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國產生不了科學﹖—朱曉農教授]
到場遲了幾分鐘，已經開講。看朱教授的速度，應該錯過了頭幾張簡報。
可是，對這個問題有興趣的人，自會知道這其實即是「李約瑟難題」。朱教授把這個難題拆成「弱命題」和「強命題」。(這兩段我錯過了，要抄網上文摘，顯然同樣的話他在網上早說過一次了。)
弱命題就是李約瑟難題的本尊﹕中國古代科技發明都比其他國家先進，為何近代科學革命發生在歐洲而非中國﹖
強命題就是朱教授自己的說法﹕為什麼中國產生不了科學﹖
他認為，對弱命題的回答很簡單﹕只是時間問題。如果只是一時落後，那麼總有一天可以發展出科學來吧﹖
強命題反而才是要害，他認為，如果一切不變、語法結構也不變，中國永遠都不會發展出科學來。
歷年來提出的解釋理由甚多，例如﹕
1. 封建社會(只是中國有麼﹖)
2. 科舉制度扼殺創造(做官和做研究怎麼混在一起了﹖)
3. 小農經濟、重農抑商﹖
4. 中國人太入世、太實際、不重抽象﹖只關心人世而非自然﹖(思考抽象問題的人在任何社會都是一小撮，而且中國古人玄思亦不少)
5. 中國人認為技術不重要只是「奇技淫巧」﹖只講究天人合一﹖(但老佛爺也愛機械鐘﹗)
6. 因為中國無宗教﹖(宗教本身就是非理性的。而且中國只是無形式上的宗教，那不是更理性、更有利發展科學嗎﹖)
(方按﹕這點我倒不大同意，無形式宗教不代表就會理性。形式宗教因為有組織，往往更要求理性建構—例如西方的神學。無形式的宗教反而更加大眾式、非理性。)
7. 因為歐洲是個大平原，容易有共性觀念，中國地理差異大則傾向具體情況變通處理﹖
(方按﹕這聽起來更怪。歐洲地方小卻長年不能統一，學者歸咎於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地理分割。中國雖然各地差異大，但地理上的大障礙反而少，所以較易統一。)
……種種的「X因素決定論」，還可以無限列舉下去……
身為語言學家，朱教授認為「語言結構」才是要害。因為語言結構對邏輯的產生有決定性作用，對科學亦然。
科學研究主要就是兩部分，首先要隨機探索假說，然後就以邏輯論證評估假說。
隨機探索的那部分，誰都會，就是瞎猜﹗
可是論證的部分，就需要演繹推理組織命題(建構理論)，然後以受控實驗檢驗之。
背後牽涉到「本體論」、「一元論」的概念。
在2004年清華大學「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科技發展的影響」論壇中，楊振寧也曾經指「中國沒有演繹法」。這個講法隨即遭一批漢學家反駁，他們說古籍早有記載「文王演繹八卦」。
朱教授認為這樣的反駁很無謂，因為彼「演繹」非此「演繹」。他舉例說中國大陸的人口普查也發現有三個人叫「陳水扁」，那麼當有人說「(台灣的)陳水扁被關在大牢」時，你說「我昨天才在福建見過陳水扁」又有何意思﹖
簡單點說，推理需要概念名目的同一性(同一律)。
呂叔湘曾討論過「漢語是否有詞類﹖」(關於語言單位的同一性，1961)
詞類是詞語的組合或聚合。情況就像元朝將人民分為四等，和印度種姓略分四種，都是階級分層，但不是同樣的東西。不應混淆。
有些人質疑演釋法的必要。例如質疑演繹法推不出新東西、亦無法保證結論正確。
的確演繹法是 rubbish in, rubbish out，但演繹法保證了推理過程正確。
愛因斯坦說過這樣的話﹕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science has been based on two great achievements, the invention of the formal logical system (Euclidean geometry) by the Greek philosophers,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possibility of finding out causal relationships by systematic experiment (at the Renaissance). In my opinion one need not be astonished that the Chinese sages did not make these steps. The astonishing thing is that these discoveries were made at all.”
