使它可以集中力量打擊當前的貪污罪行。』」
p.223 「如顧汝德所說﹕『針對警察的刑事訴訟，以及警界貪污明目張膽的性質，分散了市民的注意力，令大家沒察覺商界一些更賺錢、組織更嚴密的同謀行為。』貪污風氣在房地產和建築業尤其熾烈。由於要規避消防和安全規定，『地產和建築界的醜聞不斷，在餘下的英治時期仍然揮之不去，並禍延至後殖民地時期的政府』。而且雖然廉政公署揭發了『少數高官及一些次要的商界和專業人士』，但一些政府官員『無懼廉政公署的公開批評，仍然與他們在職責上本應監管的商人和專業人士過從甚密』。」
廣告﹕上次介紹的《香港工程考—十一個建築工程故事 1841-1953》就討論過香港人為了「搵食o者」可以有多為富不仁草菅人命。
「如顧汝德所言，它『為英國統治賺取了寶貴的政治籌碼』，香港市民『幾乎馬上相信英國人終於建立了一個機構，讓他們可以免於恐懼和有效地投訴官員濫用職權、玩忽職守和非法敲詐。廉政公署一舉扭轉市民對殖民地政府根深蒂固的懷疑態度，也加強政府服務廣大市民的責任感。在殖民統治和不民主的政治環境下，此舉令政府氣象一新，是政府公信力的可貴來源』。」
此說明了廉政對延續港英政權的重要性。現在呢﹖
p.229 「雙方齟齬的重點是，中國要求英國承認中方擁有香港主權，遭英方拒絕。待到戴卓爾夫人讓步，說如果香港人願意接受回歸，就會把香港主權歸還中國，這樣談判才進入第二階段。另一個問題是，雙方對於談判最終要達成什麼樣的成果，有很不同的看法。前港府政治顧問兼英方談判小組成員衛奕信(David Wilson)憶述﹕『我們希望制定出猶如《大英百科全書》般詳盡的協議，但中方想要的，卻是一份兩三頁A4紙大小的文件。』」
對於沒合約精神又不想守信諾的人來說，越簡短越模糊的文件，任意「解釋」的空間就越大，其理甚明。九七後人大常委推翻原來可以零七零八雙普選的預期，證明了這一點。
p.233 「1985年匯豐新總行落成」
不查的話在下也沒留意原來新總行是1985年才啟用。
p.235 「港府和英國政府屈服於中國政府的壓力，不推行民主改革，反競香港不想實行民主，香港人對此心知肚明，所以對三個政府都十分反感。」
現在很多人可能已忘記了這回事﹕三個政府聯手把香港人排除在前途談判以外。中國政府自稱代表香港人，英國政府和港英政府也自認代表香港人，而沒一個是香港人選擇的代表。
p.241 「到了5月4日『四五運動』七十周年的日子」應為「五四運動」。
p.253 「許多批評者責怪彭定康令十年來中英之間的諒解付諸東流，這些人忽略了兩國早前已因天安門事件和新機場計劃而關係緊張。支持彭定康方案的人則指北京只是利用他的改革方案，令自己在主權移交前能加強對香港的控制。雙方都低估了彭定康複雜的兩難處境﹕他希望藉着推行民主和比衛奕信更出色的表現(香港和英國有許多人覺得衛奕信太容易向中國屈服)，能令英國人留下美好形象，並獲得香港人支持，另一方面又與中國政府保持友好關係，但中國政府不相信彭定康開展政治改革是出於真心誠意，令彭定康的處境雪上加霜的是，倫敦為了修補與北京的關係，在1995年突然撤回對其改革方案的支持。」
p.254 「北京和倫敦開始直接合作規劃1997年的主權移交之時，彭定康就逐漸被邊緣化(柯利達把此情況稱為『這位總督難以置信地萎縮的奇景』)。無論如何，彭定康的改革對香港有幾個重要影響。它們有利於民主派陣營，因為民主黨在1995年後掌握了近半數立法局議席。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引起中英衝突，但這方案也代表許多香港人的願望，這可清楚見於1995年的立法局選舉結果。」
彭定康的兩難，就算他愛做騷也好，很多香港人懷念他自有原因。
