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根據博物館通訊(郵寄例遲)寫預告，然後才發現你們宣佈有新節目再追加。今次我根據博物館網頁的資料寫節目預告，然後發現遲來的通訊有些節目是網頁沒寫的。是不是開玩笑﹖還是你們根本不想我幫你們宣傳吧﹖
「根據剛剛收到的消息」，以下節目是之前的節目表沒有的，現在已加回網上博物館節目日曆中。
文化博物館﹕
10/1-31/3很久不見了，維多利亞 (展覽)
22/2 李小龍的成功哲學 (講座)
29/3 李小龍雕像的創作過程 (講座)
歷史博物館﹕
14/2 香港情懷 (音樂會)
30/4 第八屆歷史照片研究比賽(截止報名)
暫時只收到這兩本通訊，希望其他博物館不會再給我「驚喜」(實質是驚而不喜)了。
約朋友去看科學館的恐龍展，選了元旦，幾乎釀成災難。
(是的，在下元旦沒有去遊行。因為聽見左右膠將互搏，我去遊行是為了反政府的，不是為了看他們泥漿摔角。)
因為假期已經多小朋友，再加上星期三免費吸引更多人(雖然恐龍展仍然收費但也減免了原本常設展廳的票價)。於是門前排了一條等待入場的長龍。
見常設展館無需排隊，朋友也有興趣看看，就先進去看常設展。到了大約下午五時再出來，發現隊伍(竟然)已經消失，才購票入場。
去看恐龍，當然要帶龍龍去啦。
(龍﹕我冇佢咁惡架﹗)
(這一幕只會令在下想起多年前大陸動物園那些玩弄小動物的節目—我見過有人趕小豬走上高台抖震著跳下水，圍觀群眾包括香港遊客還很快樂地拍照留念—就是因為那件事令我沒興趣寫那次的廣州遊記。……雖然這只是自動模型，吾不欲觀之矣。)
(龍﹕呢隻同我一樣有兩隻角)
(龍﹕你個樣似騮多過似龍喎…)
小朋友破壞能力再次呈現﹕
(連大陸版塊都拗斷了)
(跟朋友提及，2009年就提及過小朋友死力敲打石頭，可以令花崗岩都打出石屑來。
結果到2012年的另一展覽，科學館學精了唯有用膠盒把石頭圍起來。)
一個互動遊戲，小朋友把不同的恐龍模型放在「池」邊的洞裡，偵測了就會在「池」裡投映出相應的恐龍﹕
(見到裡面好像有一塊塊的東西嗎﹖)
我原來以為「池」中有說明牌，俯身看才發現……原來是有人把幾本場刊跌了進去……
館外除了有兩隻大恐龍外，另一邊還有投射器，傍晚在科學館外牆上上映生物演化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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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心小發現﹕斜體應慎用
當我看第一行的時候，思疑真的有種小盜龍叫「Microraptor Alive」﹖種名沒理由用英文而非拉丁文，而且中文也沒理由譯成「翻生小盜龍」那麼搞笑呀。因為但凡生物種名，都是斜體書寫。
不過看第三行就很肯定了，第三行的寫法才是正確，「alive」沒有轉斜體。意義即是令Microraptor(小盜龍)變得alive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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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場內很多不同的恐龍名稱看來，還有另一個令人疑惑之處。
傳統的恐龍名稱，通常都是「-saurus」作尾，即是拉丁文的「蜥蝪」(西人認為牠們像蜥蝪)。當然除了「-saurus」還有很多其他的字尾，例如上面盜龍的「-raptor」。
可是，到了其中一塊展板，我們就開始疑惑了。
因為我們見到的是「寐龍」，英文名竟然就是「Mei Long」。
按慣例，所有生物種名都必須是拉丁名，就算原本不是拉丁文也要拉丁化(例如「李氏」的姓「Li」也會寫成「Lii」)，維基百科的國際動物命名法規條目解釋得很清楚。
拉丁文是科學(尤其生物命名)的共通語言，沒理由純用漢語拼音的，要不然外國人怎會知道這是生物種名﹖
這難道是剛剛發現還未來得及改拉丁種名的新種﹖但我們繼續看到有很多「-long」字尾的名稱……
迷你豫龍 (Yulong mini)、曰倫敘五龍(Xuwulong yueluni)、金城洮河龍(Taohelong jinchengensis)、白魔雄關龍(Xiongguanlong baimoensis)
它們的種小名都拉丁化了，但屬名卻只是「-long」字尾。
是否中國發現的恐龍全都「-long」字尾﹖倒也不是，例如﹕
澄江渝州上龍(Yuzhoupliosaurus chengjiangensis)、似大地懶肅州龍(Suzhousaurus megatherioides)、短棘南雄龍(Nanshiungosaurus brevispinus)
牠們有甚麼分別呢﹖回來一查似乎看不出「-long」是集中在哪一類恐龍當中，唯一看到的是，以「-long」命名的恐龍，都是在千禧年後才命名的。而之前發現的恐龍，仍是以拉丁文為字尾。
簡單點說，在下認為這是「中國崛起」、「以我為主」後的作為。這樣其實不尊重傳統的命名規則，破壞了命名系統的一致性。
當然可能還有其他原因，對這方面有研究的看倌，歡迎指正。
(補﹕朋友提醒，澳洲在1980年命名的椎旁敏迷龍 Minmi paravertebra 已經沒拉丁化，蒙古的美足龍 Kol ghuva 也是一樣。所以這種做壞規矩倒不是由中國人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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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場加映﹕
1. (龍﹕仔仔話香蕉都有輻射，叫馬騮唔好食喎……)
2. 能量穿梭機似乎沒有維修，有些本來應該活動發聲的位置沒有動、應該亮燈的地方也沒有亮……
3. 食物和家庭電器的部分顯然也沒有更新，除了食物樣品看來很舊之外，很多新型電器(如LED燈)都沒有加入。
二零一四年第一號《聯合報》已出版﹕HTML版
新聞版﹕
1. 方潤圖書館統計核算
2. 對外社評—科學普及的必要
副刊版﹕
1. 棋藝天地—小小世界(Small World)
知識版﹕
1. 節目預告
2. 雋語錄
3. 健康知—傳染病與疫苗
網上博物館節目日曆亦已全部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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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季wishlist﹕
展覽﹕
科學館—巨龍傳奇 (-9/4)
歷史博物館—影藏歲月﹕香港舊照片展 (-21/4)
孫中山紀念館—紙上風雲﹕辛亥革命在廣東 (-14/5)
海防博物館—香港軍事服務團歷史展覽 (-11/6)
講座﹕
歷史博物館—香港史前龍與鳳﹕稻作文化與王朝體制形成 (4/1)
海防博物館—香港軍事服務團的歷史 (18/1)
文物探知館—跑馬地墳場研究：看開埠初期少數族裔歷史 (22/2)
歷史博物館—早期中國海外華人(二)﹕十九世紀舊金山華商 (8/3)
歷史博物館—現代社會中的「童年」想像與建構 (9/3)
歷史博物館—跨文化交際中的非言語溝通 (16/3)
歷史博物館—道教內丹學的科學與神秘 (23/3)
太空館電影﹕活力地球—氣象解碼(-30/4)、我們都是外星人3D(-30/6)
[香港情緒病治療的發展史]
講座的內容大概就是有兩位青山醫院精神健康學院的醫生介紹抑鬱症和焦慮症這兩種情緒病，和一位資深護士長介紹青山醫院的歷史。
(是以竊以為乾脆叫「青山簡史 / A brief history of castle peak hospital」更剎食 
)
原講座安排是抑鬱症>青山簡史>焦慮症，不過我想對看倌來說青山簡史比較有趣，所以把青山簡史放在前半，中間放展覽圖片，後面才放兩種情緒病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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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精神病的早期醫療服務非常有限。
外籍人士通常收入國家醫院，等待遣送回本國治療。
雖然有稱華人會收入東華醫院，但其實東華並不收精神病人，只是把他們轉介到廣州芳村的惠愛醫院(直到1926年為止)。
根據東華董事局會議的紀錄﹕
1873﹕表明瘋疾者不收、亦不贈方藥。
1911﹕撥8元給病瘋女蒙四金置衣往東莞瘋院。
1919﹕轉送往廣州城西方便醫院(附留院規則)
當然精神病人會先送王家醫院，然後送到省城警察廳，再轉送芳村。普通病人會以公費治療，有錢人則可自資治療。
1924-1928﹕由於病人滯留，東華向香港政府要求船運費，直至病人出院為止。
1925﹕表明沒有癲房，亦不收癲狂病人。
1926﹕廣州政府欠撥款，芳村醫院停止接受病人，東華亦不再轉送病人。
芳村醫院是由傳教士 John G Kerr 於1898年創辦﹕
(展覽中的 Kerr 氏像)
惠愛醫院是中國第一間精神病院，雖然是百多年前，但 Kerr 的想法非常超前。他為醫院定下這些原則﹕
—不應怪罪病人
—這是醫院而非監獄
—病人是人而非動物 (換言之不應當成畜牲對待)
—對病人應勸導而非強迫
—對病人給予自由而非約束
—給予充分的戶外健康生活、暖浴和仁愛
—盡量對病人提供有意義和報酬的工作
1884年政府於般咸道戴麟趾康復中心現址建立了歐籍癲房，1891年再於東邊街美沙酮診所現址建立華人癲房﹕
(展板地圖，左側為歐籍癲房，右側為華人癲房)
1906年合併為域多利精神病院。
可是域多利精神病院後來就爆滿了，所以才有興趣青山醫院的計劃。
政府於1948年聘請了首任有專科資格的精神病院院長葉寶明(他也是日後青山醫院首任院長)。
1949年聘請首位精神科男護士波特(R.E. Porter)為護士長，同時招聘了十八位專科男護士來港擔任護士長，被稱為「十八羅漢」。
1955年首位精神科女護士葛萊嫻(K.C. Gallagher)為護士長。(原先在講座抄的是1957，但展板上的是1955)
1959年首位精神科護士教師夏應士(William Har)創立了精神科護士學校。
青山醫院於1955年列憲興建、1957年有12名病人遷入，1958年的新聞報導指明年底完成，1961年由港督柏立基開幕、醫務衛生署總督麥敬時致詞。1961年7月22日的英國醫學雜誌(BMJ)也有報導。
青山醫院有幾個特色﹕
—交通不便 (當時附近除了農村就只有同期興建的青松觀)
—孤立於大眾社群
—自成一個獨立社區
—專業設計
這是1995-1996年重建後的青山醫院模型﹕
這是醫院紀念特刊裡，以牛油紙印刷的舊青山醫院地圖，覆蓋在新醫院地圖上的對照﹕
在這幅舊醫院地圖中，正門的位置沒有改變，正門進來中間的那幾幢，由上而下是服務大樓和行政大樓。
中軸線左側的是男病房，編號由1至8，最左邊的T型樓是後來加建的11/12病房。11/12病房上方的是精神科護理學校和殮房，左方的是足球場。
中軸線右側的是女病房，編號由A至H，最右邊的T型樓是後來加建的K/L病房。
那麼9、10、I、J病房在哪裡﹖就在右上角，那邊是法醫精神科病房，專收犯了法的病人，左側是男病房(9/10)、右側是女病房(I/J)。男病房還特別加建了圍牆。
正門馬路(青松觀路)對面的分別是幾幢員工宿舍，和青松觀。地圖右下側為現時屯門醫院的位置。
護士長特別說明，這些病房是「雙層別墅式建築物」，這是當時報章上的形容。
全院的佈局，連正門那個迴旋處，都是直接襲自英國醫院的設計。
青山醫院的設計很專業，在六十年代算得上相當先進，以下列出一些設計特色﹕
—收藏電線、有鎖插座(避免病人誤觸)
—沒有旋鈕，以特別匙開啟的水龍頭
—易操作門匙 (全部鎖匙尺寸都較大，而且匙孔四周都是向內凹陷的。而且護士手持的pass key是一條匙可以開啟所有病房，方便在緊急匆忙之間時候護士可很易插進和打開，不用再花時間找鎖匙和找匙孔。)
(展品，上為 pass key，下為 master key。護士長沒提及的是，pass key只限開所有男或女病房的門，另有一種能開啟所有男女病房的 master key。)
—易觀察的睡房
—大騎樓、廣闊花園
—兩門設計(一進一出，發生意外時也不會因為開錯方向而開不到)
—窗戶分成一小扇一小扇打開 (病人無法跳窗)
—廚房有輸送食物的升降裝置
—熱水供應
—病人有個人貯物櫃
—每天換衣服
最後三項現在看起來是理所當然，但在當時已屬難得。
當時的病房分類包括﹕
—初步療養院 (入院和急症用)
—醫療院 (sick ward，即是當病人患有其他疾病時用的病房)
—自費療養院 (即私家病房)
—長期療養院 (慢性精神病人用)
—康復療養院
—頑疾療養院 (refractory / disturbed)
—戒毒院 (1961年最長留六個月，1964年起留一個月後轉送石鼓洲，1965年起全部送往石鼓洲，青山醫院取消戒毒服務)