歐式幾何和實驗方法是科學方法論的兩大必要條件，但是中國並沒有發現這兩者。這一段曾引來爭拗，究竟最後一句「The astonishing thing is that these discoveries were made at all」是指中國有還是沒有發現這兩者﹖有些人認為「國際友人」是不會說中國聖人的壞話，朱教授認為這是把英文當成古漢語來解。這句說話是「發現了就奇了」的意思，而事實上中國也的確沒發現這兩者。
回到楊振寧，朱教授認為「中國沒有演繹法」沒說錯，但只是把問題推後了一重﹕為何中國沒有產生演繹法﹖
墨子(還是孟子﹖我聽不清楚)、公孫龍等先秦名家，都不是用演繹法的。孟子都是用氣勢壓倒對手、論理倒不一定正確。連墨子也是辯論時罵人的。
朱教授認為有幾個概念要分清楚。
首先，「理性思維」不等於「理智思維」。
理性思維是靠演繹邏輯、以是非為標準、以直相(truth)為目標。
理智思維不需靠演繹邏輯、以利害為標準、以掌握真理(truth的另一譯法)或其他道德口號為目標。
那麼truth究竟是真相還是真理﹖
其二，「理性思維」亦不同於「形象思維」。
理性思維是要按部就班的數學邏輯訓練，適用於科學。
形象思維是悟、是禪、是腦筋急轉彎。適用於技術嫁接。
教授舉了個數學「極限」的例子開玩笑。
lim(x→8) 1/(x-8) = ∞
(給沒讀過附加數看倌的註﹕在 1/(x-8) 這個函數中，如果 x=8 的話那是計不到的，數學上叫無定義。但可以想像的是，如果 x 越接近 8，則分母越接近 0，除後的商則會越大。如果分母是無窮小，則商為無窮大。lim (x→8) 即是說，當 x 無窮趨近 8，則分母趨向無窮小，商則趨向無窮大。)
那麼 lim(x→5) 1/(x-5) =?
從數學而言，答案顯然是 5。因為只會 x 趨近 5，才能令分母變成無限小、商變無限大。
如果從形象思維去看，例題的 8 變成橫躺的8，那麼5應該也會變成橫躺的5吧﹖問題只是應該向左還是向右躺﹖XDD
理性思維和形象思維的不同，甚至可能產生了不同形式的藝術。例如西方油畫總是有一個消失點，中國的山水畫卻沒有，像《清明上河圖》就是長軸的活動視野，走到哪看到哪。
形象思維各族都有，那是天生的，但中國人的形象思維嚴重超標。朱教授認為是因為中文同音字詞特別多，於是每天說話都等於在做聯想訓練。這種同音聯想他稱之為「孳乳繁衍」。
他舉了不少例子。
例如「海歸」諧「海龜」音，隨之產生了一大堆「海X海Y」系列。
又有個朋友買了新車，車牌「1674」，被人嘲笑是「一路去死」。他想了整晚，終於想到「其實是好事」，因為do-re-mi-fa，所以「1674」即是「一路去發」。(方按﹕聯想成這樣也實在太扯了)
而且這不只是個人層面，而是整個民族都是這樣，例如北京奧運開幕禮就要選定2008年8月8日晚上8時8分的「發發發」時間(方按﹕市儈這點先不理了)。
他說，如果有人選了7月4日7時4 分會如何﹖不好聽不特止，而且會被人罵是漢奸賣國賊呢﹗因為那是「敵人」生日。問中老年人就會知道，大陸在四十年前，殺貓是現行反革命呢。(因為國語「貓」與「毛」同音不同調。正如明朝曾經禁殺豬。)
上海人也有禁忌，探病不能送蘋果，因為上海話「蘋果」與「病故」同音。
這種同音宜忌聯想，在廣東福建更多，因為粵語閩語較易古文，多單字詞，更易撞同音字。
民風民俗反映了語言的影響。因為人就算不吃飯不活動，也會思考，思考就要用語言。當說話時習慣了聯想，就很難不聯想了。
是以秦人邏輯，就是旁推律、內推律、外推律。都是推及。
朱教授提及《孟子—盡心下》的一個例子﹕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
孟子曰：「膾炙哉！」
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