p.256 「這些政治改革不但沒有令英國從香港撤退顯得光榮，反而令人注意它的歷史缺失。例如，眾所周知立場反中的立法局議員李卓人，在1996年10月就批評英國人這麼遲才實行民主。」
李卓人充其量是反共，不是反中吧﹖
p.266 「籌委會法律小組建議，香港現有二百四十條現行法例中，有超過百分之十應該廢除或修訂。」
香港的法例遠遠不只二百四十「條」那麼少，我想應是二百四十「章」。
p.267 「在東亞和東南亞，主權移交代表殖民主義終結。即使他們自己的國家與中國改善了關係，但許多這些地區內的人把香港交還中國視為中國擴張勢力的警兆，並不是對他們的安全的潛在威脅。」
「香港是日本人的熱門旅遊地點，許多日本人密切關於香港主權移交，對於香港將落入一個極權國家手上感到不安，並且憂慮中國在亞洲愈來愈財雄勢大。這解釋為何在移交前夕，到香港採訪的日本記者數目是中國大陸或英國記者的兩倍之多，唯一採訪陣容比日本記者團大的，只有香港本地媒體。」
東南亞各國當然願意跟中國做生意，但中共當年以民族主義煽動各地華人叛亂(於是導致各國排華)的傷痕和忌憚，人家不會忘記的。
而以日本對中國「有史以來」密切關注和情報饑渴，派記者比人多也不是難以想像之事。
p.273 「不過，同樣惹人注意的是連貫性。香港在許多國際組織中保有自己的代表席位，並保留遷入移民審批和程序方面的控制權(至少理論上如此)。」
看來作者只著眼於海外移民吧﹖如果以大陸移民(單程證)來說，香港向來都沒有審批權，所以才被批評為「硬食」。
p.274 「有些批評者認為，《基本法》除了令香港特區無法因應時代變化的需要，修改或擴大其福利和經濟政策外，還擴大了商界精英(尤其是地產商)在香港權力架構中的角色。」
事實上如此，以往英國政府雖然在建制中吸納很多商界精英，但他們只是港督的管治「伙伴」。至少港督並不需要向他們「乞票」，對比現在要靠商界投票才可以上任的特首，腰骨當然可以硬一點，向商界開刀時顧忌也少一點。(至少「一點」吧…)
《基本法》的制度基本上就是把「資本主義」理解成原始資本主義，在中共遙控之下資本家完全控制一切的方式。向資本家「一面倒」的模式，反而令政府施政無法發揮「平衡不同利益」的角色，令香港更不穩定、更仇富。對比九七前首富被當成全民偶象，到現在平民仇富，這一點的確是「一切源於《基本法》」。
為何九七後左翼思想得以興起，當然不是膠子山式的「民粹議員煽動」論可以解釋——要是民眾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成果，對有錢人就沒不滿，誰煽得起﹖
p.275 「在殖民地時代的香港，殖民統治者到了1960年代開始享有頗大自主權，不受英國政府干涉，並且在1960年代前大都視民意如無物﹔可是，香港特區的新統治者面對左右為難的處境，既要使北京中央政府放心，又要令香港財雄勢大的商界利益集團和市民大眾滿意，而市民由於九七前一段歲月的變革，現在對政府有了很大期望和更多要求。」
由於共產黨的作風跟香港格格不入，特首本來就一定會夾在中港之間左右做人難。只是還要夾在商界和市民之間，就要多謝中共和基本法遲遲不肯給香港雙普選，讓政府不能反映民意、商界又擁有不成比例的權力了。
如果真的要指責彭定康在香港埋下「炸彈」，其實根本不是那些甚麼半桶水的「民主改革」，而是在政府部門推行「服務承諾」。「服務承諾」令所有市民都接收到「政府官員不是衙門大人，而是服務我的公僕」這個訊息，原本對殖民政府沒甚麼期望的市民，要求大增。這一點對民主社會本屬正常現象，不過對於想延續殖民體制的中共，當然就不會想「刁民」對政府訴求多多又毫不感激了。
p.280 「在人大常委會釋法後進行的民意調查雖然顯示市民對政府信心下跌，但同時顯示逾百分之八十的受訪者(令他們更為擔心的，是愈來愈多大陸移民來到香港)不滿終審法院的裁決，百分之六十五的人支持政府限制移民湧入的做法。在絕大多數人眼中，顧全整體社會的福祉似乎比維護法律更重要。」