此外還有「心理看護學校」(即精神科護士學校)等附屬機構。
與今日的分科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到精神科有多大改變﹕
—成人精神科
—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
—精神科社康服務
—思覺失調服務
—老人精神科
—法醫精神科
—物質濫用服務
—酗酒服務
—智障精神科
—其他服務(臨床心理、營養師、醫務社工、職業治療、藥劑、物理治療等)
青山醫院的病房和花園都是開放式，外面的路人也可以看到，跟裡面的人打招呼。
而且與一般人對精神病院的想像不同，青山醫院的不單是「門常開」，甚至是「門常常開」，通常只有以下時間會關門﹕
—晚上八時後
—星期六日 (因為假日有較多遊人來青松觀)
—出糧日 (當時還是付現金，出糧日有警衛解款到禮堂發薪)
—需要帶犯人由法醫房出來照X光之類的時候
護士長回憶當時英式的管理風格﹕
—專業職員(如醫護)和一般雜工分別坐廁和蹲廁，分開不同的廁所。
—醫院內設有大草場可踢足球。
—聖誕節聯歡准許飲酒，就算有員工飲醉了也覺得一年一度沒所謂。—職員康樂室(club / pub)，裡面也有一般酒吧的設備、自製桌球檯之類。
—因為地方偏遠，英籍職員一般只跟石崗軍營的軍眷交往。
至於病人生活方面，護士長認為最需要防範的是「院舍化」。因為病人習慣了在院舍內聽從命令，缺乏自我生活，所以已不懂自我管理和調節。
他回憶說病房飯堂的桌子非常堅固，長方形一張坐六人，每邊三人(必要時可在兩端各加一人)。他曾經調動一張桌子，轉了九十度角(即是由打橫變打直)。結果病人來到桌前，因為原有的三人位置(長邊)已變成一人位置(短邊)，他們只會在原地擠在一起不知如何坐下，沒想過可以自己調動位置去坐長邊。
所以讓病人重返社區，自己掌握生活，對康復十分重要。
當年醫院一角還有座「青山亭」，是由戒毒病人興建的。
當時還有職員為亭寫了副對聯﹕
「芳草有情青山不老
名花無恙亭院常存」
(這個網頁說《南海十三郎》中聲稱對聯是十三郎入院時的筆跡。小說家之言可增添戲劇味道，但不宜盡信。)
雖曰亭院常存，可是這座亭在1996年重建時就拆掉了。
護士長順道提及，當時病人都穿「白飯魚」帆布鞋，但所有戒毒者的白飯魚入院時都要先清洗，免得滲有白粉。(癮君子可能把白粉滲在布裡，入院後再用水浸出來用。)
青山醫院的7號病房是院內第一座病房。
因為當時雜工都是來自附近農村，所以他們工餘常於院內栽種植物，而且當時的大花園也經常用來曬床消毒。
病人在病房裡也可以打麻雀、啤牌等消遣。
而且與今日醫院禁煙不同，當然甚至鼓勵病人吸煙，因為醫護人員可以煙仔作報酬吸引他們合作。但護士長回憶說，當年轉行禁煙政策，原本以為病人會反彈，卻出奇地順利。
青山內原設之醫療病房(前面提及的 sick ward)，在1975年瑪嘉烈醫院啟用後轉為把病人送往治療，1990年屯門醫院在隔壁啟用後，轉送病人就更方便了。
病房間中會舉辦派對，也是最受病人歡迎的活動，因為可邀請鄰房的異性病人出席(例如請女病人就要女護士帶隊)，所以病人樂於服從本房護士的安排。
護士亦會帶病人「遊巴士河」外出旅行，初期是去青衣和泰園魚村(現錦繡花園、大生圍一帶)，選這些地點是因為目的地不能太多人，讓病人較有安全感。
當然到今時今日，時代已經進步，而且青山醫院附近亦已發展，現在護士可以帶病人出鬧市飲茶了。
醫院早年亦有「運動會」，由護士出賽、病人打氣。
病房當中有所謂「行街房」(open ward)，給一些獲准自由出入病房的病人住。這些有較多自由的病人，亦會幫其他病人出外購物、或者為探病的病患家人帶路之類，當然有些人會領賞錢的。
而因為有些病人可自由出入，所以醫院也會派護士學生行「拍拖更」，一男一女合作出病房外巡邏觀察病人狀況。由於男生比較「心急」，通常都是由男護打電話向女護約定時間。這種安排據稱撮合了不少佳偶，護士長笑稱說應該可信，因為他自己的老婆也是這樣認識的。 
大家在電視都見過，禁閉失控病人、四周都是白色軟墊的房間，他們叫保護房(protective room)。這種房的門有一個T字形的門眼，給醫護觀察病人狀況。
如非必要，醫護其實都不想把病人關進保護房，因為單獨囚禁畢竟是很難受的。
護士長還分享了自己的兩個經歷。
第一件事就是有病人大鬧病房，突然把病房的玻璃逐塊「篤」爛。
按通常的程序，大家都猜到病人應該會被按住，打針綁起吧﹖可是護士長勸服了當值醫生，決定不綁他、也不打針。因為另有內情。
因為這位病人其實是預定這天出院的。病人可以出院當然很高興，一早就在觀望。可是醫生數目不足，負責醫生又被其他病人的家屬纏著問問題，一直都沒來到這病房簽文件給他出院。病人由朝等到傍晚，到護士長告知他醫生今天沒時間來替他辦出院手續的時候，他就情緒失控了。
情緒失控固然不當，但等了整天的失望怨憤可想而知。所以護士長勸服了當值醫生不要打針綁人，說這位病人不會傷害其他人，由他去開解病人就算了。
第二件事就是轉送病人。由青山醫院轉送病人到市區，需時甚久。某一次轉送病人花的時間特別長，負責護送的護士長和同事都沒飯吃了。眾人言談之間，自然有點不滿。
豈料送完病人，同車的病人家屬突然向護士長手上暗暗遞上賞錢。當時廉署才剛成立，醫護人員收錢仍然普遍，家屬聽了護士們的冷語，以為他們表達不滿是想討錢。護士長自稱沒有收這筆錢，並向家屬說明非對病人有不滿。這件事令護士長暗自慚愧，認為當時發嚕囌時並沒有顧及病人和家屬的感受。
在青山醫院開幕後，香港的精神科服務繼續發展。
1972年懲教署的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啟用(和小欖醫院兩回事)，專門收容犯法的精神病人。
(展板上的小欖中心圖片)
1977年，青山醫院附近的大興邨入伙，鄰近的第一條大型屋邨，屯門開始城市化。
1981年，葵涌醫院啟用，成為第二間精神病專科醫院。
1982年，發生震驚全港的元州街邨安安幼稚園斬人案(一個精神病人斬死家人後衝落幼稚園斬師生)，同年葵涌醫院開始提供社康服務。
一樓大堂的展覽，則展示了若干實物，有些在講座中未提及。
二千年後引入的磁力鎖束帶，要用磁力匙才可以解鎖﹕
大家常在電影中見到的束縛衣﹕
展品說明列出了簡介﹕
約束是使用安全背心/約束帶來限制病者的活動，其原因包括﹕
1. 防止病者干擾維生儀器、治療過程和促進病者康復的醫療程序
2. 防止病者自我傷害或傷害他人
3. 防止病者對其他病者或在病房內這成不可容忍的滋擾
4. 防止病者跌傷
約束的原則﹕
1. 約束是一個醫生處方的程序
2. 約束是處理失控病者的最後對策
3. 使用約束必須要符合醫院的規條和政策
4. 約束病者的時間以最短為佳，避免對病者使用過長時間的約束
5. 要小心使用安全背心/約束帶，避免病者意外受傷
約束衣/安全背心﹕
約束衣/安全背心是供老人精神病者、認知障礙症病者及智力障礙精神病者使用，當中更有不同設計的約束衣/安全背心，供喜歡咬手指或有暴力傾向的病者使用。
一個以策劃如何使用禁制與約束的程序均有特定和詳盡的護理指引。若果其他如「勸降」或「勸止」等方法無效，為了保護病者和其他人免受威脅，便需要使用合適程度之禁制或約束。
腦震盪治療機(Electroconvulsive Treatment (ECT) Machine: Ectonus Mark 4, 1969-1982)
(展品說明﹕這型號的腦電震盪治療機產生 chopped sine-wave 電流，其強度足以誘發大部分病者產生治療性的抽搐。但相對而言，病者亦會有較強的短暫性認知失調副作用。因此，這款機在一九八二年後被較理想的短脈衝型號取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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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病的歷史相對簡單。(反正我來博物館不是為了聽症狀，所以不抄，有興趣的看倌自己上網找也找得著一大堆資料。)
對於精神病，大眾最常見的概念，就是笛卡兒那套身心二元論—物質和思考(靈魂)的身心分裂。
(醫生的說法是指這一套想法到了法國大革命時，人們見到斷頭台下的頭不會思考，自然就知道不正確。不過我想斬頭這回事自古以有，就是笛卡兒也不會沒想過這一點，他的理論雖然不對，但也不是靠這個來判斷。而且好像真的有人做實驗，事先跟死囚約定，請他們在斷頭後做個小動作—例如眨單眼。結果好像發現斷頭後的瞬間，人腦還是有活動的，只是很快就會缺血缺氧而死。)
這一套想法自然是錯的。在現代醫學的角度看，身心總是互相影響著。所謂的心理或精神活動，其實就是大腦的活動。
醫生乘此說出精神病的三大要點﹕
1. 精神病是腦部的病變。
2. 精神病涉及思想內容 / 認知活動 / 感官 / 情緒行為 / 生理變化等的問題。
3. 精神病是可醫治的。
醫生笑言第三點是最重要的，因為如果「沒得醫」還要他來幹甚麼﹖:P
在公元前二千年的美索不達米亞，已經有描述類似抑鬱症的症狀。當然那時候的人認為這是著了魔，所以應付的方式就是驅魔。
到了約二千五百年前(公元前後)的古希臘和古羅馬社會，比較「現代」一點，認為這種病人應該休養，以按摩等「紓緩」的方式來治療。
西方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雖然率先把疾因和超自然力量分割，但他的「四體液說」卻是錯誤的，他認為因為有過多的黑膽汁累積在脾臟(我懷疑應為膽囊)導致抑鬱。以致後來憂鬱的英文Melancholy也是由希臘文的黑膽汁melancholia而來。在他的理論下，抑鬱症以放血、運動和飲食調節醫治。
到了中世紀，當然一切又再退化到「精神病是著魔，會傳染」的狀態。於是人們嘗試對病人以溺水或火燒來「驅魔」。到了文藝復興時代，古希臘的醫學(即四體液說)才重新被發掘出來。
1621年，Robert Burton 著 The anatomy of melancholia，首先以心理和社會原因(如貧困、恐懼、孤獨等)解釋抑鬱。
1917年，佛洛依德則以「潛意識衝突」解釋抑鬱，於是開創了談話治療的方法。
二十世紀初，醫學界開始發現抑鬱症是出於大腦功能紊亂，於是他們嘗試各種現在聽起來很恐怖的療法，例如前額葉切除(這完全是失敗，把病人都變成白癡，發現頻道的Dark matters有提過)和電震盪療法(這個現在還間中有用，前文有儀器圖片)。
藥物治療的開端，是因為抗結核藥 Iproniazid 被意外發現還可以改善抑鬱而起。後來其他各類藥物如 tricyclic、SSRI、SNRI等相繼投入應用，不在話下。
抑鬱症是腦部功能出了問題，令患者無法感受到快樂，於是感到生不如死，於是不能自拔地自殘。醫生舉例就像童話笛子魔童的故事(用笛子魔童四字只能找到龍珠人物……)，把患者從至親身邊帶走了。
抑鬱症有來自先天的遺傳傾向，再加上後天的外來壓力形成。
心理威脅令身體分泌皮質醇，這種激素令身體加強戒備，但過量則會損害腦部。(醫生特別提醒小朋友腦部較脆弱，更易受創。控制情緒的能力較低，更易焦慮傷心。)
如果從小承受傷痛壓力、或者長期的化學傷害(如酒精或吸毒)，腦部就更容易受損了。
負面的情緒促使負面思想，形成了悲觀性格，於是更易受壓和累積壓力。再與上突然而來的逆境，就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條稻草。
現代醫學已知道抑鬱症是基於腦部受損，令血清素傳送受阻。所以藥物治療的方向就是直接加強血清素傳送，和刺激產生BDNF神經生長因子促進神經修復。
所以醫生想特別提醒公眾留意，抗抑鬱藥並不是直接令人快樂的藥。它們只是讓人的腦部運作回復正常，可以正常生活和感受快樂。所以首次病發康復者，仍要吃上一年藥，以鞏固康復、確保回復正常。
當然除了藥物，心理治療也很重要，認知行為治療就是證明最有效的方式。因為抑鬱病人通常都有一面倒的負面看法。認知行為治療讓病人審視思考模式，接觸新嘗試和改變想法。由於殘餘的病徵都很容易引致復發，所以醫治時需徹底清除。(我倒懷疑這不大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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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焦慮症。醫生先舉出古希臘神話中戰神火星的兩個兒子 Phobos (驚恐 panic/fear)和 Deimos (恐懼 terror/dread)，火星的兩粒小衛星就是以此命名。前者是內在的情緒，後者則為後在之威脅。
希克波拉底稱之為hysteria(歇斯底里)，因為他認為這是由於子宮(hystera)在體內亂走造成的。所以他建議的治療是「懷孕」。
然後醫生舉了一堆我不太明白跟焦慮症有甚麼具體關係的希臘古哲﹕
柏拉圖認為，童年的經歷會影響成年後的行為。
亞里士多德認為，人的本能是避免痛苦。
Epicurus﹕Fundemental obstacle to happiness is anxiety。我們無需憂慮死亡。好事通常都是無價的(what is good is easy to get，他指的是青天白雲之類，當年在這年頭也不易求了)。
