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簡史—從殖民地至特別行政區》高馬可(John M. Carroll)著、林立偉譯，香港﹕中華，2013 (ISBN 978-988-8263-20-2，陽光印刷製本廠印)
奇遇，總是發生在奇國。
為何本文開首包括 ISBN 書號和印刷廠名號，有留意新聞的看倌應已知道，因為本書還有「另一版本」。本書於今年會展書展前推出，卻被發現市面原來還有另一本封面和書名一模一樣，但內容經過刪節的版本，對中共不利的內容和意見都被刪掉。唯一可資辨認的，就是「刪節版」的 ISBN 和印刷廠都不同。
消息一傳出，「篡改」之聲不絕。還有「路邊社消息」指，本書是出版後才被高層留意到有「敏感內容」，所以緊急回收原版並推出「刪節版」代替，改 ISBN 是為了方便店員辨認云云。
中華書局稍後的回應，則指「刪節本」只是為內地洽商版權製作的少量樣書，只是錯誤流出市場云云。而買錯了「刪節本」的市民可到書店換書。
整件事，就算撇除了所有「陰謀論」的內容(例如「緊急回收」無法佐證)，無論用哪個角度看，依然是疑雲處處。
書局聲稱為了與內地洽商版權而製作刪節本，先不說「沒問過作者」就去洽商和製作刪節版的問題(還要視乎作者跟書局簽的合約只是繁體中文版還是包括所有中文版，我們不知道)，為何不用簡體字呢﹖現在很多軟件都有「繁簡切換」功能。由於有些簡體字以不同繁體字合併使用，把簡體字書轉繁體，很易出錯，要花時間檢查﹔但反過來把繁體字書轉簡體，不需要選字，應該不會出錯的。
另一問題是，如果只是樣書而不供售賣，按道理不會在市面流通。既然一般大陸民眾看不到，大陸政府又未宣佈這本是禁書，那又何需以刪節本作樣書﹖直接給他們原版就好，來港負責洽商的大陸出版人怎會沒看過香港的敏感書﹖是否真的要刪節、作者是否願意，大可在「對方感興趣」之後再談，無需提前越俎代庖。
反過來說，指「刪節版」是為了取代本地發售的原版，也有其疑點。
最大疑點莫過於改 ISBN 欲蓋彌彰，因為本地出版全部要送樣書給公共圖書館註冊，就算市面回收了，稍後在圖書館目錄中也很容易被人發現「為何這本書有兩個不同 ISBN 的項目」(除了一般讀者會看目錄，圖書館員更習慣互相「參考」目錄，所以全港各大小圖書館的編目員當中總會有人發現的)，有人拿來對比就會發現內容不同。
如果說改 ISBN 是為了方便回收原版，那麼只要在「刪節版」加條「腰封」或其他標記以供職員識認就行了，根本用不著留下那麼大條尾巴引人懷疑。
(紀曉風文中質疑為何給大陸人看的樣書 ISBN 區碼也是香港的「988」，則顯然是不懂出版。因為 ISBN 的地區碼只以出版地決定，去哪裡賣或發放並非考慮。在香港出版就向公共圖書館拿香港的書號，想拿大陸的書號只能去大陸。
至於書中版次內容和封底價錢都一樣，也不是質疑理由，假如真的只為了作樣書，刪節完「敏感」內容後自然不會去作其他非必要的改動。當然我們可以質疑為何價錢欄不改為「非賣本」，不過這一點並非必要。
紀曉風另一質疑點是「中資書店電腦系統已記錄了刪節版的 ISBN，顯然是為了銷售用途」，我倒認為電腦系統應該是公司內不同部門共通的。出版部門把已印好的樣書資料輸入同一系統，一旦放出門市後就可以搜尋和購買，並非不可想像。
但疑點仍然未解﹕為何刪節本要用另一個 ISBN﹖)
簡言之，在下認為兩種說法(樣書論或取代論)都有疑點，並不完全令人滿意，在下對這件事難有定論。當然未問作者就搞刪節版，就算只是樣書也不妥，這是後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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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這宗篡改疑雲，不知算不算好事。好書被刪節當然不好，但原本市民沒留意的好書變得全城注目並搶購原版，卻可能是「不幸中之大幸」。