這就是「司法獨立誠可貴，港人福祉價更高」的深層心態，人民抱持這種急功近利，只看到眼前小利而無視制度長遠利益的心態，法治永遠都是危如累卵。
p.287 「沙士危機對香港的公民文化和政治文化產生了深刻影響。政治學者兼民意調查專家戴高禮(Michael DeGolyer)說，這場疫症爆發『造成的醫療緊急狀態和公共衛生災難，完全彌漫於香港各收入和教育程度人群的社會意識中。它在大陸和香港都扮演了關鍵角色，令人明白到新聞自由、透明度的必要性，以及管治問責制之間的聯繫。以往只有少數人感興趣的抽象和頗為遙遠的問題，突然成為攸關每個人生死的大事』。」
可惜的是，這一點是否持久﹖
p.288 「在九七倒數的時候，西方傳媒把香港形容為民主、自由表達和繁榮的堡壘，常常忽略香港長期以來是缺乏民主和言論自由的殖民地。」
p.289 「例如，1951年頒佈的《出版物管制綜合條例》(Control of Publications Ordinance)規定，出版任何煽惑人煽動叛亂的物品都是罪行，這條例直至1987年才廢除。」
「同樣地，熊玠指出，對於一些外籍人無須面對的問題，殖民地政府一直毫不關心，這些問題包括﹕香港的收入分配極度不均，堪稱是『富饒中的赤貧』﹔清貧長者生活在『可恥』的境地﹔還有因為政府認為提供失業救濟只會助長懶惰，所以在1965年前失業救濟一直付諸闕如。熊玠慨嘆﹕『令人痛心的是，殖民政府長期形成的那種缺乏體恤憐憫之心，連接受英國人教育的本地精英也習染到，甚至一直貽害至後殖民地時代。』」
p.290 「二次大戰過後，殖民地政府長期不願鼓勵工業化，因為這牴觸官方着重貿易和商業的殖民地政策。在殖民地權力架構中，來自商界和專業界別的代表過多，也妨礙房地產市場的競爭。如歷史學家陳明銶所說，自由貿易和自由經營『並不一定代表公平貿易和機會平等』。」
那些濫用「獅子山精神」來掩飾制度不公的「正能量」人就是例子，這種人在香港很有市場。最可悲的不是既得利益者這樣想(事屬平常)，而是連被制度遺棄的人也被洗了腦，誤以為現狀是必然的。
p.291 「英國人對香港有許多貢獻，永遠會被人銘記，但同樣永留人們心中的，還有他們造成的許多惡果。1975年成立的香港觀察社，是致力討論時政的壓力團體，而扮師胡紅玉是創社成員之一，她在1992年獲彭定康委任為立法局議員。她說麥理浩在任內不肯開放立法局選舉，為香港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因為這種改革本來可以為香港在英國殖民統治以外提供另一種選擇，即『一個較穩定和較成熟的政府』，並令香港可以有更好的準備迎接九七後的特區政府。胡紅玉說，政治本來會『成為我們生活和文化的一部，而不只是一種新觀念』。由於殖民地政府遲至1990年代才推行民主，就給予中國政府理直氣壯地抗議政治改革的口實。因此，香港特區的問題不能只歸咎於北京。陳明銶說﹕『同樣應受責備的，還有基礎不足、不健康的政治文化、不完善的法律—政治架構，以及不良的官僚作風，而這些都是沿襲自英國人的問題﹔此外，香港人由於在殖民地時代所受的剝奪，導致現在沒有能力堅守地捍衛他們珍視的自由、民主和高度自治。』」