而中醫則會以花茶來減輕焦慮。
到了近代，達爾文首先提出，情緒是一種演化適應。例如驚恐和準備逃跑就是面對猛獸毒蛇之類的正確反應，可是後來的人類已不是這種原始生活了，於是這些原始的情緒反應不單未能帶來利益反而有害。
1901年 Pavlov (巴甫洛夫)的狗隻研究發現了條件反應(conditioning)。受傷(trauma)和壓力 (stress，例如讓狗隻對訊號無所適從)，都可引致neurosis(神經官能症)的症狀。
1919年，Cannon 首倡驚恐是一種「fight or flight response」(戰或逃反應)，這種反應是由丘腦(thalamus)控制的。
1947年 Mowrer 研究人類行為，認為焦慮症是一種惡性循環，病人是在日常的生活和反應中「學」成焦慮的。
Kraeppelin (1856-1926) 指出﹕panic attacks with fear of dying。他另外指出了有social panic這一類。他對精神病的分類，沿用到現在也沒太大分別。
佛洛依德則以焦慮(anxiety)為內在的危險訊號(fear 則是來自外在的威脅)，焦慮是自我和本我的衝擊來解釋。
佛洛依德分類了四種焦慮﹕
—Id impulse (separation from person who provide love and care)
—separation (fearful anticipation of loss of an important relationship)
—castration (Oedipus)
—superego anxiety (guilt)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大量的士兵因為戰事壓力而導致失常，當時還不當成受傷而只看成是逃避(shell shock)。這其實就是後來確認的 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創傷後壓力失調)。
到1950年代開始有藥物治療，並推出了公認的精神病分類。
Munch 的 Scream (1893) 大家都很熟悉﹕
(wikipedia)
但其實他還畫了另一幅 anxiety (1894)﹕
(wikipedia)
所謂精神失調問題，通常就是三種問題的組合﹕焦慮、情緒、思覺失調。
Yerkes-Dodson Law 提出了著名的壓力曲線，適度的壓力和焦慮是正常的。但持久或嚴重的焦慮就是病態的。高達20%的人可能一生中曾患上一種焦慮症(其中一種即驚恐症 Panic，突發而沒特定原因的恐懼，大概十幾分鐘後會自動消失，所以病人先要學會「只要捱過十幾分鐘就會回復正常」)，而患者中女性和男性比例為2:1。
藥物通常要連續吃二至四星期才有改善，所以不能期望一吃藥就好起來。
而且以鎮靜劑醫焦慮會較易上癮，所以醫生只會在情況嚴重的時候才使用。
[為什麼中國產生不了科學﹖—朱曉農教授]
到場遲了幾分鐘，已經開講。看朱教授的速度，應該錯過了頭幾張簡報。
可是，對這個問題有興趣的人，自會知道這其實即是「李約瑟難題」。朱教授把這個難題拆成「弱命題」和「強命題」。(這兩段我錯過了，要抄網上文摘，顯然同樣的話他在網上早說過一次了。)
弱命題就是李約瑟難題的本尊﹕中國古代科技發明都比其他國家先進，為何近代科學革命發生在歐洲而非中國﹖
強命題就是朱教授自己的說法﹕為什麼中國產生不了科學﹖
他認為，對弱命題的回答很簡單﹕只是時間問題。如果只是一時落後，那麼總有一天可以發展出科學來吧﹖
強命題反而才是要害，他認為，如果一切不變、語法結構也不變，中國永遠都不會發展出科學來。
歷年來提出的解釋理由甚多，例如﹕
1. 封建社會(只是中國有麼﹖)
2. 科舉制度扼殺創造(做官和做研究怎麼混在一起了﹖)
3. 小農經濟、重農抑商﹖
4. 中國人太入世、太實際、不重抽象﹖只關心人世而非自然﹖(思考抽象問題的人在任何社會都是一小撮，而且中國古人玄思亦不少)
5. 中國人認為技術不重要只是「奇技淫巧」﹖只講究天人合一﹖(但老佛爺也愛機械鐘﹗)
6. 因為中國無宗教﹖(宗教本身就是非理性的。而且中國只是無形式上的宗教，那不是更理性、更有利發展科學嗎﹖)
(方按﹕這點我倒不大同意，無形式宗教不代表就會理性。形式宗教因為有組織，往往更要求理性建構—例如西方的神學。無形式的宗教反而更加大眾式、非理性。)
7. 因為歐洲是個大平原，容易有共性觀念，中國地理差異大則傾向具體情況變通處理﹖
(方按﹕這聽起來更怪。歐洲地方小卻長年不能統一，學者歸咎於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地理分割。中國雖然各地差異大，但地理上的大障礙反而少，所以較易統一。)
……種種的「X因素決定論」，還可以無限列舉下去……
身為語言學家，朱教授認為「語言結構」才是要害。因為語言結構對邏輯的產生有決定性作用，對科學亦然。
科學研究主要就是兩部分，首先要隨機探索假說，然後就以邏輯論證評估假說。
隨機探索的那部分，誰都會，就是瞎猜﹗
可是論證的部分，就需要演繹推理組織命題(建構理論)，然後以受控實驗檢驗之。
背後牽涉到「本體論」、「一元論」的概念。
在2004年清華大學「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科技發展的影響」論壇中，楊振寧也曾經指「中國沒有演繹法」。這個講法隨即遭一批漢學家反駁，他們說古籍早有記載「文王演繹八卦」。
朱教授認為這樣的反駁很無謂，因為彼「演繹」非此「演繹」。他舉例說中國大陸的人口普查也發現有三個人叫「陳水扁」，那麼當有人說「(台灣的)陳水扁被關在大牢」時，你說「我昨天才在福建見過陳水扁」又有何意思﹖
簡單點說，推理需要概念名目的同一性(同一律)。
呂叔湘曾討論過「漢語是否有詞類﹖」(關於語言單位的同一性，1961)
詞類是詞語的組合或聚合。情況就像元朝將人民分為四等，和印度種姓略分四種，都是階級分層，但不是同樣的東西。不應混淆。
有些人質疑演釋法的必要。例如質疑演繹法推不出新東西、亦無法保證結論正確。
的確演繹法是 rubbish in, rubbish out，但演繹法保證了推理過程正確。
愛因斯坦說過這樣的話﹕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science has been based on two great achievements, the invention of the formal logical system (Euclidean geometry) by the Greek philosophers,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possibility of finding out causal relationships by systematic experiment (at the Renaissance). In my opinion one need not be astonished that the Chinese sages did not make these steps. The astonishing thing is that these discoveries were made at all.”
歐式幾何和實驗方法是科學方法論的兩大必要條件，但是中國並沒有發現這兩者。這一段曾引來爭拗，究竟最後一句「The astonishing thing is that these discoveries were made at all」是指中國有還是沒有發現這兩者﹖有些人認為「國際友人」是不會說中國聖人的壞話，朱教授認為這是把英文當成古漢語來解。這句說話是「發現了就奇了」的意思，而事實上中國也的確沒發現這兩者。
回到楊振寧，朱教授認為「中國沒有演繹法」沒說錯，但只是把問題推後了一重﹕為何中國沒有產生演繹法﹖
墨子(還是孟子﹖我聽不清楚)、公孫龍等先秦名家，都不是用演繹法的。孟子都是用氣勢壓倒對手、論理倒不一定正確。連墨子也是辯論時罵人的。
朱教授認為有幾個概念要分清楚。
首先，「理性思維」不等於「理智思維」。
理性思維是靠演繹邏輯、以是非為標準、以直相(truth)為目標。
理智思維不需靠演繹邏輯、以利害為標準、以掌握真理(truth的另一譯法)或其他道德口號為目標。
那麼truth究竟是真相還是真理﹖
其二，「理性思維」亦不同於「形象思維」。
理性思維是要按部就班的數學邏輯訓練，適用於科學。
形象思維是悟、是禪、是腦筋急轉彎。適用於技術嫁接。
教授舉了個數學「極限」的例子開玩笑。
lim(x→8) 1/(x-8) = ∞
(給沒讀過附加數看倌的註﹕在 1/(x-8) 這個函數中，如果 x=8 的話那是計不到的，數學上叫無定義。但可以想像的是，如果 x 越接近 8，則分母越接近 0，除後的商則會越大。如果分母是無窮小，則商為無窮大。lim (x→8) 即是說，當 x 無窮趨近 8，則分母趨向無窮小，商則趨向無窮大。)
那麼 lim(x→5) 1/(x-5) =?
從數學而言，答案顯然是 5。因為只會 x 趨近 5，才能令分母變成無限小、商變無限大。
如果從形象思維去看，例題的 8 變成橫躺的8，那麼5應該也會變成橫躺的5吧﹖問題只是應該向左還是向右躺﹖XDD
理性思維和形象思維的不同，甚至可能產生了不同形式的藝術。例如西方油畫總是有一個消失點，中國的山水畫卻沒有，像《清明上河圖》就是長軸的活動視野，走到哪看到哪。
形象思維各族都有，那是天生的，但中國人的形象思維嚴重超標。朱教授認為是因為中文同音字詞特別多，於是每天說話都等於在做聯想訓練。這種同音聯想他稱之為「孳乳繁衍」。
他舉了不少例子。
例如「海歸」諧「海龜」音，隨之產生了一大堆「海X海Y」系列。
又有個朋友買了新車，車牌「1674」，被人嘲笑是「一路去死」。他想了整晚，終於想到「其實是好事」，因為do-re-mi-fa，所以「1674」即是「一路去發」。(方按﹕聯想成這樣也實在太扯了)
而且這不只是個人層面，而是整個民族都是這樣，例如北京奧運開幕禮就要選定2008年8月8日晚上8時8分的「發發發」時間(方按﹕市儈這點先不理了)。
他說，如果有人選了7月4日7時4 分會如何﹖不好聽不特止，而且會被人罵是漢奸賣國賊呢﹗因為那是「敵人」生日。問中老年人就會知道，大陸在四十年前，殺貓是現行反革命呢。(因為國語「貓」與「毛」同音不同調。正如明朝曾經禁殺豬。)
上海人也有禁忌，探病不能送蘋果，因為上海話「蘋果」與「病故」同音。
這種同音宜忌聯想，在廣東福建更多，因為粵語閩語較易古文，多單字詞，更易撞同音字。
民風民俗反映了語言的影響。因為人就算不吃飯不活動，也會思考，思考就要用語言。當說話時習慣了聯想，就很難不聯想了。
是以秦人邏輯，就是旁推律、內推律、外推律。都是推及。
朱教授提及《孟子—盡心下》的一個例子﹕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
孟子曰：「膾炙哉！」
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
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曾子的父親喜歡吃羊棗(一種很便宜的酸果子)，於是曾子不跟他爭，轉而吃膾炙(烤肉)。公孫丑質疑，既然孟子也覺得烤肉好吃，那麼曾子吃貴的烤肉，而把便宜的羊棗留給父親吃，豈不是對父親不好﹖
孟子認為烤肉大家都喜歡吃，羊棗卻是父親獨愛，所以應該讓給父親，大家都愛吃的東西可以一起吃。原因卻不是直接答他，而是用比喻。中國人打招呼(尤其北方人﹖)多稱姓(小陳、老王)而不稱名(諱名不諱姓)，原因是很多人都同姓(姓所同也)、名字卻人人不同(名所獨也)，所以「忌獨不忌同」。曾子不碰父親獨愛的羊棗，只吃大家都愛的烤肉，道理相同。
朱教授指，這個邏輯東西相同。中國人多同姓少同名，而只稱呼姓氏。西方人情況相反，姓氏多獨特、名字多重複(都是那一堆聖經中的名字)，卻只稱名不稱姓。結果都是專門用多人重複的部分作稱呼，而少重複獨特的卻不用。大家都是稱「同」而不稱「獨」。
(方按﹕這個邏輯其實有點怪，因為稱呼多人「同」的部分，豈不是更易混淆﹖不是用獨特的標籤才分得清楚麼﹖不過現實中大家的確是這樣叫。)
孟子就用這個比喻「旁推」曾子的行為。而同一事物對不同的人，可以有無數的旁推選擇，於是很容易變成任意推論。
朱教授另外舉陸機《演連珠》的類比，那些類比當比喻理解容易，沈劍英以邏輯去解反而更難明。
聯想這回事，誰都會。例如澳洲總理吉拉德在任時，因為其耳珠較大，就曾有報章把 Labour Party (工黨) 戲稱為 Lobe Party (耳珠黨)。
不過其他語言的同音詞不及中文多，聯想也沒那麼多。
(日文的同音詞也很多，會否跟其技術發展的優勢有關﹖)
理性思維，需要由語言去組織、進行、和表達。維根斯坦曾於1958年說﹕
“The limits of my words are the limits of my world.”