篡改疑雲最令人不解的一點反而是，為何中資書局會出版內容那麼「敏感」的書。(若是敏感，不出版不是比較省事麼﹖如果說是職員乘高層不察出版的，那不是跟自己的飯碗開玩笑嗎﹖)
很多書本，用英文出版沒甚麼，改用中文出版就特別敏感。這本書就是顯例。
因為這本書對於香港人，無論是抱持哪種主張，都不免有點「礙眼」。
對於支持中共的人，這本書明言香港人根本不想「回歸」、懼怕中共政權，而這個政權在回歸後亦插手香港事務，沒有信守承諾。(如果這本書遲半年出中文版，作者應該會說更明目張膽了)
對於支持港英政府的人，本書直指港英官員和華人精英一直以各種藉口，反對給香港人民主權利、壓制幾代人的政治參與，以維護自己的政經特權。英國人直到過渡期才為自抬面子而開放選舉，但已經太遲(而且尚未建立責任政府，民選議員對政策影響有限)。令香港人未做好準備、民主政治亦未成為習慣，就交給中共，導致現在的困局英國人也有責任。
就算是同時不喜歡中英兩國的人，作者亦表明如果你們真的不滿，「應當挺身向政府爭取」。現實中的香港人，就是無論階層高低籍貫何方，都「反政治化」，認為搞政治的人都是滋事分子。與大陸的惡劣情況對比之下香港「已經很好」，不應再有要求(簡單點說，沒真心把香港當成家園的難民心態，於是強秦壓境之下又情願移民了)。所有本來不合理的狀況，跟「更惡劣」的中國大陸比較下便「合理化」了。而政商精英就藉著百姓的這種難民心態，把政治(實質即是利益分配)變成自己的禁臠，讓你們甘心情願地接受剝削。
換言之，作者其實同時批評了所有人。(這一點其實有點像方某先前介紹劉紹麟的《香港的殖民地幽靈》，非常全面的「篤爆」香港人的心理「死症」，在此順道特別推介。)
亦因此，這本書值得所有人都拿來一讀，別以為自己就是穩站最正確的一方了。
不看清楚過去的共業，就沒法解開死結、決心開創未來。我想這本書就是作者給予香港的祝福。
而中華書局出版中文版，還鬧出篡改疑雲，或許是上天在提醒香港人去讀這本書。
(方某人其他書評書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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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或挑骨頭﹕
p.27 「雖然戰爭結束後所簽的條約總是不平等的，但這些條約(南京條約)在中國歷史裏尤其惡名昭著，是百年屈辱的印記，直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百年屈辱才告一段落。」
我倒不明白，既然中共依「約」於1997年才收回香港，那麼1949年又何來「屈辱告一段落」﹖
p.30 「英國人在1841年1月佔領香港時，港島北岸大部分地方都未被佔領」
譯成「佔領」，相信原文是「occupy」，這樣譯有點怪，因為作者的原意只是指北岸的土地未被佔用/使用。佔領是軍事/政治概念，雖然人煙稀少，港島當時很明顯是中國領土。
p.53 「判裁官」應為「裁判官」。
p.58 「賽會馬」應為「賽馬會」。
p.104 「一位來自海峽殖民地的華商捐資成立文學院。」
是否指陸佑﹖為何不指明﹖
p.121 「在1939年，勞工事務主任畢特(H.R. Butters)」
這個職位英文叫 Labour Officer，現在同名的職位只是勞工處一個基層職員。可是在當年華民政務司轄下首設勞工事務官員時，勞工事務主任就是主管官員。這位Butters就是首位勞工事務主任。