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曾子的父親喜歡吃羊棗(一種很便宜的酸果子)，於是曾子不跟他爭，轉而吃膾炙(烤肉)。公孫丑質疑，既然孟子也覺得烤肉好吃，那麼曾子吃貴的烤肉，而把便宜的羊棗留給父親吃，豈不是對父親不好﹖
孟子認為烤肉大家都喜歡吃，羊棗卻是父親獨愛，所以應該讓給父親，大家都愛吃的東西可以一起吃。原因卻不是直接答他，而是用比喻。中國人打招呼(尤其北方人﹖)多稱姓(小陳、老王)而不稱名(諱名不諱姓)，原因是很多人都同姓(姓所同也)、名字卻人人不同(名所獨也)，所以「忌獨不忌同」。曾子不碰父親獨愛的羊棗，只吃大家都愛的烤肉，道理相同。
朱教授指，這個邏輯東西相同。中國人多同姓少同名，而只稱呼姓氏。西方人情況相反，姓氏多獨特、名字多重複(都是那一堆聖經中的名字)，卻只稱名不稱姓。結果都是專門用多人重複的部分作稱呼，而少重複獨特的卻不用。大家都是稱「同」而不稱「獨」。
(方按﹕這個邏輯其實有點怪，因為稱呼多人「同」的部分，豈不是更易混淆﹖不是用獨特的標籤才分得清楚麼﹖不過現實中大家的確是這樣叫。)
孟子就用這個比喻「旁推」曾子的行為。而同一事物對不同的人，可以有無數的旁推選擇，於是很容易變成任意推論。
朱教授另外舉陸機《演連珠》的類比，那些類比當比喻理解容易，沈劍英以邏輯去解反而更難明。
聯想這回事，誰都會。例如澳洲總理吉拉德在任時，因為其耳珠較大，就曾有報章把 Labour Party (工黨) 戲稱為 Lobe Party (耳珠黨)。
不過其他語言的同音詞不及中文多，聯想也沒那麼多。
(日文的同音詞也很多，會否跟其技術發展的優勢有關﹖)
理性思維，需要由語言去組織、進行、和表達。維根斯坦曾於1958年說﹕
“The limits of my words are the limits of my world.”
語言的局限也就是思考的局限。演繹邏輯就是自然語言組織的極致形式，到了自然語言也不夠用的時候，才發展出數學這種人造語言。所以科學前沿都是使用數學語言，令常人難以理解。
而在科學發展中，非黑即白的演繹邏輯，未必符合所有情況的需要，所以又發展出連續分佈的數理統計。
演繹法確保了推論有序，不能跳躍。
大約在兩千三四百年前(與墨子孟子同期)，古希臘和古印度分別發展出演繹邏輯。古希臘的是亞里士多德，古印度則為因明學(Nyayapraves)，由僧人對佛理辯論結果而來。兩者都是演繹法，只是三段論的次序不同，因明學是先提結論，然後才是小前提和大前提，與亞里士多德的次序相反。而且因明要例證。因明原有五分(宗、因、喻、合、結)，在陳那時代簡化為三分﹕宗、因、喻。胡適有言，希臘三段論只是印度五分法之末三分。
唐僧西遊，在印度辯經無人能敵，說得上是邏輯大師，回大唐後創法相宗。這一宗最符合因明之理，可惜一傳而亡。據聞當時很多僧人來聽玄奘講法，但都被認為「聽不明白」而被趕走，只留下大弟子窺基。窺基雖然繼承衣缽，但法相宗一傳而亡。一直到徐光啟時才重受注視(這一段聽不清楚，可能抄錯)。
反之，最反邏輯(講頓悟不著文字)的禪宗卻無腳走天下。皆因禪宗符合國人心理也。
希臘語、印度的梵語，都屬印歐語系，文法結構基本相近。如維根斯坦所言，最早的邏輯問題其實就是語言問題，都是由於語言的模糊歧義而來。西方因而產生了修辭學、語法學、邏輯學(方按﹕即七藝中的前三藝)。
與之相比，中國古代只有文字學、訓詁學、語音學(方按﹕即小學)。
例如公孫龍的「白馬非馬」，其實只是語法問題，甚至與邏輯無涉，但在中國一直沒分化出來。
朱教授認為，「白馬非馬」當中的「白馬」、「非」和「馬」各自可能的意思﹕
白馬﹕1. The white horse? / 2. A white horse? / 3. White horses?