語言的局限也就是思考的局限。演繹邏輯就是自然語言組織的極致形式，到了自然語言也不夠用的時候，才發展出數學這種人造語言。所以科學前沿都是使用數學語言，令常人難以理解。
而在科學發展中，非黑即白的演繹邏輯，未必符合所有情況的需要，所以又發展出連續分佈的數理統計。
演繹法確保了推論有序，不能跳躍。
大約在兩千三四百年前(與墨子孟子同期)，古希臘和古印度分別發展出演繹邏輯。古希臘的是亞里士多德，古印度則為因明學(Nyayapraves)，由僧人對佛理辯論結果而來。兩者都是演繹法，只是三段論的次序不同，因明學是先提結論，然後才是小前提和大前提，與亞里士多德的次序相反。而且因明要例證。因明原有五分(宗、因、喻、合、結)，在陳那時代簡化為三分﹕宗、因、喻。胡適有言，希臘三段論只是印度五分法之末三分。
唐僧西遊，在印度辯經無人能敵，說得上是邏輯大師，回大唐後創法相宗。這一宗最符合因明之理，可惜一傳而亡。據聞當時很多僧人來聽玄奘講法，但都被認為「聽不明白」而被趕走，只留下大弟子窺基。窺基雖然繼承衣缽，但法相宗一傳而亡。一直到徐光啟時才重受注視(這一段聽不清楚，可能抄錯)。
反之，最反邏輯(講頓悟不著文字)的禪宗卻無腳走天下。皆因禪宗符合國人心理也。
希臘語、印度的梵語，都屬印歐語系，文法結構基本相近。如維根斯坦所言，最早的邏輯問題其實就是語言問題，都是由於語言的模糊歧義而來。西方因而產生了修辭學、語法學、邏輯學(方按﹕即七藝中的前三藝)。
與之相比，中國古代只有文字學、訓詁學、語音學(方按﹕即小學)。
例如公孫龍的「白馬非馬」，其實只是語法問題，甚至與邏輯無涉，但在中國一直沒分化出來。
朱教授認為，「白馬非馬」當中的「白馬」、「非」和「馬」各自可能的意思﹕
白馬﹕1. The white horse? / 2. A white horse? / 3. White horses?
非﹕1. 不是? / 2. 不等於? / 3. 不屬於? / 4. 不包含於?
馬﹕1. The horse? / 2. A horse? / 3. Horses?
如是者，邏輯上「白馬非馬」可以堆砌出36種可能的意思﹗(3 x 4 x 3)
再舉一個推論的例子。
亞里士多德的三段論是大家都最熟悉的﹕
1. 凡人皆有死 (大前提)
2. 蘇格拉底是人 (小前提)
3. 蘇格拉底會死 (結論) (因為「凡人」已包括了蘇格拉底)
因明學的三段論剛好反過來﹕
1. 蘇格拉底會死 (定)
2. 是人故也 (因)
3. 凡人皆有死，譬如孔子 (喻)
亞里士多德和因明學的三段論，實質上是相同的。只是因明學的說法因為反過來，所以不利科學發展。
秦人邏輯又如何﹖
1. 凡人皆有死
2. 聖人，人也
(可是，誰不知道聖人會死﹖於是話鋒一轉……)
3. 然則聖人不朽
這種論述很精巧、不沉悶(聖人會死等於「阿媽係女人」)，但喪失了「同一性」(因為句子中「死」和「不朽」的含義已經不同)。
「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這類文學修辭是小聰明，但(濫用了就)不利於大智慧。大智慧總是由沉悶的推理而來。(方按﹕禪宗應該會反對的)
特定的語言結構，產生了特定的語言歧義。
而解決這些特定的語言歧義，又產生了特定的語言分析技術。
特定的語言分析技術，則產生了特定的推理方式。
特定的推理方式，規定了今後特定的邏輯形式。
我們看得清「白馬非馬」的問題，是因為我們現在認識了外語的邏輯。
古人身在山中，於是吵一生都辯不清。
特定的邏輯形式，則限制了特定的探究外在世界的思維方式。
科學的產生並非偶然，怎樣的推理就導致了怎樣的科學。
中國的「科學」就是建基於同構推理上。朱教授舉例說，他有個學中醫的同學，稱蚯蚓有助通血管，因為牠們可以鑽通泥土……(中醫的確認為蚯蚓可通經活絡、活血化瘀)
朱教授認為，李約瑟難題實際上並不是有意義的問題。
因為我們可以無限延伸，去問為何蒙古沒發展出現代科學﹖為何伊拉克沒發展出現代科學﹖為何非洲沒發展出現代科學﹖為何南島民族沒發展出現代科學﹖為何澳洲土著沒發展出現代科學﹖為何美洲原住民沒發展出現代科學﹖……
(方按﹕李約瑟難題其實有個前提，就是中國古代科學發現或科技發明較其他民族先進。)
這樣問下去是沒解的，應該問的是為何希臘/印度產生了科學和邏輯概念。
產生邏輯概念的必要條件，是語法上的「句子」應與邏輯上的「命題」同構。
例如印歐語系的 Subject - Predicate - Object (主謂賓)結構，在語法上分別叫主語、謂語、賓語，邏輯上則為主詞、謂詞、賓詞。德語的 Satz 更特別，同時指「句子」和「命題」。
句子是語法上充份定義的單位，一句就是一句，每句只有一個主詞。
可是中文就不是這樣，朱教授展示《水滸》第一段(方按﹕不熟文學，找不回他提的那段)，主語不斷游移，難以標點分句。朱教授說笑道自己小時候作文，就常被老師批評「一逗到底」。
反之，一篇英文文章，卻很容易加上標點。
朱教授認為，中國沒有發展出科學，就是因為古漢語、古白話的結構都產生不了邏輯學。
現在科學進步了，是因為學習能力強。雖然口語還是接近原有中文，但書面結構已趨近歐洲語言(展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為例)。這種書面語，即所謂「歐化句子」。
(方按﹕香港愛護中國文化的人往往認為歐化語言污染中文，他卻認為歐化了才學得好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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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教授提出他的「餘論、聯想」。他認為語法不只跟科學相關，尚與法律、法治相關，因為兩者都涉及有沒有、用不用演繹法。他以辛普森案為例，儘管大家都認為是他殺人，只是現場一隻染血手套與辛普森雙手尺寸不同，這個「大前提」受到質疑，有罪的「結論」就不存在。這種推理對於只看「結果正義」的國人來說是不可置信的。
他認為，語言是最常用的行為。如果語言也嚴格受控制，那麼社會中人的行為也容易受控制，於是就有法治。那麼意合語言的社會是否較多人治﹖
他嘗試做一個社會學統計驗證，假設是「(某社會所用)語法規則的嚴密程度，與其(該社會)法治程度呈正相關」。向大學裡的留學生派問卷，(好像派了二百份)總共收回68份，多數人是歐美留學生、兩位為亞洲學生(越南和蒙古)、沒有非洲的。
結果歐美留學生都說他們的語言更嚴密、法治亦更佳﹔而亞洲的剛好相反，兩位學生都認為他們的語言比中文更不嚴密、法治亦更差。
(方按﹕當然這樣簡陋的問卷不可能得出嚴謹的結論，只算是一個初步嘗試。)
朱教授作了一段有趣的文字，以他的理論比較法治之「本」。
前法治時代﹕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論語．學而》
法治時代﹕(演繹邏輯)
珠子曰﹕「為言者常行人。其常行也循法，他行而好違規者，鮮矣。不好違規，而好犯法者，未之有也。語言學家務本，本立而法治。語法也者，其法治之本歟﹗」
很多接受西方學術訓練的中國學者(如錢學森、季羨林之類)，談本科，用外文寫論文，很有邏輯、很有道理。
可是談社會、文化問題，用中文寫，就不行、沒邏輯了。
這樣難道是歧視中文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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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時段的筆記。
1. 越南的字喃，意即南方之字，在南字旁邊加口部當口語的這種做法，跟港人造字的方式亦相似。
(朱教授沒說的是，「南字」寫成「字喃」這種倒裝，其實亦是華南到越南一帶古越語的語順遺跡。)
2. 中國古代有科技，但有沒有科學﹖
朱教授舉例說，中國歷史上指南針獨立發明了37次，最後一次是南宋，到《天工開物》才正式固定下來。可見中國人根本沒有理論記錄，往往亂撞「撞」了出來，後來失傳了，隔幾百年又有另一人再「撞」出來。
例如中國人在兩千幾年來，記錄了哈雷彗星三十幾次回歸。可是每見一次記載一次，一直都沒人想過它們其實是同一個東西。中國人的觀察很好，但沒有理論。要不然這顆彗星就不會以哈雷命名了。
3. 歐化文字就等於有法治了麼﹖
朱教授反指，你看中國書面上的法治，是很好的﹗(眾笑)
可是口語呢﹖我們的口語還是比較接近老樣子，而我們真實思考用的是口語。
(方按﹕一種很機智式的解答。難道古人就不一樣﹖他們不也是文字華麗掩蓋真實﹖)
4. 李約瑟難題其實分兩部分。
朱教授認為，「為什麼中國沒發展出科學」是一個歷史問題，但可以是非理性的問題，對他來說沒有探討意義。
「為什麼中國曾經領先」，這也是歷史問題。但我們觀察歐陸的科學革命和英國的工業革命，背後都是邏輯規則在支持著。
(P.S. 有朋友閱後倒提出個好問題﹕既然說梵語結構嚴謹又發展出邏輯學，那麼為何科學革命又不在印度發生﹖當然教授可以說語言是前提但還有其他因素，不過把印度和歐洲再作比較可能更有意思。)
[從考古發現探討中國稻作、私有財產和社會分化的起源—呂烈丹教授]
1. 現時學界認同的三大農業起源地﹕兩河流域、黃河/長江中下游、南美洲。黃河長江中下游處於溫帶和亞熱帶，有充足的雨水。
在江西仙人洞遺址(約12000年前)已有採集稻穀的遺跡。
湖南洞庭湖彭頭山、地頭山(約9000-7000年前)、上海附近的河姆渡(年代尚有爭議)和田螺山，都發現水稻。
2. 現時栽培稻(Oryza sativa)的祖先為多年生野生稻(Oryza rufipogon)。
多年生野生稻現時主要分佈於廣西和海南、廣東尚有少量，其餘地方已絕跡。其特點為﹕
1. 淺水生境、種子熟後隨即跌落水中。
2. 依靠根部伸延出芽繁殖，所以種子數目少。呂教授曾嘗試栽種作實驗，發現差不多一百條禾穗裡，只有廿幾粒成熟，其餘都是未熟的。(相對而言，栽培稻一條禾穗已有百幾粒熟粒)
3. 稻粒有長膜如尖刺狀，用以附著泥土和阻止雀鳥吞食。
野生稻可分為三種﹕普通野生稻(可與栽培稻雜交)、藥用野生稻和疣粒野生稻。
栽培稻的特性剛好相反﹕
1. 一年生
2. 禾穗多熟粒
3. 熟後不脫落
4. 同時成熟
總結而言，由野生稻到栽培稻的轉變包括﹕
1. 多年生--->一年生 (這是很大的改變)2. 依靠宿根繁殖--->依靠種子繁殖 (所以數目大增)
3. 熟後落粒--->熟後不落粒 (違反繁殖本能)
(這涉及稻粒種子基盤的變化，照片可見野生稻的基盤是淺而邊緣圓滑，顯示連結較弱，稻粒熟後容易脫落而且是自然跌落﹔栽培稻的基盤則深而邊緣有破損，顯示連結較強，熟後不易脫落，稻粒是人力打穀時被扯甩的。)
4. 稻粒不同步成熟--->同步成熟
5. 禾稈較幼--->禾稈較粗 (可輸送更多水份和養份。還有抗倒伏的作用﹖)
6. 基因多樣性降低了 (袁隆平的雜交稻就是借野生稻雜交以改良栽培稻的性狀，但雜交稻是無法繁殖的，農民每年都要領新種子。)
7. 自然繁殖--->依靠人工繁殖
在湖南八十壋遺址(約8500-8000年前)已發現比較接近現代稻的稻粒。
(對比現有的秈稻，野生稻的表面深色，而且表面的坑道較深。)
稻米的馴化，是建基於基因變異，再加上人類干預(持續至少二三百年的各種耕種和選種活動)所造成的。
稻作的影響﹕
1. 定居模式出現
(對比現在兩百多個狩獵採集民族都是不斷遷徙。例如澳洲原住民就會在幾百平方公里的範圍內移動)
2. 形成「排外」的地域觀念
(狩獵採集民族的群組有其活動範圍，但不會排外。例如澳洲原住民遇上荒年時，可協商進入另一群人的活動範圍。)
3. 栽培-->定居-->地域觀念
(有壕溝等工事、有房屋建築、聚落規劃設計、用水、廢物處理、生產和生活空間分隔等)
(這方面中東跟中國有點不同，中東古人是先定居，然後才發展出農耕﹔中國古人則是先農耕後定居) (方按﹕先農耕後定居其實跟 Jared Diamond 描述的澳洲原住民類似，澳洲原住民未有定居，但也會「栽種」某些植物。他們播種後就會繼續去其他地方覓食，到差不多有收成的時候就回來採食。可以說是介乎於純採集和純農耕之間。)