p.165 「葛量洪在1925至1926年省港大罷工時期於香港當官學生，他跟楊慕琦不同，他認為，由於這個殖民地與中國近在咫尺，因此永遠不可能把本地華人塑造成效忠英國的子民。葛量洪同意可以稍為增加立法局的代表性，但認為香港不能實行他在牙買加、尼日利亞和斐濟擔任總督時發展的那種制度。他後來寫道﹕『香港和其他殖民地不同，因為香港永遠不可能獨立。它要麼繼續是英國的殖民地，要麼被中國收回，成為廣東省的一部分。』」
葛亮洪很明顯地認為港獨無可為。
p.166 「但是，楊慕琦計劃無疾而終不能只怪在葛量洪頭上。雖然這位新總督須為扼殺這些改革負上很大責任，但英國政府和香港華洋商人都不予支持，以及中國政局波譎雲詭，都是令改革受挫的因素。雖然殖民地部大致上支持楊慕琦的方案，但外交部擔心推行民主，以及任何要把香港保留在大英帝國和英聯邦內的計劃，會挑釁中國政府(不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有些香港官員把這些改革視為對他們行政權力的威脅。英籍和華裔公務員和商界領袖都擔心推行這些改革，會令蔣介石的國民黨得以影響本城的政治。國共內戰期間難民湧入也打擊了政改計劃，因為這些難民關心眼前的生計多於政制改革。1949年共產黨革命後湧入的中國難民潮，這些人為不想受共產黨統治而南來避秦，對於殖民地政府更加沒有什麼不滿。」
p.167 「雖然歷史學家曾銳生發現，已解密的1950和1960年代英國檔案，沒有顯示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曾警告港府不要進行政治改革，但英國官員在為香港不推行民主找理由時，經常就以中國不會容忍任何民主改革為託詞。顧汝德(Leo Goodstadt)曾在香港工作了幾十年，撰有多本關於香港的著作，他因此說﹕『由外籍人組成的殖民地政府，與以華人為主的商界精英串通一氣，致力保存遺留自上世紀的殖民地政府體制，連最溫和的改革都要扼殺。』」
近年論者提及香港沒更早發展民主，不是怪英國無民主誠意，就是怪中共威脅不准搞。但作者認為更大的可能是本港官商利益群體在找藉口延續特權，而中國政局不穩正好提供了現成的最有利藉口。
p.172 「中國政府也了解到，可以利用香港在東亞政策方面離間英美兩國，韓戰爆發後不久，中國總理周恩來下令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遵從中共命令，不要干擾香港，又提醒他，香港對於打破美國和聯合國禁運很有用，還可以令英美兩國在對華政策方面產生分歧。」
為何中共不提早收回香港﹖這就是「長期打算，充份利用」的真相。所以當美國也跟中共直接建交聯合抗蘇(1979)之後，中共就再不需要讓香港留在英國人手上了。
p.182 「但是，如人類學家葛雅倫(Alan Smart)所說，政府對石硤尾大火的反應，並不代表它之前一直奉行的徙置政策丕變。與所謂『石硤尾迷思』的想法相反，殖民地政府其實早在1952年已開始致力安置木屋區居民，這樣做主要是擔心木屋區發生火災會引發內亂，危害香港脆弱的地緣政治地位，另外也因為木屋區不只對衛生和安全帶來嚴重風險，也影響政府的土地收入。歷史學家科大衛的研究路向略為不同，但同樣凸顯這些徙置計劃的戰略目的，他說，香港政府受到殖民地部的壓力，早就想推出公共房屋，但遭到華人精英反對，石硤尾大火就為政府提供了完美的理由。」
原來搞公屋也要借一場大火才堵得住那批財主的口，想不到吧﹖
p.183 「香港政府沒有更盡力照顧大陸來港難民的原因之一，是它認為一旦中國局勢穩定，這些人就會返回中國。但如安德葛所說﹕『沒有宣之於口的想法是﹕沒有人逼亞裔人(尤其是中國人)來香港，他們要來與人無尤，來了以後無論境況如何都得接受。』許多殖民地官員擔心提供太多社會福利，會吸引更多大陸難民來港。這看似是歪理，卻反映了殖民地官員、華人精英、甚至許多普通華人共有的恆久擔憂，他們往往拿香港的情況與中國大陸作對比，從而把香港一些很不堪的問題合理化。」