「殖民地官員常把香港政治文化發展遲緩歸咎於華人、他們的傳統文化及難民心態。歷史學家科大衛甚不以為然﹕『香港和東亞其他地方的政治或經濟發展，並非由儒家思想主宰，正如歐美政治經濟發展背後的推動力並不是基督教思想。』科大衛認為﹕『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初沒有擴大選舉權，剝奪了香港人參與政治的有效途徑。』香港人了解到他們在香港行政架構中沒有施展空間，改為在少數他們有用武之地的舞台發揮實力，例如商業和專業領域，因而給人『香港人不關心政治的印象』。有一種說法把華人政治冷感作為理直氣壯地不推行政治改革的原因，顧汝德指斥這種標準託辭是『怪罪受害者』﹕『在英國統治最後十年前，香港立法機關一直沒有直選議席的真正原因，是殖民地文化沾沾自滿，又不信任本地華人。』顧汝德認為，英國人『對於讓公眾直接參與政治缺乏信心』，因此香港的『政治制度一直是落後於時代。在殖民統治的最後十年之前，香港的政治安排跟十九世紀時基本上無甚分別』。」
p.292 「如果說對於香港的經濟繁榮和政治穩定，香港人應記一功，那麼，造成香港房屋環境和社會服務惡劣、教育制度高壓，以及政治文化薄弱，香港人也難辭其咎。如 果香港大眾確實如一些批評者有時候所宣稱那樣，對殖民地政府在社會服務和政治改革方面成績拙劣深惡欲絕，那麼他們就應當挺身向政府爭取。1970件年代的政治和社會運動份子經常受到華人社會各階級的人仇視和阻撓，這些人認為香港的情況已比中國好很多，告誡其他人不要參與政治和為政府添麻煩。」
p.294 「曾蔭權必須小心翼翼平衡各方﹕既不令商界支持者背棄他，在經過這麼多年盡心為英國人服務(他為此在1997年獲冊封爵士)後又要向中國輸誠，還要令一般平民滿意。芮育光說，平民百姓『對於政府和商界精英合謀決定香港的未來，完全無視民眾意見，已經忍無可忍』。」
作者連環摑了英國人和香港人很多巴掌，香港的困境實質為中英港三方的共業。
p.299 「北京在1995年末要求全面修改香港的教科書」
這一點在近年陸續實現了，就算沒有「國民教育科」，要滲沙子的機會還多得很。
昨天去九龍城書節買了幾本書。
這些買回學校的﹕
《誰是香港人﹖身份與認同》蔡玉萍，香港﹕進一步，2010
《「國家」係乜﹖》南雁鳴，香港﹕進一步，2012
都是給學生的 quick references，勝在一小本已大約介紹了主題。
《世界航空母艦大全》Chris Bishop / Chris Chant 編著，張國良譯，香港﹕萬里，2011
這些主題當然與課程無關。只是在二手書攤見到，品相不錯，那就當特價書買回去給他們看啦。
《生命的躍升》Nick Lane 著，梅友芢譯，台北﹕貓頭鷹，2012
廣受好評的科普著作，介紹生命演化史上的十個關鍵。
其實有想過是否留給自己的，不過反正內容在下大致已學過了，我想給學生看得益更大。
這幾本暫時留給自己﹕
《聊公案﹕別笑﹗這才是中國法律史》秦濤，台北﹕遠流，2013
(原簡體版由中國法制出版社出版)
老實說我有很認真地考慮這本書是否要留在學校，因為揭著看實在很好笑。講法律史(尤其是中國法律史)可以說得那麼有趣的，沒見到哪本。
例如有一段抽日本人的水﹕
p.165 「大臣們說﹕『天皇地皇泰皇乃是最尊貴的稱號，而三者中又以泰皇最貴。所以請大王稱泰皇。』嬴政不滿意，說﹕『把泰字去了，加上個帝字，以表示德蓋三皇功高五帝。』」
p.166 「順便提句，既然泰皇比天皇尊貴，而皇帝又比泰皇尊貴，那麼中國的皇帝就比日本的天皇尊貴了兩個檔次啦。一句意淫，會議繼續。」
其實還一併抽了泰國人的水。XD
不過也不單止是抽外國的﹕
p.370「有個朋友開玩笑，說﹕『我們家有三條規矩﹕第一，大事我說了算﹔第二，小事我老婆說了算﹔第三，一件事情是大事還是小事，我老婆說了算。』某些法律，不正是如此麼﹖只不過不把第三條明白寫出罷了。」
所謂「愛國愛港不言而喻」，亦屬如此。
《選舉制度設計手冊》國際民主和選舉協助研究所 Andrew Reynolds等著，魯閩譯，香港﹕商務，2013
具體介紹不同選舉制度的書，而且有不少近年的例子，對政制討論應該有用。但亦因為這本書討論頗新，而且對學生可能太詳細，所以想先留給自己。覺得學校有用可遲點再買。