澳洲的原居民，每一個「band」(一起遷徙的群組)由大約二十多人組成，當中可包括幾個「家庭」(原居民沒家庭觀念，只是指配偶共同生活連同子女組成的單元)。這個群組的成員並不固定，他們會來來往往，在不同的群組中出出入入。
群組中也沒有正式領袖，通常由一位較年長、經驗和表現都較佳者擔任非正式的領袖。這位「領袖」跟其他人做一樣的事(沒有人服侍)，連「名銜」也沒有。群組的決策(例如去哪裡找水找食物)也是民主、公開、公平地作出，「領袖」主要是以經驗服人，眾人因為服膺其經驗所以跟隨。由於不停遷徙，所以群組中各人的財產差距也很少，大家帶在身邊的通常是生活必須的工具。他們甚至連陶器也沒有。
接著呂教授介紹了幾個遺址﹕
1. 湖南彭頭山八十壋(約9000-8000年前)﹕有聚落選跡、稻穀、陶器，山洞附近有水源。
2. 浙江上山(約10000-9000年前)﹕地勢平坦有河，有喇叭狀的寬口陶器(全中國僅有此一處)。土壤中發現扇形細胞(稻亞科植硅石，證明曾有稻存在)，遺的石片亦有割草痕跡。
3. 浙江蕭山跨湖橋(約7800年前)﹕有獨木舟遺跡。
4. 餘姚 河姆渡(約7000-6000年前)﹕有大量的稻桿稻葉，因為淤泥而保存良好。遺址亦有桿欄式建築(類似大澳高腳屋)的基座、象牙匕(匙)、漆碗(約7000年前)等。
5. 餘姚田螺山(約7000-5500年前)﹕有木結構建築遺跡(已用榫卯)、收藏了大量菱角和橡子(橡子難消化，證明現階段農耕收成不夠，還要依靠採集滿足需要)、有骨耜(水牛肩胛骨製成的鏟)、骨箭頭(狩獵用，遺址有鹿角為獵物)、紡輪、木船槳(跨湖橋也有)、陶器紋飾(圖案有稻和豬)等。
農業導致了生計模式和自然環境的變化。
首先，相對於不停遷徙的採集狩獵族群不便生兒育女，定居族群人口較易增加。而開荒和農耕也需要更多人口，這些人口又需要更多的糧食，於是開展了人口增加和開荒的循環。
開荒的主要方式就是火燒森林(即讀中史時所謂刀耕火耨)，這會在遺址留下大量碳粒。而且古人不懂施肥，土壤耕種幾年肥力就會耗盡，也需要不時遷移尋找新田地。(沒記錯的話不久前印尼農民還是這樣做，不過近年導致煙霾主要是為了種棕櫚樹而燒林)
不斷燒樹的結果就是森林減少了，再加上人口增加下狩獵壓力也增加了，導致生物多樣性減少(比較遺址可見)。生物多樣性減少是不可逆的，就算停止耕種已消失的動植物也難以重新出現。
至於社會分工方面，因為農耕增加了食物和可交換品(稻穀連殼可保存幾年)，所以部分人可以分工生產其他物品了。
隨之而來的是私有財產和社會分化的出現。
在農耕之下，稻穀成為了動產(可儲存可交換)、稻田則成為不動產(土地財富，早期的城牆甚至會圍繞田地)。相對於採集族群流浪生活中共同生活和分享，農業族群有房屋作為私人空間，亦可積累財產。
(南方考古遺址中的田地通常可以田梗辨認，因為大米/水稻需要田梗作控水之用。北方種的小米就不需要田梗，而且小米也沒有硅酸體，所以在華北遺址較難辨認田地。)
因為定居生活，群體意識亦強化了。
例如湖南城頭山遺址(有八萬平方米，約6000-4800年前)，已有城牆保護稻田、亦有祭祀儀式的遺跡。遺址亦有水塘、麻布、彩繪紡輪(屈家嶺文化、約5000年前，除了色彩較多，形狀亦較先前年代的紡輪規則)。另一個是廣東曲江石峽一期遺址(約6000-5000年前，於八十年代發掘)，不過內容抄不及。
我們現今講華夏文明，多是以黃河流域的夏商周各朝為主。其實大約4000年前(大約與夏朝同期)，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亦已接近形成國家的階段(有高台、祭祀、大量玉器和陶器生產)。
那麼為何長江下游沒發展出自己的國家，而是被黃河流域的華夏同化﹖呂教授猜測國家形成可能是因為人口密度過高、生態破壞和北方國家(華夏)入侵而受阻。
方某覺得這樣說有點奇怪，因為同樣的問題在黃河流域(龍山文化)應該也有出現(既然叫黃河即是水土已被破壞、更北方也有游牧民族入侵)，為何他們形成了國家而南方做不到﹖
呂教授認為，其中一個可能的原因，是良渚文化的公共資源消費/浪費比較大，他們在公共建設和儀式中消耗的人力很大(當時已有牛耕痕跡)。就如同南美的瑪雅文明亦以奢華聞名，最終衰落。
呂教授提及另一個問題是，野生稻的回報奇低(她自己試種過，下了一百粒種子，到收成時只有二十多粒)，為何初民還要種﹖
某位外國學者提出假說，指當時的稻米是「奢侈品」，作儀式用途，所以種稻越多的人地位越高。可是，在這個原始階段，族群已有社會分化了嗎﹖如果沒有分化誰可以為了社會地位而指使其他人大量栽種回報率低的野生稻﹖
另一個可能的答案是，長江屬溫帶氣候，冬季時野生資源最少。之所以種稻可能是基於稻穀可儲存，用以應付過冬的需要。
至於性別分工如何形成﹖這方面也未有確實的答案。
雖然後世通常稱「男耕女織」，但有些學者相信，由於原始採集狩獵族群中，採集主要由女性負責，所以農業分工本來也是由女性開始的。
黃河流域的考古遺址中男女陪葬品已有分化。可是這樣是否等於分工﹖因為陪葬品不一定等於就是個人日用品。呂教授舉後世人在葬禮中焚燒的「紙紮大屋」為例，陪葬品也可能只反映對死者身後生活的希望，並不一定代表他在現實中的角色。而長江流域的陪葬品較難保存，故無法比較。
而且，有些類似情況的社會也是男女同工的，所以更難下定論。
但可以肯定的是，財產和繼承權，更影響了母系和父系社會的發展(因為繼承需要產生了「宗族」觀念)。
趁有點時間，帶老媽去文物探知館和歷史博物館看展覽。
首先是文物探知館的「話說公屋」展覽﹕
(主辦單位之一是逸夫書院「李和聲香港歷史資源中心」，竟然不是在和聲書院。看來未捐新書院前他們已捐建這個中心了。)
有趣的是，戰前(1935年)設計的貧民房屋，已經有獨立廚廁，反而後來的徙置大廈沒有。(因為戰後人口大增、而且徙置大廈是緊急興建的吧﹖)
(還有，戰前的委員會建議這些房屋的租金「不應超出家庭收入五份之一」。)
早期徙置大廈其中一種設計。這模型顯示了當時的公共廁所/浴室和取水處，這也是當時治安很差的原因之一。
(當時連煮飯也是在走廊。現在看來當然很危險，小朋友跑來跑去一定會撞到。不過以當時屋內人口之密集，在裡面煮可能更危險……)
我住過的公屋全都是舊樓，連Y型也沒住過。(當時見到Y型公屋的屋頂有大O形和半個O形的窗，在下笑稱為「DO樓」)
(不過倒沒想過廁所間隔可以三尖八角成這樣。)
九十年代的叫和諧式。不過當時公屋家庭問題較多，這種設計好像也被人批評過，認為間隔問題令鄰舍疏離(這也是當時趨勢，不一定完全關間隔事)、家庭成員也各自躲在房間中，一點也不和諧云云。
新世紀的公屋設計講求靈活，不再只套用幾個標準圖則。而是把圖則拆細成不同大小的標準單位，再視乎當地情況「砌圖」般形成新圖則。
(不過在下無緣見過這一類公屋了)
徙置事務處的租證(即租約)，跟後來房屋署的幾乎沒大分別，除了房屋署的租證頁數更多(因為條款多了)。而且房屋署的租證只需戶主照片，徙置區的租卡就要全家合照(是部門拍攝的，所以照片後還有編號，房屋署就只需戶主自己帶相去)。
舊式交租卡我也用過。廿年前還像以前一樣，月頭某天會有房署人員上門收租的，十分方便。如果上門收租時沒人在家，就唯有自行到辦事處排隊交租了。辦事處有專門收租的會計，還有專用房間。
只是後來為了節省開支，就只請大家自行到辦事處交租或者用電話繳費靈了。再後來進一步減少辦事處收租時間，叫大家到便利店交租。當然，對於老人家來說，相信還是上門收租比較方便。
房屋署的舊式租卡，原本是人手填寫的。展品沒顯示的是，電腦化後租卡就加了一張條碼貼紙，到辦事處交租後就以電腦列印交租資料。(當然這部機器就不方便人手帶上樓了)
以前警方不足、公屋治安欠佳，部分屋邨曾召集街坊義務組織夜間巡邏隊，晚上輪流巡更確保夜歸女眷安全。隨著社會發達街坊關係越見疏離，這種團結早在政府提供公屋保安服務前已不復見。
蘇屋邨和坪石邨居民巡更用的木棍﹕
蘇屋邨海棠樓互助委員會巡更須知(一九七七年)，記載了街坊義務巡更員須遵守的事項﹕
重點為巡更純屬義務不得接受報酬、巡邏除了維持治安還要協助清潔、巡更要戴編號臂章及記錄資料、警務署批准攜帶的裝備、對可疑人士的應對和處理等。
一幅展示各區公屋人口和比例的地圖﹕
「寫信佬」是現在已消失的職業，多年前在玉器市場還見過，就跟報稅的攤位開在一起。
當年遊樂場常見的玩意，尤其是超長滑梯我在佐治五世公園也玩過，現在的小朋友已經玩不到了。
最後給大家拍下兩則公屋冷知識﹕
在網上見到蘋果日報的報導，說這個展覽沒提及鹹水樓醜聞是誤導市民。
雖然展覽的確沒提及鹹水樓，不過展板倒有提及新世紀的「短樁樓」醜聞。所以說有意避短，也不必然。
------------------------(我是巴士站的分隔線)------------------------
然後就乘舊巴士最後一天展出，到歷史博物館看巴士歷史展覽。
香港巴士迷多，展覽注定擠迫，跟公屋展覽的人流相差很遠。整個大堂展覽區又迫又焗，環境並不理想。
戶外的舊巴士展區顯得鬆動很多，可惜的是圍起了不讓人走近﹕
好像聽到有「尖碼之聲」的人在遠遠一角(博物館地界以外)喊咪「示威」，抗議因為「沒位置」把丹拿E型巴士「劏開」放在館內展覽，要求開設交通博物館云云。
相比起左邊那架舊型「丹拿A型」沒坐過，右邊那架「亞比安維京五十五型」至少童年時還在郊區見過。
五六十年代的九巴站牌，由於當時巴士線和巴士站都不多，所以沒有路線編號，所有經過路線都會停靠。
(這款站牌其實跟中巴的站牌看起來很像，除了變了藍色牌和中巴標誌外。在下印象中沒在街上見過這款九巴站牌，卻見過同類的中巴站牌。也許是因為中巴後來出名吝嗇老土，不只巴士沒換，連站牌也不換吧﹖)
被「劏」的舊巴士車頭，老媽還以為是假貨﹕
香港第一架雙層巴士，就是戶外展出的那款﹕
抄說明﹕「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過海隧道巴士準備通車時，九巴試行101、102、103號線的報告，包括出發和抵達時間、交通情況和行車里數等記錄，供內部作參考。」
一九八八年第一部冷氣巴﹕
九巴學童半價證，在下讀書時已是尾聲(後來取消了)。七十年代原來還有新界區和九龍區之分，似乎只限在該區使用﹖ (註﹕網友提醒，當時應已統一為車船優惠證，再後來改為車船津貼而取消，只剩下地鐵優惠證。所以應該是在下記錯了。)
張瑛劇照。(我們應該是最後一代聽過這個名的人﹖)
八十年代的車長站長肩章。展板說仿傚紀律部隊我沒異議，不過可以寫清楚哪個章是哪個職務用的嗎……否則我見到一堆章又如何呢﹖
就算過了六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佐敦道碼頭仍是十分繁忙的地方﹕
永遠不會忘記小時候在佐敦道碼頭坐船，和中秋節見到大家在汽車渡輪碼頭點燈籠的景象。
九十年代城巴試驗安裝行車紀錄儀，記錄了車速和行車距離。然後可用這部儀器檢視﹕
(雖然又是同一個問題，展板沒說明過這部機器是怎樣用的……)
九十年代城巴試驗安裝行車紀錄儀，記錄了車速和行車距離。然後可用這部儀器檢視﹕
[當台長遇上歷史學家]
八月尾的講座，因為開學實在太忙，要檢查的資料又多，一直拖到現在才寫好。
(更多照片在後，不想聽講座內容的看倌可直接「飛」去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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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名思義，由現任台長岑生主講的講座。由於裡面提及的圖片部分在樓上的天文台130周年展覽也出現過，所以嘗試穿插在內容之中。其餘照片我會放在後面。
岑生一開始，先講自己是聖保羅書院的舊生。目的有二﹕
其一，會考時他曾經問校長「不考歷史可不可﹖」，但不知道校長就是教歷史的。(結果當然不可 
)
其二，副校長原來也是教歷史的，不過當年沒教過他。反而是當上台長要研究台史，才找上他。
第一部分
台長嘗試找一些天文台最早期的照片。
上海徐家匯天文台比天文台早11年開台(1872)。