遺憾的是，這一點到近年還是很好用的藉口。而仇視新移民的心態亦非始於香港富裕之後(雖然那時主要是在官商貴人之間，現在卻是流行於平民)。
p.214 「1985年香港藝術館落成」
這句其實很難明，因為香港藝術館早在1962年已成立，當時是香港博物美術館，位於大會堂。後來1975年歷史部分分拆出香港博物館他遷，香港藝術館留在原址。藝術館現在的館址是1988年動工，1991年啟用。所以我不明白1985年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p.217 「1975年動工興建並在1980年代末竣工的地下鐵路」
香港地鐵在1975年動工沒錯，問題是第一段線路1979年就通車了。1980和1982年觀塘線和荃灣線都完成了。連港島線也在1986年完成。
1989年只是東隧啟用而已，可是東隧並不在地鐵起初的發展計劃當中呀，以這個作為完工的象徵，好像有點奇怪。
p.220 「在香港工作多年並撰有多部關於這個地方著作的顧汝德，對於麥理浩肅貪倡廉工作的評價就沒有那麼高。據他說，這位港督拒絕聽取想要投訴警隊貪污的高級警官的報告，因為他『不想廉潔問題成為公眾討論的焦點，擔心他辛苦地為殖民地政府建立的良好新形象，會因此而破壞。』」
「殖民地官員經常把貪污橫行歸咎於華人，堅稱貪污是中國文化根深蒂固的陋習，永不可能遏止，更遑論根除，『而英國人則大都潔身自愛，白璧無瑕』。但是，政府最終決心處理問題後，因貪污被定罪的外籍人數目之多，證明貪污腐敗並非華人專利。對杜葉錫恩來說，罪惡的根源在於立法機構缺乏代表性，『從而在公務員隊伍產生了許多貪污受賄和營私舞弊的機會』。顧汝德同樣把問題歸咎於殖民地政府和本地英資和華資商界精英之間的『官商相謀』，指它『形成了一種令營私舞弊和貪贓枉法的行為，能在公營部門和私營機構滋生的環境』。」
一隻手掌拍不響。制度不好如何令人人都變壞人，九七後大家都見到了。
p.221 「社動人士」應為「社運人士」。
p.222 「正如麥理浩後來憶述﹕『起訴那些在很久以前犯罪的人，並非不可行，但這樣做有一個壞處，就是會令從前貪污和現在貪污的兩批人聯合起來，而後一批人是當時幾乎發生的警察叛變的核心，特赦分裂了這兩批頗不相同的人，也簡化了廉署的工作，使它可以集中力量打擊當前的貪污罪行。』」
p.223 「如顧汝德所說﹕『針對警察的刑事訴訟，以及警界貪污明目張膽的性質，分散了市民的注意力，令大家沒察覺商界一些更賺錢、組織更嚴密的同謀行為。』貪污風氣在房地產和建築業尤其熾烈。由於要規避消防和安全規定，『地產和建築界的醜聞不斷，在餘下的英治時期仍然揮之不去，並禍延至後殖民地時期的政府』。而且雖然廉政公署揭發了『少數高官及一些次要的商界和專業人士』，但一些政府官員『無懼廉政公署的公開批評，仍然與他們在職責上本應監管的商人和專業人士過從甚密』。」
廣告﹕上次介紹的《香港工程考—十一個建築工程故事 1841-1953》就討論過香港人為了「搵食o者」可以有多為富不仁草菅人命。
「如顧汝德所言，它『為英國統治賺取了寶貴的政治籌碼』，香港市民『幾乎馬上相信英國人終於建立了一個機構，讓他們可以免於恐懼和有效地投訴官員濫用職權、玩忽職守和非法敲詐。廉政公署一舉扭轉市民對殖民地政府根深蒂固的懷疑態度，也加強政府服務廣大市民的責任感。在殖民統治和不民主的政治環境下，此舉令政府氣象一新，是政府公信力的可貴來源』。」
此說明了廉政對延續港英政權的重要性。現在呢﹖
p.229 「雙方齟齬的重點是，中國要求英國承認中方擁有香港主權，遭英方拒絕。待到戴卓爾夫人讓步，說如果香港人願意接受回歸，就會把香港主權歸還中國，這樣談判才進入第二階段。另一個問題是，雙方對於談判最終要達成什麼樣的成果，有很不同的看法。前港府政治顧問兼英方談判小組成員衛奕信(David Wilson)憶述﹕『我們希望制定出猶如《大英百科全書》般詳盡的協議，但中方想要的，卻是一份兩三頁A4紙大小的文件。』」