《港式法團主義﹕功能界別25年》馬嶽，香港﹕香港城市大學，2013
其實收到城大出版社的書目時見到這本書，已經有興趣。這次在「敏感的大中華膠活動 Co-China」的攤位見到就買了。
這本沒打算給學校，一則馬嶽簽了名(當然在下非為此而買…)，二則為了討論「功能組別」讀一本書，對他們來說可能太多。換言之，可能沒人借……
(後話﹕有人寫左篇書評)
這是對政府強制驗毒計劃的回應，我會在本月內向政府提交。有興趣聯署的看倌可以參與，亦歡迎參考本文撰寫你自己的意見書。
---------------------------------------------------------------------------------------------
敬啟者﹕
回應「驗毒助康復計劃」公眾諮詢
1.3 吸毒者吸毒年期增長，正是反映了禁毒政策成功減少了青少年吸毒。由2.3至2.5各段的數據亦已引證了這一點。2.7段的分析(吸毒者年齡增長是因為從青少年開始吸毒，但到成年後才被發現)，其實跟之前各段的數字(吸毒者總數和青少年吸毒一齊下跌)並不符合。換言之，從青少年開始吸毒到成年才被發現的人固然有，但這些人的數字應該亦如全體吸毒者的數字一樣減少了，並不見得發展得更嚴重。
少了新加入者，而打擊毒品的行動加強了，餘下能找到的癮君子自然比較「資深」了。既然如此，以保護青少年為由推行新計劃的需要其實已減少了。
2.17 吸毒者不願向人求助，除了因為吸毒本身的負面形象，亦因為吸毒是違法行為。就算精神沒有受損，一般正常人也不願意承認自己犯法的，何況是吸毒者﹖
要鼓勵吸毒者求助，應該要給予更多的關懷，他們需要的是社工，不是警察。警察的工作是打擊毒販，而不是去打擊吸毒者。加強查捕吸毒者，只會迫使他們找更「隱蔽」的吸毒方法，而不是鼓勵他們求助戒毒。
(數據指現在的吸毒者更為隱蔽，正是因為警方加強打擊之故，難道禁毒常務委員會諸公尚未覺察﹖當然本人提出這點並非反對警方加強打擊毒販，只是指出加強打擊導致
吸毒者躲藏實屬必然之因果關係，不應忽視。)
2.18 如果吸毒者「可能」傷害別人，所以應賦予政府更大權力去侵犯吸毒者的人權。那麼進食肥膩東西增加心血管和代謝疾病，增加公共醫療負荷，導致的傷亡和財政負擔都已經由流行病學者估算出來了，這些疾病對病患家庭的破壞也是同樣嚴重的，那是不是可以同樣推論，我們應該立法侵犯這些「嗜肥膩食物」者的人權﹖
2.24 主動找出吸毒者施援，這一點當然正確。但這跟是否支持侵犯人權的措施，是兩回事。
2.25 現行的法例，把吸食毒品列為嚴重罪行，正是令吸毒者更為隱蔽的原因之一。
吸毒是個人行為，除非涉及傷害他人的事(例如毒後駕駛或毒後傷人)，否則根本不應該列為非法行為。否則根本是違反自由社會的法治精神，就是不損及他人的事不應被禁止。(如果重複說吸毒「可能」對社會和家人帶來的種種傷害，則我們只需要再想想「肥膩食物」可能帶來的同等傷害就成了。再者，吸煙對社會和家庭帶來的傷害也是顯明的，委員會有沒有打算把「吸煙」列為刑事罪行﹖再搞一個「社區驗吸煙計劃」﹖)
假如按照「不損及他人的事不應被禁止」的原因，因為個人自用而管有毒品，根本不應該是刑事罪行。(當然份量多少才算「個人自用」，當成販毒的門檻在哪裡，這是另一個問題了。但以往法律和法庭判例已有界定哪些份量才當自用，可見這問題並非困難到無法解決。)
如果吸毒不是刑事罪行，吸毒者更能承認自己吸毒和尋求協助。
2.29 同樣地，有不少家長因為怕子女被捕，所以明知子女吸毒也不敢報案。「吸毒犯法」這個緊箍咒，壓制了更多家長的求助動機。
2.30 如果被執法人員發現吸毒可能被控告，這只會令吸毒者更瘋狂地躲避他們。
2.32(c) 正如上文指出，毒齡上升根本是加強打擊毒品後的正常現象，正是成功打擊的跡象，根本不構成加強措施的理由。