徐家匯藏有一張1930年4月28日上海、青島、東沙(﹗)等地代表到香港開「東亞氣象局長會議」的照片，對香港來說算是很難得。後來香港方面翻查，的確發現相同的照片。
天文台現存最早的相，分別攝於1908(由大包米拍攝天文台遠景，諾士佛臺的一排樓是標記)和1913年(總部大樓，走廊有個人影被傳為當年台長但未能證實)。不過距離1883開台年份始終有點遠，所以才想找到更早期的照片。
於是台長開始在拍賣網站物色，買到一張照片，在一個英文網站 Gwulo: old Hong Kong (台長依仗，這個網站還會多次出現)中竟然有網友指出曾有人在1906年寄出的明信片背後有這照片的影像。台長再以相中景物與1902-1903年的地圖對照，的確看得出左手邊的地磁儀建築。
然後又找到張1923年颱風襲港的明信片，照片是彌敦道(美麗華酒店對面，即是天文台附近)，畫面上有塌樹、電話線桿都被吹到扭曲，而畫面中央的長木椅還有「Ladies and children only」的字樣。
同一場颱風的另一張明信片，有沉船、當中還有一隻英國L9潛艇。
(在澳洲國家圖書館的 Trove digital newspaper 資料庫可找到當年的新聞報導，文字描述與明信片內容相當吻合。)
另外一張1906年颱風塌樹的明信片，同樣是被網民查到背後有人寫了資料。
之前的照片都是幾百元一張，但一張由港島望向九龍(因此拍到天文台)的照片卻買了二千。因為從照片中未完工(還有棚架)的香港會會所，可推斷照片攝於1896-97年間。
另一張有1897-1898年的港島海旁(當然也是遠望九龍)，照片特色包括拍攝到添馬艦、中環填海、和雪廠街碼頭(天星碼頭前身)。
一張1886年照片的複製本，拍攝到天文台旁邊地磁站的外貌。
舊台長 Peacock 收藏的舊照片中，有這一張，圓形磚牆就是放赤道儀之處。
這一點甚至在地圖上也看得到。
與英國檔案局的舊地圖比較(即是先前提及的1902-1903地圖)可見，天文台山的左側有地磁儀(magnetic)，天文台1883大樓的南邊緊鄰一座赤道儀(Equatorial)，大樓尚有一座中星儀(Transit)。
(以前地圖要記得那麼詳細的麼﹖)
後來台長在哈佛大學網頁找到份1885年的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長報告，謂﹕Lee 6-inches equatorial 已送到香港天文台。可證實香港天文台的赤道儀型號。
台長於是「膽粗粗」去信格林威治天文台，問可否找到這部赤道儀，回覆是因為太舊沒用他們已送了給科學館(Astronishing Science Spectacular Museum)。科學館那邊說因為底座爛了，不便遠行，所以暫時都未能安排來港展出。
相片倒有一張﹕
最後一位英籍台長 Peacock 說以前的助理台長 Leonard Starbucks (呢個姓好熟呢 XD) 告訴他放赤道儀的建築是特別為了赤道儀而建，不用赤道儀後就用來放本地風球(標示大陸地區的風球仍在其他地方放)。
可是看更早期的文件，其實未有天文台前，香港已有地磁觀測紀錄，亦有時間球和weather signal (在police hulk掛放)，詳情仍待查證。
天文台早期的三大工作，就是授時、地磁觀測、和報天氣。(其實都是為了服務港口航運而設，所以你就明白為何天文台一直都是歸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管的。)
所以台長認為現在已不用的觀星報時或地磁觀測，其照片儀器等都是值得收集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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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有待考證的資料。
一張1877-1878年間的海圖。(抄下了，現在才發現自己沒拍過照……)
天文台網站的三吋中星儀照片，為何會跟徐家匯天文台那張中星儀照片幾乎一模一樣﹖
(天文台)台長曾向徐家匯天文台查證，他們的確有這部儀器，那即是說天文台其實襲用了人家的照片張冠李載了。(台長作驚嚇狀 :O )
開台時的 Chief Assistant (名為台長助理，實質為助理台長) John Isaac Plummer，是來自 Orwell Park Observatory，當時該台使用 Troughton & Simms 75mm transit。可以相信他也會為天文台訂同一款式的中星儀。
台長無意中在收藏家鄭寶鴻先生的著作《香江風月﹕香港早期的風月場所》中，讀到1874年一場颱風影響妓院恩客的記載。於是與鄭先生聯絡，後來在鄭先生身上得到很多掌故資料。例如在未有政府《香港年報》前，華橋日報的《香港年鑑》已有記載當時的颱風資訊。
其中一張舊照片拍攝到當時船政廳(即海事處)懸掛風球的位置，並有1906年風暴中的醫院船，鄭先生說這艘醫院船很少在照片中出現。
在光緒二十年(1894)出版的《香港雜記》記錄了1874年的甲戌風災和1889一場大雨(其三小時雨量紀錄，至今未破)。
1874年的甲戌風災，大概是香港開埠以來第一場大風災，亦直接促成了香港天文台的成立。這場風災對澳門的影響更大，當時澳門只有萬五人口，這場颱風引發的風暴潮卻導致了五千人死亡。
香港大學物理系教授(亦是很多天文台職員的老師) Prof. P. Kevin MacKeown 寫了一本書《Early China Coast Meteorology: The role of Hong Kong》，對香港早年的風災著力甚深。
書中記載，早在1861年香港已有人建議樹立「時間球」(time ball)來代替不太準確的午炮報時。
1874年風災中，香港(只計當時英國殖民地的港九)死了超過二千五百人。沒人認領的遺體被集體埋葬於雞籠灣的「遭風義塚」，直到墳場停用時被遷往和合石。而甲戌風災亦是東華醫院的首次賑災行動。
根據當時《Illustrated London News》(倫敦新聞畫報)的報導，當時海水倒灌市區達四呎深度，海堤亦被沖毀。
1900-11-10 的庚子風災是另一場傷亡慘重的風災。報導這場風災的西報，背後那頁就是八軍聯軍入京的新聞。
台長特別指出引述這場風災，認為足以說明公眾對天文台的誤會﹕
—有如近年大家「李氏力場」的調侃，這場風災正是在夜間侵襲，到第二天早上八時，香港已風平浪靜。可是只掛了三個小時的「十號波」(當時未有這系統，純屬比喻)，卻死了二百人。所以不要以為天文台半夜掛風球是跟大家開玩笑。
—而且，這一場風災並不涉及天文台失誤，天文台已提供了足夠的預警時間。只是因為大家都認為「十一月哪會打風」，所以沒理會警告。
—更有甚者，港督卜公的報告指出，這年夏天時天文台曾放過風炮，但最後發現是誤報。現在也有很多人聲稱寧願風力不足也要先掛風球，其實多掛了「不夠力」的風球，只會令市民疏於防範(於是我們就見到大家八號風球照常上街飲茶的景象)，當真正的威脅來到時傷亡就更慘重了。
方某在小時候聽老媽說過一個傳說，說有一任天文台台長，因為未能預報一個「返轉頭」的颱風導致死了很多人，引咎吞槍自殺云云。這件事在天文台的「官史」是完全找不著的。
究竟這段是「都市傳說」還是天文台的「黑歷史」﹖
結果這次台長也拿這個故事作引子，不過是介紹1906年的丙午風災。
這場風災之所以令人想起那個故事，是因為這場風災似乎真的令台長引咎辭職。(倒不是自殺)
關於這次風災，有一份官方報告。某天有古董商通知台長，網上正以六千元叫價求售，正當台長在「嫌貴」和「重要文件」之間未能決定，轉眼間就被人買走了。後來經海事博物館前館長 Dr. Stephen Davids 才找到一份複本(﹖)。
有一張明信片的背後，有日文寫著「二時間內」(兩小時內)。這場颱風範圍非常小、幾乎無法預警，當日早上八時放風炮，颱風立即來襲，到上午十一時就吹完，但死了三千人，還包括香港聖公會的主教(當時他正在帶聖保羅的學生乘船去屯門)。
不過死了主教還不是最嚴重，最麻煩的是有艘法國魚雷艇(Fronde)在香港，連同船上軍官一起被打沉了。
由於首任台長跟徐家匯的耶穌會會士不和，風災後耶穌會士隨即表示「我們兩天前已警告了你們」，意指香港天文台預報不力。風災變成外交事件，最後在加士居道現在女拔萃書院的位置建了個方尖碑作紀念，碑石後來移置跑馬地香港墳場。
由於事涉徐家匯天文台，岑生曾在徐家匯查曉當時的氣象紀錄。結果竟然發現風災前的兩份天氣圖「不知何故」神隱掉……而兩天前的天氣圖只見到香港附近有個小型低風壓，完全看不出會是一場颱風。徐家匯在風災當天早上十時發出的天氣圖是這樣的﹕
這幅已是「賊過興兵」而沒有任何預報意義了。如果看倌像天文台批評的那些應徵者「連香港在地圖哪裡也指不出」的話，留意圖下側等壓線最密的地方就是了。千萬別以為是畫中心像箭靶圓心那兩個大紅圈呀，那是山東的高氣壓。(事實是連天文台之友的義工也解錯了，把那兩個奪目的紅圈當成了颱風的暴風圈。如果暴風圈有那麼大的話，天文台事前都不知道，台長恐怕就真的要吞槍自殺了。)
港督就此事向倫敦交報告，內容為台長辯解。因為當日天文台吹十一級風，
六十公里遠的澳門卻只吹一級風，可見暴風圈小得離奇，根本難以預報，直到當日早上7:44都是「no indication of typhoon
approaching Hong Kong」(沒有颱風襲港的任何跡象)。而當時亦有 amateur meteorologist
投書報館為天文台辯護，說沒可能預知得到。(台長笑言一百年前也有氣象迷，只是矛頭跟2006年剛好相反)
因為港督的報告，天文台長並沒有被責罰。不過大抵是因為這件事帶來的壓力太大，所以在翌年，台長就以55歲之齡提早退休了。
另外一場是1937年的丁丑風災，香港開埠以來死人最多的風災。台長找到這張海報，這是一個當年在金鐘海軍船塢做工，後來回英國終老者的後人提供的，據說這張海報當時就是掛在船塢內的。
一場颱風會印製海報，現在你也沒聽見有這回事吧﹖可想而知這場颱風對當時的人有多震撼。這張海報紀錄了當日的氣壓、潮高、沉沒/擱淺船隻的名字和位置等。
這場颱風造成的破壞包括﹕
—中環潮水有 13 呎 (正常潮水為七呎六吋)、水浸至德輔道、(當時的)郵政總局地庫也水浸
—彌敦道也有水浸
—有小魚被吹到 20 呎高
—大埔有漁村颱風後完全消失了(人自然也…)，傳說有 18 呎的風暴潮 (數字很誇張但無法證實)
—九廣鐵路因為地基被沖毀而中斷了十天
跟2008年黑格比帶來的風暴潮比較，當時大澳水浸有半個人高，鰂魚涌則有 3.5 米的風暴潮。
香港風暴潮紀錄中，以1962年溫黛在大浦滘的 3.2 m 為第一名，其餘的我抄不及了，第五名是1979年荷貝的 3.23 m。
丁丑風災的風暴潮傳為 3.8 m，丙午則為 6.10 m，不過都是未能證實。
台長找到「一個旅行家的日記」，是當年一個四處遊歷者的記錄和照片，當中也有丁丑風災的記錄。他拍了一隻船的照片，說鄰近的這隻船隻因為失控，船上的人怕沉船就在十號風球之下跳船逃生。在方某眼中似乎比留在船上更危險，而那隻船最終撞上岸擱淺。
這本日記很貴(過萬元)，因為裡面也包括很多香港和鄰近地區的歷史照片，所以台長就情商歷史博物館購藏了。
當時的台長 Charle W. Jeffies 分析了 1937 和 1936 年兩個路徑極之相似的颱風。1936年那次香港未成災，只是因為它的路徑偏南幾十公里而已。
丁丑風災的風速紀錄為 167 mph、約 269 km/h。當時天文台的風速計早就爆了錶，所以這個紀錄是港燈北角發電廠的測風站數據，而且還因為技術問題(據聞風速到頂就不準)而要加上 3 mph。
這位台長的任期為1932-1941，也是至今唯一一位在任內逝世的台長。死因為中風，葬於香港墳場。英國有位女士在網上放了香港墳場所有碑石的資料，台長的碑上悼文指他曾擔任國際氣象組織(IMO)的「遠東區委員會主席」。岑台長說這令人很驚喜，因為這幾十年香港天文台的職員最高級都只擔任過分組委員會主席。
(有關香港墳場的研究已成書﹕ Patricia Lim《Forgotten Souls》)
Jeffies 逝世後隨即接任的台長就是其副手 Benjamin Davis Evans (任期 1941-1946)，這位台長算是不幸，一坐正就遇上香港淪陷。