對於沒合約精神又不想守信諾的人來說，越簡短越模糊的文件，任意「解釋」的空間就越大，其理甚明。九七後人大常委推翻原來可以零七零八雙普選的預期，證明了這一點。
p.233 「1985年匯豐新總行落成」
不查的話在下也沒留意原來新總行是1985年才啟用。
p.235 「港府和英國政府屈服於中國政府的壓力，不推行民主改革，反競香港不想實行民主，香港人對此心知肚明，所以對三個政府都十分反感。」
現在很多人可能已忘記了這回事﹕三個政府聯手把香港人排除在前途談判以外。中國政府自稱代表香港人，英國政府和港英政府也自認代表香港人，而沒一個是香港人選擇的代表。
p.241 「到了5月4日『四五運動』七十周年的日子」應為「五四運動」。
p.253 「許多批評者責怪彭定康令十年來中英之間的諒解付諸東流，這些人忽略了兩國早前已因天安門事件和新機場計劃而關係緊張。支持彭定康方案的人則指北京只是利用他的改革方案，令自己在主權移交前能加強對香港的控制。雙方都低估了彭定康複雜的兩難處境﹕他希望藉着推行民主和比衛奕信更出色的表現(香港和英國有許多人覺得衛奕信太容易向中國屈服)，能令英國人留下美好形象，並獲得香港人支持，另一方面又與中國政府保持友好關係，但中國政府不相信彭定康開展政治改革是出於真心誠意，令彭定康的處境雪上加霜的是，倫敦為了修補與北京的關係，在1995年突然撤回對其改革方案的支持。」
p.254 「北京和倫敦開始直接合作規劃1997年的主權移交之時，彭定康就逐漸被邊緣化(柯利達把此情況稱為『這位總督難以置信地萎縮的奇景』)。無論如何，彭定康的改革對香港有幾個重要影響。它們有利於民主派陣營，因為民主黨在1995年後掌握了近半數立法局議席。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引起中英衝突，但這方案也代表許多香港人的願望，這可清楚見於1995年的立法局選舉結果。」
彭定康的兩難，就算他愛做騷也好，很多香港人懷念他自有原因。
p.256 「這些政治改革不但沒有令英國從香港撤退顯得光榮，反而令人注意它的歷史缺失。例如，眾所周知立場反中的立法局議員李卓人，在1996年10月就批評英國人這麼遲才實行民主。」
李卓人充其量是反共，不是反中吧﹖
p.266 「籌委會法律小組建議，香港現有二百四十條現行法例中，有超過百分之十應該廢除或修訂。」
香港的法例遠遠不只二百四十「條」那麼少，我想應是二百四十「章」。
p.267 「在東亞和東南亞，主權移交代表殖民主義終結。即使他們自己的國家與中國改善了關係，但許多這些地區內的人把香港交還中國視為中國擴張勢力的警兆，並不是對他們的安全的潛在威脅。」
「香港是日本人的熱門旅遊地點，許多日本人密切關於香港主權移交，對於香港將落入一個極權國家手上感到不安，並且憂慮中國在亞洲愈來愈財雄勢大。這解釋為何在移交前夕，到香港採訪的日本記者數目是中國大陸或英國記者的兩倍之多，唯一採訪陣容比日本記者團大的，只有香港本地媒體。」
東南亞各國當然願意跟中國做生意，但中共當年以民族主義煽動各地華人叛亂(於是導致各國排華)的傷痕和忌憚，人家不會忘記的。
而以日本對中國「有史以來」密切關注和情報饑渴，派記者比人多也不是難以想像之事。
p.273 「不過，同樣惹人注意的是連貫性。香港在許多國際組織中保有自己的代表席位，並保留遷入移民審批和程序方面的控制權(至少理論上如此)。」
看來作者只著眼於海外移民吧﹖如果以大陸移民(單程證)來說，香港向來都沒有審批權，所以才被批評為「硬食」。
p.274 「有些批評者認為，《基本法》除了令香港特區無法因應時代變化的需要，修改或擴大其福利和經濟政策外，還擴大了商界精英(尤其是地產商)在香港權力架構中的角色。」