非﹕1. 不是? / 2. 不等於? / 3. 不屬於? / 4. 不包含於?
馬﹕1. The horse? / 2. A horse? / 3. Horses?
如是者，邏輯上「白馬非馬」可以堆砌出36種可能的意思﹗(3 x 4 x 3)
再舉一個推論的例子。
亞里士多德的三段論是大家都最熟悉的﹕
1. 凡人皆有死 (大前提)
2. 蘇格拉底是人 (小前提)
3. 蘇格拉底會死 (結論) (因為「凡人」已包括了蘇格拉底)
因明學的三段論剛好反過來﹕
1. 蘇格拉底會死 (定)
2. 是人故也 (因)
3. 凡人皆有死，譬如孔子 (喻)
亞里士多德和因明學的三段論，實質上是相同的。只是因明學的說法因為反過來，所以不利科學發展。
秦人邏輯又如何﹖
1. 凡人皆有死
2. 聖人，人也
(可是，誰不知道聖人會死﹖於是話鋒一轉……)
3. 然則聖人不朽
這種論述很精巧、不沉悶(聖人會死等於「阿媽係女人」)，但喪失了「同一性」(因為句子中「死」和「不朽」的含義已經不同)。
「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這類文學修辭是小聰明，但(濫用了就)不利於大智慧。大智慧總是由沉悶的推理而來。(方按﹕禪宗應該會反對的)
特定的語言結構，產生了特定的語言歧義。
而解決這些特定的語言歧義，又產生了特定的語言分析技術。
特定的語言分析技術，則產生了特定的推理方式。
特定的推理方式，規定了今後特定的邏輯形式。
我們看得清「白馬非馬」的問題，是因為我們現在認識了外語的邏輯。
古人身在山中，於是吵一生都辯不清。
特定的邏輯形式，則限制了特定的探究外在世界的思維方式。
科學的產生並非偶然，怎樣的推理就導致了怎樣的科學。
中國的「科學」就是建基於同構推理上。朱教授舉例說，他有個學中醫的同學，稱蚯蚓有助通血管，因為牠們可以鑽通泥土……(中醫的確認為蚯蚓可通經活絡、活血化瘀)
朱教授認為，李約瑟難題實際上並不是有意義的問題。
因為我們可以無限延伸，去問為何蒙古沒發展出現代科學﹖為何伊拉克沒發展出現代科學﹖為何非洲沒發展出現代科學﹖為何南島民族沒發展出現代科學﹖為何澳洲土著沒發展出現代科學﹖為何美洲原住民沒發展出現代科學﹖……
(方按﹕李約瑟難題其實有個前提，就是中國古代科學發現或科技發明較其他民族先進。)
這樣問下去是沒解的，應該問的是為何希臘/印度產生了科學和邏輯概念。
產生邏輯概念的必要條件，是語法上的「句子」應與邏輯上的「命題」同構。
例如印歐語系的 Subject - Predicate - Object (主謂賓)結構，在語法上分別叫主語、謂語、賓語，邏輯上則為主詞、謂詞、賓詞。德語的 Satz 更特別，同時指「句子」和「命題」。
句子是語法上充份定義的單位，一句就是一句，每句只有一個主詞。
可是中文就不是這樣，朱教授展示《水滸》第一段(方按﹕不熟文學，找不回他提的那段)，主語不斷游移，難以標點分句。朱教授說笑道自己小時候作文，就常被老師批評「一逗到底」。
反之，一篇英文文章，卻很容易加上標點。
朱教授認為，中國沒有發展出科學，就是因為古漢語、古白話的結構都產生不了邏輯學。
現在科學進步了，是因為學習能力強。雖然口語還是接近原有中文，但書面結構已趨近歐洲語言(展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為例)。這種書面語，即所謂「歐化句子」。
(方按﹕香港愛護中國文化的人往往認為歐化語言污染中文，他卻認為歐化了才學得好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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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教授提出他的「餘論、聯想」。他認為語法不只跟科學相關，尚與法律、法治相關，因為兩者都涉及有沒有、用不用演繹法。他以辛普森案為例，儘管大家都認為是他殺人，只是現場一隻染血手套與辛普森雙手尺寸不同，這個「大前提」受到質疑，有罪的「結論」就不存在。這種推理對於只看「結果正義」的國人來說是不可置信的。