(其實同期的不幸者也不少，包括當時的輔政司詹遜，而且這位輔政司是由錫蘭轉到香港一上任，第二天日軍就攻過來。等到重光時又被麥道高架空了，算是十分不幸的遭遇。當時的駐港英軍司令莫德庇也只是淪陷前幾個月才任馬上任。)
岑台長在聖保羅的副校 Mr. Geoffrey Charles Emersons 原來寫了本《Hong Kong Internments 1942-1945》，介紹這段時期在集中營的外國人。
集中營裡其中一個女孩 Barbara Anslow ，現已 94 歲，但為人還相當精靈。岑台長寄電郵去問，即日就覆。當岑台長按書中描述問 Evans 的事，她立即就記起那段日記來(她記下 Evans 常常在集中營天台教大家天文學)，如同昨天。
而且她在淪陷當日，被送到旅館軟禁以待送入集中營時，還拍了張照。那間旅館的名稱分別有寫成「Tai Koon / Ta Kuan Hotel」的，其實只不過是等於現在的時鐘酒店。究竟這間酒店在哪個位置﹖鄭寶鴻先生一聽就說，這是大觀酒店嘛﹗就在中環街市附近。(這一段連網上記載附註的地圖也搞錯了，岑台長聽後幫手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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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叫懸案。
1946-1956年的台長 GSP Heywood，他在深水埗集中營(屬軍方集中營)時用打字機寫日記，戰後釘成一本《It won't be long now - the story of a Japanese prison camp》。文中提及當年天文台職員只有三個是歐洲人(Evans 台長、Heywood 自己、和台長助理 Starbucks—不是現在那間咖啡店﹗)，其餘職員都是華人。(換言之，因為其餘人都是華籍，不會被關在集中營)
可是後來的「官史」《From Timeball to Atomic Clock》提及，1944 Mr. Thompson 被關在赤柱集中營時，有人在紀錄雨量。這是誰﹖是否有其他人被關在另一集中營﹖這暫時是未解之謎。
(Heywood 女兒就在這本書封底的天文台職員合照中亮相。)
近年天文台獲得意外收穫。就是從神戶大學的塚原東吾教授那邊，得知有一批日軍戰時在華南的天氣檔案﹕《南支那氣象概報》
看倌可見到其中一張蓋上「用濟後燒卻」的印章，可見是軍事機密。正因如此，這些檔案亦殘缺不完，塚原教授暫時只找到其中一個月的檔案。日後或者可以找到更多。
天文台的顧問邱文廣教授，現年67歲。著名氣象學教科書《A Short Course in Cloud Physics》的作者 Rogers and Yau 的 Yau 就是他。
原來他當年考完預科後，在20歲時進入天文台擔任科學助理，兩年後就去了外國繼續升學了。1966年美國新聞署的《今日世界》就訪問他，因為他為香港皇家天文台發明了「超土炮」的衛星訊號接收裝置。這個裝置被美國報紙說成「香港人用垃圾打敗了我們﹗」
因為當時氣象衛星是新發明，可以自動追蹤的天線裝置動輒要百萬美元(當時屬鉅資)，當年的邱先生竟然在一個舊油桶上支撐一條長天線，「追蹤衛星」就由天文台的工人人手負責﹗ (其實只需要按時轉方向令天線保持正對衛星就行，不過這份差事可想而知悶得要命。)
這套簡陋的「接收裝置」連工人的人工，只需二百元正﹗ 就這樣做到百萬美元所做的事，所以便宜到嚇到美國人。
簡陋成這樣的設備當然不可能接收後，直接安坐椅上就看到衛星影像那麼便宜。邱生要先把衛星訊號用「錄音帶」錄起，然後把磁帶逐條掃瞄成像，再拍照才得到衛星雲圖。(這就是省了百萬美元的代價)
後來天文台購入「濕傳真」機器(據聞早期的傳真要以氨水顯影)，才可以把訊號直接轉化為圖像。
不過在戰後資源短缺的時候，面對最新科技，這也是天文台搶先嘗新的事例之一。岑台長認為勇於嘗試也是天文台一貫的特色(例如天文台網頁開得頗早，現在還為國際氣象組織的氣象資訊網頁做 hosting)，希望日後能夠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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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講座，方某其實早就看了展覽，所以也拍了點照。
展覽入口有個很有趣的模型，模擬在訊號山公園(即大包米)的時間球運作方式。(其實就是下午一時之前，會用電動把大球舉升到最高點，然後到一時正就跌下來，讓海港內的船隻可一起對時。義工說選下午一點的原因是中午時太陽在正中不便觀察云云。現在有這種電動模型真好，當中讀官史的時候只能看著英文自己想像。)
不過更有趣的是，模型是訊號山公園的時間球塔，但背後壁報照片的時間球塔，卻是舊水警總部外的那個(即是現在被首富搞到不似古蹟的1881)。
而且海上的船隻還會動的。
這些是當時的照片﹕(天文台開台後，才接手水警總部的時間球工作)
看倌也可以見到，無論是模型或歷史照片，時間球塔旁邊都掛了一串颱風訊號。
這些訊號是指甚麼﹖其實都是給船隻得知颱風大概在哪個方向、有多強勁的訊號。東亞颱風訊號的具體制度是由徐家匯天文台確定的，香港天文台也是照跟。
台長在徐家匯獲贈一張法文版海報的複製品、也拍攝了英文版的海報，印出來當展覽品。
看倌應該覺得有點面善吧﹖因為現在香港的颱風訊號和符號，也是從這一套演變而來。
不同的訊號象徵了不同時間掛出的訊號(說明了有效期)、不同的方向和風速等。我拍攝了細部，不過恐怕沒時間慢慢參透了。
天文台歷年來的徽號，很多都是沿用英國的皇家徽號(畢竟這是「皇家天文台」)。
抄說明﹕「一九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上午六時的天氣圖，是香港天文台現存最早的天氣圖。」
抄說明﹕「一九六二年九月一日颱風溫黛襲港時的天氣圖。天文台在溫黛吹襲期間曾懸掛十號颱風訊號，破壞範圍遍及市區和郊區，釀成超過一百八十人死亡或失踪，數千人無家可歸，是二次大戰後吹襲香港最嚴重的風災。」
抄說明﹕「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六日至十八日香港雨量分佈圖。這場暴雨引致嚴重山泥傾瀉及大廈倒塌，死亡人數接近一百五十人，促使港府於一九七七年成立土力工程處，並推出山泥傾瀉警告。」
抄說明﹕「《低空風切變探測系統》於一九八一年出版，由天文台職員鍾國棟及崔家聲先生撰寫，記載香港首個風切變探測系統。」(方按﹕鍾國棟其實是台長 Gordon Bell 的譯名，有趣吧﹖)
下圖是系統使用的多普勒雷達。
抄說明﹕「啟德機場氣象所曾使用的風向及風速表刻度盤。該儀器用來顯示跑道東南端(三十一號跑道)的風向(左邊刻度盤)及風速(右邊刻度盤)。」
五十至六十年代電車公司使用的布幅，由於當年未有海底隧道，渡輪停航消息對市民非常重要。(大家可見，賽馬也跟渡輪停航同等重要…… XD)
三十至四十年代的颱風訊號表和全港颱風訊號站位置表。
(大家可見，當時訊號與今日的主要分別，是八號風球當時仍稱五至八號，後來才因為市民會誤以為風速有別而統一。三號風球在當時亦分為二號和三號，分別代表西南和東南強風。東南強風代表颱風應在香港以南，通常稍後香港風勢會較強。另外有個表示「風勢危險但未靠近本港」的四號風球，現已取消。)
最後一個颱風訊號站在長洲，亦於二零零二年取消了。
颱風訊號桅桿的模樣﹕
[沉痛悼念中華民國大陸地區淪陷 64 周年]
二零一三年第四號《聯合報》已出版﹕HTML版
新聞版﹕
1. 對外社評—政改中的開天索價(二之二)
副刊版﹕
1. 棋藝天地—東京之王(King of Tokyo)
知識版﹕
1. 節目預告
2. 雋語錄
網上博物館節目日曆亦已全部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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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寫進 wishlist 的太空館「天文媒體」系列，討論與天文有關的動漫和電影，動漫迷或戲迷可能也有興趣。不過是平日夜晚，在下就不太方便了。
[有法無天﹖—嚴復《天演論》與中國法律現代化的困境]
約了朋友去歷史博物館聽這個講座，途中仲整唔見把遮。
覺得難得有朋友對這種題目有興趣，但又怕像前幾次般人太多進不了場。所以先在上面參觀，早了差不多半小時到演講廳門口，豈料門堪羅雀。看來朋友的確「難得」，因為全香港似乎還不出三四十人。
更驚訝的是當我望到講者姓名的時候……蘇基朗﹖
蘇生好像曾經是中大歷史系的教授，說「好像」是因為方某從無修過歷史系的課(哲學系反而不少)，只是從歷史系的同學口中聽過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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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嘗試抄錄講座內容，內容太多必有遺漏。
1. 蘇生說自己一直關注中國大陸「市場主義」的若干負面現象。(講義說明指「市場主義」是指以市場為至上，不等同於自由市場主義或新自由主義。雖然在方某眼中分別可不大。)
1.1 道德淪喪 (認為市場買賣概與道德無涉)
1.2 唯金 (金錢可買到一切)
1.3 唯利「極」圖 (只知利益最大化)
1.4 叢林定律 (強調競爭、淘汰)
1.5 不犯法又賺到錢的事就可安心做 (方按﹕我倒認為這是香港人的心態，大陸隨時是犯法賺錢也可安心……)
1.6 財可通神、逍遙法外
2. 講座主旨﹕二十世紀的中國法律文化經歷了「天演化」過程，傳統的正義「天」概念被逐出法律文化的語境。
在中國傳統，「天」乃道德正義之基礎，與社會建制有機結合。《天演論》以自然無正義仁慈的「自然天」取代了「正義天」，於是法律不再建基於「正義天」，由伸張正義變成純粹的競爭法則。
蘇生順道提及自己之前編輯的著作，指這個過程始於中國的條約港。條約港是西方文化強勢，而中國傳統商業倫理較弱的地方。在《天演論》的影響下，形成重競爭輕人事的商業風氣。本講座目的即為討論《天演論》如何影響二十世紀初的中國法律和日後的改革開放。
3. 移植西方法律(包括蘇聯)，多半省卻了西方的「正義天」，於是無西方之根亦無本土之根，是為「無根移植」。
二十世紀是法律移植的世紀，也是西方法律世俗化(反「自然法」論)、實證主義、工具主義等思潮的時代，故少有輸入西方法律的道德基礎，如上帝、自然法、自然主義……這些源自其社會文化(宗教)的超越道德正義基礎。我們只移植了實用價值、文本制度程式、實務技術等等。
因為是「無根移植」，所以根本說不上是「中體」西用，而可能只是「無體西用」。這與二十世紀移植法治不成功，不無關係。而且這一點不只跟歷史有關，廿一世紀全球化更加劇了法律移植和接軌的需要。
4. 二十世紀的中國法律文化常具多重性格，亟待有機統一。關鍵之一就是要重建中國文化裡的「正義天」。相對於法律專業，民間還保留了較多「正義天」的心態，但國家政府的合法性早已不再建基於超越的道德正義。
三重性格﹕
4.1 天演化的法律專業文化
4.2 兼具正義天的民間法律文化
4.3 天演論/無神論的國家司法文化
5. 進化論(方按﹕演化論)所衝擊者，其實並非「上帝」(所以生物學家可繼續信教)，而是衝擊建基於聖經的教會權威。
赫胥黎的「道德倫理主義型社會達爾文主義」(ethical Social Darwinism)強調集體選擇和淘汰、集體主義(民族主族)式的適者生存。同時強調人(集體)的自主選擇(人的選擇)，以抗衡「自然的選擇」。與一般人對進化論者的誤解不同，赫氏反對命定論(determinism)，強調人禽之辨(人有道德倫理文明)。