事實上如此，以往英國政府雖然在建制中吸納很多商界精英，但他們只是港督的管治「伙伴」。至少港督並不需要向他們「乞票」，對比現在要靠商界投票才可以上任的特首，腰骨當然可以硬一點，向商界開刀時顧忌也少一點。(至少「一點」吧…)
《基本法》的制度基本上就是把「資本主義」理解成原始資本主義，在中共遙控之下資本家完全控制一切的方式。向資本家「一面倒」的模式，反而令政府施政無法發揮「平衡不同利益」的角色，令香港更不穩定、更仇富。對比九七前首富被當成全民偶象，到現在平民仇富，這一點的確是「一切源於《基本法》」。
為何九七後左翼思想得以興起，當然不是膠子山式的「民粹議員煽動」論可以解釋——要是民眾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成果，對有錢人就沒不滿，誰煽得起﹖
p.275 「在殖民地時代的香港，殖民統治者到了1960年代開始享有頗大自主權，不受英國政府干涉，並且在1960年代前大都視民意如無物﹔可是，香港特區的新統治者面對左右為難的處境，既要使北京中央政府放心，又要令香港財雄勢大的商界利益集團和市民大眾滿意，而市民由於九七前一段歲月的變革，現在對政府有了很大期望和更多要求。」
由於共產黨的作風跟香港格格不入，特首本來就一定會夾在中港之間左右做人難。只是還要夾在商界和市民之間，就要多謝中共和基本法遲遲不肯給香港雙普選，讓政府不能反映民意、商界又擁有不成比例的權力了。
如果真的要指責彭定康在香港埋下「炸彈」，其實根本不是那些甚麼半桶水的「民主改革」，而是在政府部門推行「服務承諾」。「服務承諾」令所有市民都接收到「政府官員不是衙門大人，而是服務我的公僕」這個訊息，原本對殖民政府沒甚麼期望的市民，要求大增。這一點對民主社會本屬正常現象，不過對於想延續殖民體制的中共，當然就不會想「刁民」對政府訴求多多又毫不感激了。
p.280 「在人大常委會釋法後進行的民意調查雖然顯示市民對政府信心下跌，但同時顯示逾百分之八十的受訪者(令他們更為擔心的，是愈來愈多大陸移民來到香港)不滿終審法院的裁決，百分之六十五的人支持政府限制移民湧入的做法。在絕大多數人眼中，顧全整體社會的福祉似乎比維護法律更重要。」
這就是「司法獨立誠可貴，港人福祉價更高」的深層心態，人民抱持這種急功近利，只看到眼前小利而無視制度長遠利益的心態，法治永遠都是危如累卵。
p.287 「沙士危機對香港的公民文化和政治文化產生了深刻影響。政治學者兼民意調查專家戴高禮(Michael DeGolyer)說，這場疫症爆發『造成的醫療緊急狀態和公共衛生災難，完全彌漫於香港各收入和教育程度人群的社會意識中。它在大陸和香港都扮演了關鍵角色，令人明白到新聞自由、透明度的必要性，以及管治問責制之間的聯繫。以往只有少數人感興趣的抽象和頗為遙遠的問題，突然成為攸關每個人生死的大事』。」
可惜的是，這一點是否持久﹖
p.288 「在九七倒數的時候，西方傳媒把香港形容為民主、自由表達和繁榮的堡壘，常常忽略香港長期以來是缺乏民主和言論自由的殖民地。」
p.289 「例如，1951年頒佈的《出版物管制綜合條例》(Control of Publications Ordinance)規定，出版任何煽惑人煽動叛亂的物品都是罪行，這條例直至1987年才廢除。」
「同樣地，熊玠指出，對於一些外籍人無須面對的問題，殖民地政府一直毫不關心，這些問題包括﹕香港的收入分配極度不均，堪稱是『富饒中的赤貧』﹔清貧長者生活在『可恥』的境地﹔還有因為政府認為提供失業救濟只會助長懶惰，所以在1965年前失業救濟一直付諸闕如。熊玠慨嘆﹕『令人痛心的是，殖民政府長期形成的那種缺乏體恤憐憫之心，連接受英國人教育的本地精英也習染到，甚至一直貽害至後殖民地時代。』」