2.37 英國的做法是觸犯了其他罪名，才檢查他有否吸毒。鑑於當事人可能是在毒品影響下(或需要金錢購買毒品)而犯罪，對他人的傷害已經造成，針對這種情況驗毒會合理得多。
回應問題1. 原則上， 你是否同意香港應推行「驗毒助康復計劃」﹖
如果因此發現的吸毒者，只會被轉介治療而不構成刑事罪行的話，我會同意對他們驗毒。因為吸毒實質上等同一種心理上的「病」，毒品的傷害越早介入，後遺症越少。
如果如同現時的安排，被發現吸毒可能招致刑責的話，則我反對驗毒計劃。因為這樣等於要求當事人，就一項未對社會造成實際或即時危害的行為，提交證據對付自己，這樣是違反法治原則。
但我支持對已犯下其他罪行的人(如懷疑毒後駕駛之類)進行驗毒的安排。
如果發現吸毒者後以強制戒毒治療代替檢控(不接受戒毒才檢控)，亦是可接受的措施。
回應問題2：你是否同意執法人員只可在下述情況下啓動「驗毒助康復計劃」下的權力︰ ( i )於某人附近發現懷疑為毒品的東西； 以及( i i )該人有剛吸毒的跡象？ 若為設一個高的門檻， 使一些明顯的個案不獲處理， 你會否接受？
界定一些東西是否懷疑毒品，和一個是否可能吸過毒，並不容易滿足法治的「可預見性」。換言之執法人員可能擁有過大權力，這一點應該從嚴，寧願設置一個較高的門檻，漏過某些可能真的吸毒的人，好過讓執法者過度騷擾其他「沒吸毒但被懷疑於是無辜要提供樣本」的人。現在執法機構與市民關係日益緊張，實在不宜因此再增加衝突。
對這兩點的界定，應設置更高門檻要求，而且能決定強制驗毒的人員職級應更高。如新加坡規定的「警長」職級，未免太低。至於「督察或以上」是否適合的職級﹖我對警務工作的了解不足，這點留待其他人士評價。
即使不法定權力強制驗毒，也不代表執法機構不能把「懷疑」吸毒的人轉交社工跟進。尤其是大家最關注的青少年，他們仍受家長的管教權限制，跟家長合作跟進也是可行方法。
回應問題3：你對擬議分兩階段的驗毒程序有何意見？
在符合本人對問題1的立場前提下(吸毒行為本身不應導致刑責)，本人對驗毒程序並無意見。
回應問題4：對於如何保障個人權利， 你有何建議？
本人期望有關驗毒所作的決定、決定理由和行動詳情，應當詳細紀錄，並定期交予包括人權組織代表在內的某個委員會審視和提供意見。這個委員會或可於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監警會)內設立，未知是否符合法例(或有需要修改法例)。
有關驗毒個案的投訴，應可按現有機制處理。
回應問題5：驗毒應否適用於所有人？
如果3.25聲稱「前線執法人員當場分辨成年和青少年吸毒者，有實際困難」，那麼我想要他們分辨誰可能吸了毒，會更為困難。
不過在符合本人對問題1的立場前提下(吸毒行為本身不應導致刑責)，本人不反對驗毒對象包括任何年齡人士。
問題6(a)：你是否同意， 吸毒者不論年齡， 均應有一次機會接受輔導及戒毒治療， 以代替檢控？
問題6(b)：在「驗毒助康復計劃」下， 應給予多少次輔導及治療機會？ 某一年齡以下的人士應否有更多機會？
本人認為吸毒行為本身不應導致刑責，所以反對任何在強制驗毒後作為檢控證據的做法，無分次數及年齡。強制驗毒的結果只應用以輔導和戒毒治療跟進之用。除非是因吸毒導致其他罪行、拒絕符合法定要求的驗毒、或拒絕戒毒治療，才可以構成刑責。
問題7：你是否認為「驗毒助康復計劃」應適用於香港以外地方的吸毒行為？
如果驗毒結果只用來跟進戒毒而不涉及任何刑責的話(本人對問題1.的立場)，本人不反對向懷疑境外吸毒的人驗毒。前提是驗毒只用來協助當事人，而非檢控他。
事實上，諮詢文件中提及的大部分「懷疑吸毒徵象」，都不適用於境外吸毒者，因為執法人員根本不可能看到環境證據。要判斷有人境外吸毒，門檻會更高。
