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助理工傷，所以這兩星期都要兼做她的工作(學校會否出多半份糧畀我﹖
)，再加上校友會要面對八三(又來)捐款冠名的事，忙都其他事都沒空想沒空做。
為了讓試後活動可以讓學生借書，把新書處理一手抓。發現這本書的版權頁竟然寫出版日期是「2010年(初版—第三版)」，那麼究竟你是第一版還是第三版﹖還是其實是一版第三刷﹖
(當然它寫了「第三版」我就會照樣寫第三版，總不能假設你出第一版就先印上第三版的字樣。)
(後話﹕其實很多出版社都搞混了「版」和「刷」的分別。通常有改動的才算另一「版」，如果內容和編排完全一樣，重印加推的叫「刷」。
在博益和明報/明窗出版的書上，你經常都可以見到它們寫了「第X版」。《李天命的思考藝術》在終定本之前已見到五十幾版，你信不信他這個懶鬼會改五十幾次版﹖只是因為受歡迎，明報印了五十幾次吧﹖
對這一點分得比較清楚的，恐怕是教科書出版商。因為教育當局有規定「三年內不准改版」，以免出版社借改版迫學生年年換新書。改版也一定要有需要改變，而且有相當幅度的改變才批准。所以教科書的「新版」肯定是改動不少的—當然你是否同意有必須就是另一回事。在「改版」前出現的往往只叫「重印兼訂正」，改幾個錯字也不叫一「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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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剛剛有警察在雨天，沒有任何安全裝備就爬上橋滑倒而死﹔之後又有工友在雨天落渠工作被淹死。職安局成立了廿多年，本地職安健仍有待改善。
(既然渠務署廣告也警告公眾，不要進入渠道，因為沒有人知道洪水何時來到。那麼為何明知有大雨，還一定要等天文台發出暴雨警告才不讓工友落渠﹖等到天文台量度到大雨，對深入渠道裡的人已經太遲了。
方某在此已說過多次，天文台一個警告，是不可能滿足所有不同地點、職業的需要。高危行業應該要較低的停工門檻。)
2. 一般人看到新聞，會覺得示威者害死警察，並不出奇。正如示威者自己也覺得對不起別人。但那只是「我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純粹道義上的不安和自責，並不等於示威者真的對警察之死有法律責任。
輿論審判在道德運作的機制而言，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不講道理、輕重不分、濫設因果/責任，那就是過火了。
suffocated在庫大的文那邊留言說得好﹕
「報載那位殉職警員當時在天橋上監視請願者，所以他可能只是為了服從上司命令才爬上去。我覺得以上各社論/評論應該說清楚，當那位警員跌下天橋之前，他離請願者其實足足有二三十米。換句話說，今次事件並非請願者與警方拉扯所致，而是純屬意外。像《經濟日報》般將事件扯上以往一些警民衝突，是非常誤導的。至於《明報》，不去考究請願者為何要走到爬上天橋頂抗議這一步（就算沒有這次意外，單是爬上天橋抗議，已經要負上刑事責任），反而將勢孤力弱的事主的呼喊形容為『抗爭騷』，更顯得其報格低落。對只得一人的請願已經如此鄙夷，可以想象這位李先知對其他弱勢人士甚至社會運動的看法。」
3. 社署找「新造的人協會」(死光社同道)搞課程教社工如何「攣變直」，同志抗議。
方某曰﹕「如果我係社署，會叫佢地不如試下整個『拗攣班』畀明光社d人，睇下係咪可以將佢地變成同性戀先。如果你冇能力令人變攣，我憑咩相信你可以將人變番直呢﹖
」
(註﹕有網友質疑「拗攣」和「拗直」是兩回事。但其實醫生懂得救人，即是懂得怎樣殺人。因為你知道生命如何維持，就等於知道如何令生命停止﹔正如你懂得把汽車修理好，自然也就可以搞壞它。當然，反過來你懂得殺人和搞壞汽車，就不代表你懂得救人和修理汽車。
如果你懂得改變人的性取向，由愛同性變愛異性，那麼自然也應該可以令人由愛異性變愛同性。)
4. 聞見思錄說，新聞〈俄女全裸與鯨共舞〉說那是科學研究，是胡說的。
(……其實我只在意那幅相拍攝得很美…… 
)
5. 信報有篇好文，適宜抄下來給大家看。不是旨在自憐(雖然我不否認這也是自憐)，更不是旨在責備前度(我從不認為她有惡意)，而是叫大家警惕不要再這樣做，對方可能會很傷的﹕
信報 2011年6月16日
陳頌紅—現代分手故事
有一天，一個男孩的手機「嘟嘟」地響起，顯示收到一封來自他女朋友手機的短訊。他打開，裏面說：「我不能再跟你在一起了，我們還是分手吧！」男孩悲從中來，傷心欲絕，正想打電話給女朋友問個明白，他再收到女朋友另一則短訊：「對不起，剛才的sms不是發給你的。」
電子分手又多流行？英國小天后Britney Spears跟她前夫分手時，都是以手機短訊很精簡地通知他。美國科普作家Elizabeth Svoboda曾提過近期一個研究，在十三至十七歲的青少年受訪者中，百分之二十四認為以電郵、手機短訊、即時通訊等跟伴侶說分手，完全沒有問題。百分之 二十六的受訪青少年並承認曾經以這些方法分手。因為對於慣性使用電子通訊的新一代來說，面對面說分手太困難了。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傳理學家副教授Ilana Gershon，在她的The Breakup 2.0 : Disconnecting over new media中向七十二個大學生進行調查，亦發現電子分手已經是很普遍的事，雖然大部分人都認為這樣做不太妥當，會令被拋棄者更受傷害。亦有女學生回想自己 被拋棄的經歷，指手機短訊通常太精簡、太不正式，所以當她收到男朋友以短訊向她提出分手時，她還以為他只是在說笑。
Svoboda在她的網 誌中引述約會網站eLove總裁Paul Falzone之言，不少人以為電子分手沒有面對面說分手那麼殘酷，事實上，當被拋棄的人得不到任何解釋，亦沒有答辯機會，會更加沉溺在矛盾和困擾之中， 並且對往後的感情存在更大不安全感，因為擔心每段感情都會隨時無聲無息地了結。芝加哥大學精神科學家John Cacioppo亦指出，缺乏面對面溝通會令我們陷入更深的反芻裏，最終會導致嚴重抑鬱與不再信任他人。
儘管如此，電子分手的潮流還是愈來愈厲害。有一個名為electronicbreakup. com的網站，你甚至不用自己解釋分手理由，網站已為你提供不同選擇，例如「你禿頭」、「分手比吸塵更有趣」，方便快捷。
如果看倌是那一年就認識在下的，你就會明白為何我對這篇文深有共鳴。那些影響直到今日也沒完全消除。
雖然分手就是分手，給你說了一切解釋或答辯通常都不會改變分手的事實，但有機會面對面說的心理後果是不同的，有見面的會比沒見面的更容易接受分手的事實。比較在下第一次和第二次分手的分別就很清楚。戀愛也是一種人際關係，而且是特別親密的關係，還是當面交待比較好。
(當然，凡事總有例外，如果你認識的那個是變態佬或虐待狂之類就另作別論，總之一切以安全為上，毋須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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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我就可以不用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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