p.290 「二次大戰過後，殖民地政府長期不願鼓勵工業化，因為這牴觸官方着重貿易和商業的殖民地政策。在殖民地權力架構中，來自商界和專業界別的代表過多，也妨礙房地產市場的競爭。如歷史學家陳明銶所說，自由貿易和自由經營『並不一定代表公平貿易和機會平等』。」
那些濫用「獅子山精神」來掩飾制度不公的「正能量」人就是例子，這種人在香港很有市場。最可悲的不是既得利益者這樣想(事屬平常)，而是連被制度遺棄的人也被洗了腦，誤以為現狀是必然的。
p.291 「英國人對香港有許多貢獻，永遠會被人銘記，但同樣永留人們心中的，還有他們造成的許多惡果。1975年成立的香港觀察社，是致力討論時政的壓力團體，而扮師胡紅玉是創社成員之一，她在1992年獲彭定康委任為立法局議員。她說麥理浩在任內不肯開放立法局選舉，為香港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因為這種改革本來可以為香港在英國殖民統治以外提供另一種選擇，即『一個較穩定和較成熟的政府』，並令香港可以有更好的準備迎接九七後的特區政府。胡紅玉說，政治本來會『成為我們生活和文化的一部，而不只是一種新觀念』。由於殖民地政府遲至1990年代才推行民主，就給予中國政府理直氣壯地抗議政治改革的口實。因此，香港特區的問題不能只歸咎於北京。陳明銶說﹕『同樣應受責備的，還有基礎不足、不健康的政治文化、不完善的法律—政治架構，以及不良的官僚作風，而這些都是沿襲自英國人的問題﹔此外，香港人由於在殖民地時代所受的剝奪，導致現在沒有能力堅守地捍衛他們珍視的自由、民主和高度自治。』」
「殖民地官員常把香港政治文化發展遲緩歸咎於華人、他們的傳統文化及難民心態。歷史學家科大衛甚不以為然﹕『香港和東亞其他地方的政治或經濟發展，並非由儒家思想主宰，正如歐美政治經濟發展背後的推動力並不是基督教思想。』科大衛認為﹕『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初沒有擴大選舉權，剝奪了香港人參與政治的有效途徑。』香港人了解到他們在香港行政架構中沒有施展空間，改為在少數他們有用武之地的舞台發揮實力，例如商業和專業領域，因而給人『香港人不關心政治的印象』。有一種說法把華人政治冷感作為理直氣壯地不推行政治改革的原因，顧汝德指斥這種標準託辭是『怪罪受害者』﹕『在英國統治最後十年前，香港立法機關一直沒有直選議席的真正原因，是殖民地文化沾沾自滿，又不信任本地華人。』顧汝德認為，英國人『對於讓公眾直接參與政治缺乏信心』，因此香港的『政治制度一直是落後於時代。在殖民統治的最後十年之前，香港的政治安排跟十九世紀時基本上無甚分別』。」
p.292 「如果說對於香港的經濟繁榮和政治穩定，香港人應記一功，那麼，造成香港房屋環境和社會服務惡劣、教育制度高壓，以及政治文化薄弱，香港人也難辭其咎。如 果香港大眾確實如一些批評者有時候所宣稱那樣，對殖民地政府在社會服務和政治改革方面成績拙劣深惡欲絕，那麼他們就應當挺身向政府爭取。1970件年代的政治和社會運動份子經常受到華人社會各階級的人仇視和阻撓，這些人認為香港的情況已比中國好很多，告誡其他人不要參與政治和為政府添麻煩。」
p.294 「曾蔭權必須小心翼翼平衡各方﹕既不令商界支持者背棄他，在經過這麼多年盡心為英國人服務(他為此在1997年獲冊封爵士)後又要向中國輸誠，還要令一般平民滿意。芮育光說，平民百姓『對於政府和商界精英合謀決定香港的未來，完全無視民眾意見，已經忍無可忍』。」
作者連環摑了英國人和香港人很多巴掌，香港的困境實質為中英港三方的共業。
p.299 「北京在1995年末要求全面修改香港的教科書」
這一點在近年陸續實現了，就算沒有「國民教育科」，要滲沙子的機會還多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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