問題8：你有沒有其他建議？
吸毒是一種心理上的病，他們需要的是社工和醫護，不是警察。
與其以刑事檢控去打擊吸毒者，不如向社工提供更多資源，讓他們從不同渠道接觸隱蔽吸毒者。讓吸毒者可以在不虞承受刑責的環境下，承認自己吸毒和尋求協助。
童話有「太陽與北風」的故事。執法人員打擊販毒很有效，但有如北風，只會令吸毒者把自己「收藏」得更緊。只有關懷的溫暖陽光可以令他們從躲藏中解放出來。
強制驗毒只能當成一個「方便發現他們」的機會，不能變成打擊癮君子的手段，否則效果只會相反，令更多吸毒者變得更隱蔽、更難發現和尋求協助。這樣對社會的影響只會更壞。
此致
禁毒常務委員會
尋晚自稱「擺事實講道理」果集抹黑，睇到我眼火爆，事旦台差在未惡俗到好似亞視咁幫王維基加兩隻角。搞到我咁忙都要出篇文招呼佢。
以下內容抄自Kursk大和Tommy大(他們又襲自明報)，再略為修飾內容。看倌也可以自己再修改一下，再寫落通訊事務管理局的投訴表格內。
今晚我要開會，唔得閒去立法會包圍。有心既看倌請去撐撐場。
---
節目名稱﹕東張西望
日期﹕2013年11月5日
時間﹕19時30分
本地免費電視服務>無線電視>81翡翠台
11月5日《東張西望》明顯違反《電視通用業務守則—節目標準》第九章規定，在有關香港公共政策或備受香港公眾關注而又具爭議的真實題材節目環節，完全沒有做到恰當地持平。
在評述免費電視發牌事件時，節目只是一面倒站在政府立場報導，也有抹黑香港電視之嫌疑。整個節目充斥對香港電視不利的報導，但沒有讓香港電視作回應或者訪問持不同意見人士，嚴重違反持平原則。
無線不能以該節目不是新聞部製作，只屬娛樂資訊節目而推卸責任。因為節目內容根本就是一般公眾關注的社會新聞議題，而不只是演員明星的八卦緋聞。公眾會期望電視台在製作時有如新聞部節目一般嚴謹和持平。
該節目在討論電視發牌事件時，未有為觀眾清楚交代本身涉及的利益衝突，卻對未能成功申請發牌的潛在競爭對手香港電視展開攻擊，目的明顯是製造輿論及社會壓力，意圖左右政府日後的發牌決定。需知兩間以大氣電波廣播的電視台將於2015年續牌，無線是次罔顧法律主動為政府政策保駕護航的舉措，明顯就是向當局示好以圖得到續牌之延後利益。如今次事件廣管局及有關方面不持正而行嚴格執法予以重罰，實難脫包庇之罪。
觀乎有關節目之內容，亦有大量不盡不實之觀點，例如三間母公司之間的比較一節，根本就是誤導公眾。若上述母公司論成立，無線更是罪加一等。作為獨立上市公司的大股東，TVB的陳國強，多年來與NowTV老闆李澤楷之父，即長和系主席李嘉誠關係密切，有緊密的生意關係。如今公然讓旗下電視台攻擊友好人士的競爭對手，分明就是公器私用，嚴重違反專業守則。
此外，有關機頂盒及公共天線一段之內容，亦有故意誤導市民之嫌。基本上，目前獲發牌的電視台並不佔用大氣電波亦不依靠發射站廣播，理論上新獲發牌者(不包括將於明年一月試播之港台電視)根據經濟考慮均會採用光纖入屋的做法，故節目內所談及之技術問題並不成立。
另一個例子是他們以NOW TV、CABLE TV和香港寬頻的BBTV「收視率」作比較，企圖誤導觀眾認為香港電視競爭力遠不如另外兩個台，實情是BBTV與香港電視的營運沒有直接關係，而且BBTV當時作為香港寬頻的附屬服務，並非主要業務，其收視率不如NOW TV和CABLE TV，不能作為香港電視競爭力是否足夠的根據。
上述內容，僅為其中部分例子，未能完全反映該節目之所有問題，還望貴局在處理有關投訴時，多參考其餘投訴者(如有)之證詞，以認真的態度完整地審視該節目之所有問題，並依法懲處有關人士，以正視聽。
Recent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