赫氏的《Evolution and Ethics》在1894年(甲午之役前一年)出版，嚴復譯成《天演論》於1896年(甲午後一年)出版。據聞嚴復並不喜歡這本書，翻譯目的在於「救國保種、富國強兵」、強調民族主義。近代中國很多重要人物都受其影響。
(反之，原本達爾文震撼學界的《物種原始》，在1859年出版，直到二十世紀初才有中譯，對中國人亦沒甚麼影響。)
根據王汎森的研究，嚴復翻譯時其實並不忠於原著。例如赫氏原文的「natural selection」(自然選擇)就被譯成「天擇」(上天的選擇)。嚴譯的「天運」原文竟是「植物的自然狀態」。原著中提及演化的「無常」更變成「有不變者行乎其中」(即「有常」)。
所以可以說，其實嚴復「創作」了天演論，以「天」譯英文之 Nature (自然)，把中國傳統的「正義天」轉為「自然天」，這個過程因為借了「科學」的名義而令知識份子易於接受。
相對而言，日本人翻譯 evolution 為「進化」，「天」字仍保留原有的宗教神聖意義。(雖然當時是借神聖意義來強化天皇制，如加藤弘之。)
所以當時中國亦有不少人反對「天演觀」，例如夏曾佑《中國古代史》就提及，要以宗教的仁勇出世對抗天演的弱肉強食。
而當時支持天演論的人，則有舉霍布斯的「原始狀態」(人與人互相為敵)為例，認為這就是生存常態。(蘇按﹕先不論霍說純屬虛構，但更重要的是他們沒留意，引用霍布斯說之下，「天演觀」也只不過是「原始狀態」，人類就是無法接受原始狀態才減少鬥爭走入文明。)
當時胡適亦支持天演論，視之為自然主義觀。
6. 中國傳統的天有四重意義﹕自然的天、神靈的天、道德的天、天國的天。
到了皇帝制度之下，強調「天命」和「天人合一」，「正義之天」成為了傳統社會三綱五常的超越道德正義基礎(政治上「天」高於君臣、父子、夫婦三倫)。傳統司法強調「天理、國法(即君命)、人情(即風俗)」，透過儒家訓練實踐到基層之中。
而民間信仰，同樣有「天網恢恢」、「天理昭昭」、報應等觀念。
講者一開始時提及例子，說在新聞聽到大陸官方對某宗食品安全案件有「天理難容」的評語，嚇了一跳。正是因為這種批評在民間有共鳴，但說出這句話的共產黨政府卻是無神論的。
Paul Katz's 《Divine Justice》亦提及神明、陰間的正義觀念。
官府的司法、民間的調解、陰間的審判，全部共用「正義之天」的觀念。
7. Alan Watson 的 Legal transplant theory 認為，法律多數都是抄別國的。因為有權立法者志不在此(法條細節)，有才能者又有心無力(無力左右立法)。法律的原則是普世的，跟文化、國土無關，所以大可抄來抄去。
這種觀念，到近年多被質疑。現在一般認為需要「有根」的移植，外來法律與本土文化能有機結合才成。
中國人以「自然天」取代「正義天」，中國文化跟西方法律再難有機結合，而在法律條文之上，中國文化亦再無超越、更高的法律秩序，亦不如西方有宗教作規範(因為被視作迷信、不科學)。
西方法律卻不同，一直有宗教作為超越秩序的來源。西方的 heaven 亦非中國之「天」。
(講者開玩笑道，如果達爾文把「natural selection」改成「God's selection」，對西方文化的影響可能更大。)
(方按﹕這不代表說現代西方法律是宗教的，西方法律已完成世俗化。這裡是指西方法律觀念中的宗教淵源令它們跟西方社會有機結合和發展。)
8. 昂格(Robert Unger)認為自由社會的法治有以下特性﹕
—古時強調﹕法律有公共性(Public)、實體性(Positive)
—現今強調﹕自主性(Autonomy)、通用性(Generality)—即人人平等、不受其他因素干擾
但法律的通用性有其條件，包括﹕
—多元和自由社會
—源自超越宗教的自然法(Natural law from transcendent religion)
如是者有普遍的個人權益、法律亦具通用性。
大家把「天賦人權」掛在口邊，這個詞其實是日本人的翻譯。(正如「自由」也是日本人翻譯的，嚴復譯成「群己權界」可能更準確但沒人理會。畢竟 freedom 跟 kingdom 都共用 -dom 的字尾。)
(方按﹕亦正如嚴復把 economics 譯成「計學」可能更接近原意，日本人譯「經濟」在中文卻是「治國」之意，雖然這可能中了 political economics 卻跟 micro-economics 沒關係。)
其實「天賦人權」都有神聖的根源。例如美國《獨立宣言》說這些是「造物主賦予不可剝奪的權利」，法國人權宣言亦宣稱這些權利是上帝恩許的。
(方按﹕其實蘇生沒提及的英國國歌說得更清楚兼露骨。權利是上帝賜予的，國王只負責分發。當國王盡責保護法治和人權的話，國民才衷心希望「天佑吾王」。)
影響民國法律最多的德、日兩國，均為受宗教影響很重的國家。
9. 「人權觀」與「天演觀」並不相容。
10. 天演觀的特色為﹕
—移風易俗，鼓吹弱肉強食
—以優勝劣敗看法律
—為強者服務 (扶強抑弱)
—不為正義的法律正義 (無實質正義)
—違反民間正義觀
11. 當時亦有人嘗試另造「根源」。例如居正就提倡「司法黨化」，不過不是指今日書記領導一切之意，而是把古代的「經義斷獄」改為「黨義斷獄」，以「三民主義」為新的正義根源。這是在沒有「正義天」的中華法系下自造新「根」。講者認為，問題是三民主義本身即為「無根之根」(方按﹕並未紮根於中國文化之中)，無法提供到穩固的基礎。
12. 「道德」和「對錯」分化了，以致 Sandel 把哈佛講堂中的例子搬到中國的大學討論時，驚訝地發現大部分學生認為不道德地賺錢也可以是「對」的事。(在美國當然也有學生認為可以不道德地賺錢，但沒有中國那麼一面倒。)
如果現代經濟已經發展成可以不講道德，那麼現代法律又為何不可﹖
結果只會造成一個去文明化的經濟強權(de-civilized economic power)。
13. 問答時間，蘇生提及伊藤博文寫了《日本帝國憲法釋義》(憲法義解)。回家再查才知道原來大陸有人翻譯了，如果有機會也應該找來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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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某對近代史或法學的認識，應該都不足以評論他的觀點。
(唯一的觀感是把近代史歸因於「天演論」這個譯名，似乎有點誇張。不過至少「天演論」都是反映了那個時代的觀點，而這種觀點既影響了「天演論」的翻譯，亦影響了近代中國。)
倒是「天演論」這個故事，其實典型地反映了世人對演化的誤解。
有些人反對演化論，原因之一就是認為演化論鼓吹弱肉強食，「教壞細路、破壞道德」。
歷史上的確有諸多假借演化論名義行壓迫之實的活動(例如跟達爾文無關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當時不少科學家認同的優生論甚至變成納粹屠殺的藉口)，這些宣稱「弱肉強食」的理論，實質與達爾文的想法不符，亦與演化事實不符。
在達爾文的眼中，生物最重要的就是確保生存和繁殖(這點也引起一些人反感，認為排除了更高的價值，但其實演化論並不指導人選擇過甚麼生活)，生物固然可以靠「食弱肉」生存(如獅子)，但也可以依靠其他辦法生存(例如兔子以動作靈活和繁殖率高彌補被捕食的損失)。只要繼續生存繁衍不絕種，在演化的世界就是勝利者。換言之，在達爾文的眼中，兔子般的「弱肉」跟獅子的「強食」一樣成功。
(如果以現今的觀點看，大腸桿菌和螞蟻可能比人類更成功，因為牠們的數目或質量比人更多。你認為牠們「太簡單」，抱歉這在演化中並不重要。以為演化就是「簡單變複雜」其實也是另一誤解。)
以為演化論鼓吹恃強凌弱，蔑視弱者，此謬誤一。
<p& gt;以為演化論鼓吹「恃強凌弱」，此謬誤一。<="" p="">
此外，演化當中固然無處不充滿競爭，競爭也的確無情。但如果以為演化只會鼓勵無情競爭，這也是誤解。
因為演化同時鼓勵合作。
如果看倌讀過生態學，當知生物之間的關係，除了競爭還有互利共生。很多生物(包括閣下和閣下腸內、皮膚上各處的益菌菌落)都是從「共同生活」中互相得益。(方某介紹)除了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討論過自私的基因如何得出合作的結果，Matt Ridley甚至在《德性起源》討論過演化如何成為道德的起源。
換言之，演化為人類本能帶來「不道德」的部分，但同樣帶來了「道德」的那部分。道德或不道德，其實只是用以適應環境、確保生存和繁殖的不同策略而已。兩者都有成功的可能(亦有人成功過)，演化容許道德，只是不保證你有道德。
以為演化論鼓吹惡性競爭、排斥合作，此謬誤二。
講座中提及赫胥黎強調「集體選擇和淘汰」，於是他們當時提倡的是集體主義(民族主義)式的適者生存。這是時代背景。恐怕他們眼中的「演化」就算有合作，也只會是集體(民族)之中的合作，以便與「外族」競爭。
這種思維稱「群體選擇」(group selection)，意指「自然選擇」中的單位為「群體」。
雖然達爾文一開始時設想的選擇單位，其實是個體。但群體選擇卻相當「適合」當時民族主義的需要，所以成為主流。
但群體選擇其實是一種很脆弱的理論，因為個體之間私利的競爭很容易顛覆合作的「大局」，令「群體選擇」破功(這也是工會要爭取集體談判權的原因，單對單談判員工多處下風，易被逐個擊破)。後世數學家介入演化理論，以方程式研究「囚犯兩難」之類的賽局(個體為了些微利益，反而令雙方都陷入更差的狀態)，很快就發現這一點。
更有甚者，後來遺傳學家也加入戰團，提出「基因選擇說」(以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為通俗代表)，認為選擇的單位甚至不是個體，而是個體內的每一個「基因」。(事實上有些遺傳疾病，就是由「自私的基因」破壞了整體運作引起。癌症的本質其實也只是個別細胞「不肯按原定機制去死」而導致整個身體受損。)
從基因選擇的角度看，「群體選擇」其實只有在個體之間基因十分相近的情況下才有效(因為個體合作犧牲令共同基因得益，效果比各自為政更大)。尤以社會性昆蟲為甚，如蜜蜂和螞蟻，因為工蜂工蟻只有一套染色體，同一窩蜂/蟻之間有75%基因相同，比人類的兄弟更高，所以為了保護群體而犧牲個體，可對基因帶來莫大的利益。就算是其他社會性動物，往往都是近親群居。這種情況下，所謂群體選擇，只不過是一種親緣選擇(kin selection)。
非親屬之間的互助當然也有，但條件嚴格得多，更不可能毫不利己地純粹犧牲(要不然這種基因早就絕跡了)。
所以群體選擇現在於學界的影響力已很少，主要的「競爭」都是在「個體選擇」和「基因選擇」之間。只是生態學家多傾向個體選擇(或群體選擇)，遺傳學家多傾向基因選擇，其實大家都只是執著於自己的研究對象而已。個體選擇和基因選擇，其實有如硬幣之兩面，互如補足。
<p& gt;以為演化論鼓吹「恃強凌弱」，此謬誤一。<="" p="">
回望起來，因為誤解演化搞出那麼多問題，豈不冤枉﹖
(當然，我們也可以說，其實是那個時代的人有這樣的思想—如民族主義—才會有這樣的誤解。畢竟人的心理，一向是對扭曲他者以為己用優而為之。)
(講到把演化論歪曲成「弱肉強食」，有朋友提及一個剛剛新鮮出爐的例子。這個例子甚至膠到我沒興趣為他寫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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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話﹕寫這篇文的最大發現就是原來魯迅也是花生友﹕
魯迅在文集《朝華夕拾》中說在學校生活中最大樂趣是「吃侉餅、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論》」
(維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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