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ly 30,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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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地理雜誌》2011年7月號

    只打算抄兩段故事，都是來自這一篇〈糧食方舟〉(by Charles Siebert)。實在太令人傷心的故事。而每當想到我們還在浪費大量食物、把食物當成一種純粹的商品去炒賣、甚至拿來作燃料而無視陷入饑荒的人，更有甚者只鼓勵和承認「經濟效益」的短視目光而拒絕探討和實現維繫長遠未來的所需，就更心有戚戚然……

    第一個故事，蘇聯﹕

    對於田園中的生物多樣性快速降低，對策之一是盡可能蒐集並安全地存放不同作物的種子，以免它們永遠消失。俄羅斯植物學家尼古拉．瓦維洛夫首先提出這個想法，他於1926年有了現代或許最不為人知的科學領悟。這名莫斯科商人之子在一個不斷為欠收及糧食配給所苦的貧窮農村長大，他年紀輕輕時就一心想終結祖國及全世界的饑荒。1920及1930年代，瓦維洛夫致力於從五大洲蒐集糧食作物的野生親戚及未知變種的種子，意圖保存具有抵抗病害及極端氣候等必要特徵的基因。他也主持一個以保存他迅速增加的收藏為任務的機構(即現在位於聖彼得堡的植物產業研究所)，等同於第一座全球種子庫。

    ……

    瓦維洛夫沒有得到善終。1943年，這位全球數一數二的饑荒對策研究權威，因為遭受史達林迫害而餓死在窩瓦河畔的一處集中營﹔史達林將他為蒐集種子所做的努力視為資產階級的科學。此時，希特勒的軍隊已經包圍聖彼得堡(當時的列寧格勒)——一座已經因飢餓和疾病而失去超過70萬人、情況告急的城市。蘇聯政府確信希特勒會覬覦冬宮博物館，於是下令將館中的藝術品撤走。他們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去保護貯存在世界最大種子庫裡的40萬個種子、根和地下莖，以及果實。瓦維洛夫研究所的一群科學家於是將代表性的種子裝箱，移到地下室中存放，並且輪流看管保護。後來的歷史文獻顯示，希特勒確實組織了一支突擊隊來襲擊種子庫，或許冀望有一天能掌控全世界的糧食供給。

    雖然為飢餓所苦，那些守護種子的人拒絕將他們視為國家未來希望所在的種子吃掉。到1944年春天圍城結束時，甚至有九名自願看管種子的該機構成員已經活活餓死。

    (p.38-39)

    第二個故事，埃塞俄比亞﹕

    魏羅是1984年衣索比亞大饑荒受害最嚴重的地區之一，衣索比亞有數十萬人因而死亡。當時的一切仍然烙印在莫哈梅德的記憶中。……

    莫哈梅德帶我到對街的一座農場，並和他的鄰居一同抬起一塊石板，露出一間深度及寬度皆為兩公尺的土室﹕那是間緊急地下糧食貯藏室。幾語後收割工作完成時，他們會為貯藏室鋪上一層稻草當襯底，接著在裡頭放滿穀物，再把石板蓋回去，讓土壤的寒氣保持穀物的新鮮。

    我問他們在1984年大饑荒時有多麼依賴緊急貯藏室，他們低下頭，喃喃地說了什麼，接著就完全不語、眼眶泛淚。我的口譯員搖搖手指，示意我不要再追問下去。

    口譯員解釋說，回想當時的景況對他們太痛苦了。在那之前，他們已賣掉了儲存的穀物，根本沒想到會突然發生旱災。後來情況糟到他們必須吃光所有的儲糧，也有部分家族成員餓死。最後他們僅有的只剩下種子。由於情況惡劣、無法種植作物，挨餓的他們被迫做出不可思議的打算﹕吃掉代表未來希望所在的種子。(方按﹕即廣東人說的「食穀種」)

    ……

    衣索比亞的轉向，部分可歸功於著名植物遺傳學家梅拉古．沃瑞德的努力。他於1972年取得美國內布拉斯加大學博士學位，接著回到衣索比亞，意欲保存和重建該國豐富的生物多樣性。……

    沃瑞德希望為增加糧食產量所採取的新行動，例如蓋茲基金會所推動的非洲綠色革命聯盟，不會重蹈覆轍。這些計畫嘗試讓當地農民參與決策過程。……「不過他們仍然太專注於為數甚少的品種。其他品種怎麼辦﹖我們會失去它們。相信我，我不是在反科學。我為什麼要反科學﹖我是科學家。但事情要從整體來看。要結合科學與當地的知識，也就是農民的科學。」

    沃瑞德主張，不但要將本地的多樣性保存在種子庫中，還要在陸地上維持它，而且要密切諮商農民，這麼做至關重要。產量對農民固然很重要，但針對饑荒而多種點不同品種的多季作物分散風險，這一點更加重要。這麼一來，就算某種作物受到病害、某個收穫季節碰到乾旱，或某片坡地有水患，農民還是有替代作物可以依靠。

    (p.44, 46)

    就像在餅家吃到的楊桃，這些農夫的經驗知識，就在香港對農業的賤視中，逐漸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