他認為，語言是最常用的行為。如果語言也嚴格受控制，那麼社會中人的行為也容易受控制，於是就有法治。那麼意合語言的社會是否較多人治﹖
他嘗試做一個社會學統計驗證，假設是「(某社會所用)語法規則的嚴密程度，與其(該社會)法治程度呈正相關」。向大學裡的留學生派問卷，(好像派了二百份)總共收回68份，多數人是歐美留學生、兩位為亞洲學生(越南和蒙古)、沒有非洲的。
結果歐美留學生都說他們的語言更嚴密、法治亦更佳﹔而亞洲的剛好相反，兩位學生都認為他們的語言比中文更不嚴密、法治亦更差。
(方按﹕當然這樣簡陋的問卷不可能得出嚴謹的結論，只算是一個初步嘗試。)
朱教授作了一段有趣的文字，以他的理論比較法治之「本」。
前法治時代﹕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論語．學而》
法治時代﹕(演繹邏輯)
珠子曰﹕「為言者常行人。其常行也循法，他行而好違規者，鮮矣。不好違規，而好犯法者，未之有也。語言學家務本，本立而法治。語法也者，其法治之本歟﹗」
很多接受西方學術訓練的中國學者(如錢學森、季羨林之類)，談本科，用外文寫論文，很有邏輯、很有道理。
可是談社會、文化問題，用中文寫，就不行、沒邏輯了。
這樣難道是歧視中文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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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時段的筆記。
1. 越南的字喃，意即南方之字，在南字旁邊加口部當口語的這種做法，跟港人造字的方式亦相似。
(朱教授沒說的是，「南字」寫成「字喃」這種倒裝，其實亦是華南到越南一帶古越語的語順遺跡。)
2. 中國古代有科技，但有沒有科學﹖
朱教授舉例說，中國歷史上指南針獨立發明了37次，最後一次是南宋，到《天工開物》才正式固定下來。可見中國人根本沒有理論記錄，往往亂撞「撞」了出來，後來失傳了，隔幾百年又有另一人再「撞」出來。
例如中國人在兩千幾年來，記錄了哈雷彗星三十幾次回歸。可是每見一次記載一次，一直都沒人想過它們其實是同一個東西。中國人的觀察很好，但沒有理論。要不然這顆彗星就不會以哈雷命名了。
3. 歐化文字就等於有法治了麼﹖
朱教授反指，你看中國書面上的法治，是很好的﹗(眾笑)
可是口語呢﹖我們的口語還是比較接近老樣子，而我們真實思考用的是口語。
(方按﹕一種很機智式的解答。難道古人就不一樣﹖他們不也是文字華麗掩蓋真實﹖)
4. 李約瑟難題其實分兩部分。
朱教授認為，「為什麼中國沒發展出科學」是一個歷史問題，但可以是非理性的問題，對他來說沒有探討意義。
「為什麼中國曾經領先」，這也是歷史問題。但我們觀察歐陸的科學革命和英國的工業革命，背後都是邏輯規則在支持著。
(P.S. 有朋友閱後倒提出個好問題﹕既然說梵語結構嚴謹又發展出邏輯學，那麼為何科學革命又不在印度發生﹖當然教授可以說語言是前提但還有其他因素，不過把印度和歐洲再作比較可能更有意思。)
，另外還有幾個位(例如 都是因為 / ほしいよ hoshii yo)也是很像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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