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ril 20, 2007

  • nippon

    [日本]

    為了襯托這篇文章，我決定從四套日劇中各取一曲，充當中日關係的起承轉合。音樂跟內文是沒有關係的。

    (偷偷接近的病魔—電視劇《一公升眼淚》插曲)(播放完畢)


    《100個理由—給日本，也給中國》胡平，三聯(香港)，2007-1(1) (另見新華網的一篇書評)
    《整形日本》湯禎兆，天窗(香港)，2006-10(2)

    最近讀的兩本書，先說湯禎兆的。

    湯禎兆的《整形日本》，非常生活化，亦著意比較港日兩地的生活型態和潮流。
    前半偏重潮流方面(如 kawaii、kidult)，後半則偏重社會(流浪漢、青少年問題、下流社會)，這安排也許比較吸引一般讀者看下去。(也不必然，例如討論「純愛」浪潮的文章也在後半部)
    本書每章分為兩部分，先介紹日本的情況，章末有一頁左右討論香港的相關現象。此是之故，後者有很多港日之「同」的討論(當然也不盡然，例如他認為偶像 kawaii 化在香港流行不來)。

    我們向來知道，潮流有如一浪接一浪，日本的潮流過一段時間就會傳來香港。當香港「興」起來的時候，日本通常已經潮退。
    相比來而又去的潮流，更值得留意的當然是社會問題。例如日本的老人社會和「下流社會」(獨立媒體)，或遲或早，都會在香港出現(方某很明顯就是「下流」的人辦 )。

    最令人心寒的，當然是討論下一代的「小魔怪」現象和教育問題。
    「課堂癱瘓」，當然令我想起當年在天水圍的「盛況」。不過實際而言，我所遇到的情況，比他們所講的「課堂癱瘓」還好一點。至少香港的學生還不至於連校長副校長在場，也照樣作反……

    作者指出，「課堂癱瘓」的現象主要出現於公立學校。因為教育改革要求擺脫束縛，公立學校變得寬鬆，於是很多家長安排子女到私立學校(繼續舊一套模式)，只有最差的學生留在公立學校。
    「沿用舊有的教育方針，反而能保持教育上的基本水平」未必錯，但其實先前的現象是證明不到這一點的。因為很明顯，家長的選擇影響了兩種學校的收生水平。以公立學校所收取的「地底泥」學生，難道去到私立學校就會發憤了麼﹖還是(繼續/)更自暴自棄﹖
    舊有的教育方針不應該完全唾棄，這一點我不反對，但我們還要記得「因材施教」這句話﹕不同的學生，本來就有不同的需要。工業化的教育制度，根本就滿足不到這一點。

    問題是，現在的學校怎樣才滿足到不同學生的需要。我見不到好答案。

    作者更著意指出，為何我們眼中的「先進社會」，只看到美國式互相為敵「勝者全取」，而看不到北歐式均富社會的可能呢﹖任由貧富懸殊惡化下去，連中共也看得出危害社會，香港人就當成理所當然﹖

    如果要說缺點，就是照片太多。
    這個一般人認為是優點，在我眼中就是缺點。因為這本書的排版疏落到，幾乎每兩三頁就有一頁是「照片」頁，而且有很多頁都填不滿。於是這本書的閱讀時間很短，與售價並不相稱(我認為「偏貴」)。有些照片我認為跟內文沒有關係，如果把這些照片頁都刪除，全書厚度說不定會減少兩三成。
    當然，排版不疏，密麻麻的「字陣」就未必吸引一般讀者。如果不包括那麼多「無謂相」，讀者又會嫌「字太多」。而且不把書撐得那麼厚(其實也不算厚，二百幾頁而已)，又怎麼撐得起「八十八元正」的售價呢﹖

    (註﹕售價受書本裝潢、印刷需要影響，多於頁數﹔這本書看來就算少幾幅照片，書價也不會便宜多少。當然，我不像一方般從事出版，所以不知道帳是怎樣算的，也沒有「一眼看出值多少」的異能。我只能說自己認為值多少而已。)

    (投落到地獄—《女王的教室》插曲)(播放完畢)

    相比湯禎兆，胡平的《100個理由—給日本，也給中國》是更令人「痛心疾首」的，因為他在討論中日關係史和中日兩國的民族性。
    如果有人想像胡平打算煽動民族主義，則大錯特錯，我們可以從書的 blurb (好像沒有中譯)看出﹕

    「中國能找到 100個理由譴責日本，
    中國更能找到 100個理由與日本和平相處。」

    書中提出了一些對中日相似、相異處的比較。當然，最令人感慨的，不是日本人如何，而是中國人如何。

    1. 當日本人把中國傳過去的東西，變成自己的珍寶，著力保存的時候(《國家地理雜誌》中文版第一期訪問天皇，原來還有個人負責以古法捕魚，每天送入皇宮)，中國人不斷把東西拆完再拆。

    2. 現在內地還有很多人，堅持反右和文革是正確的，懷念吃大鍋飯的日子。(作者說這些人「必定年輕」，倒不見得。我就聽過有些在毛時代生活過的人，還說老毛的時候好。)
    電視台不停把中國歷代帝皇的故事拍成劇集歌頌—尤其是清朝，儘管清朝屠殺漢人、壓制漢文化、只知加強集權而不開放進取、是封建王朝的末期(明清孰優孰劣，有所爭議)。

    至於一個大興文字獄的朝代，為何值得歌頌﹖看倌想想中共建政以來發生過甚麼事——有些直到現在還持續著，就明白了。
    我倒是驚訝，這本書竟然可以出版——雖然行文已是婉轉至極。
    (當然，還有另一原因，清朝是除了元朝以外，中國領土最大的朝代，就算後來日削月割，還是比明朝大得多。清朝版圖是民國至今的國土「基準」，這些電視劇某程度上也是為了歌頌「大一統」而拍攝的。)

    堅持反右和文革是正確的，正是因為中共從來沒有正面面對這些問題，沒有把賬算清楚。
    單單宣佈「這是個錯誤」，是不夠的。日本首相閃爍其辭的道歉，我們接受嗎﹖
    中共一面承認有錯，一面不讓人追究這個「錯」，因為這些「錯」正是今日在位者的基礎。
    不讓人追究的「錯」，賬就不會被算清楚。歷史的教訓不清楚，下一代亦不會汲取到教訓。
    (另見三月五日日記)

    3. 當日本人把廣島原爆的細節查得一清二楚、死傷算到個位數的時候，我們對南京大屠殺死了多少人，一直沒有仔細調查。(方註﹕只有遠東軍事法庭「超過二十萬」和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三十萬」的約數。數字不清，是日本右翼不承認南京大屠殺的理由之一。)
    作者告訴我們﹕當廣島原爆紀念館和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都成為世界文化遺產，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甚至不是國家級紀念館。

    4. 中國「漢奸」特別多，而且民眾對國家也沒有歸屬感，覺得誰當政也一樣。

    當然，在我看來，這其實也是政治制度的問題。一個沒有民主的國家，民眾既然無從影響國政，自然會認為國家政府都跟自己沒關係。既然不認為國家是自己的，也不覺得有為國犧牲的必要。

    中國人的歸屬，自古在家，而不在國﹔在文化，而不在政權。
    前者，「中國人」這稱呼，也只是近代民族主義興起後才有的事，以前只會自稱「廣東人」、「山西人」，「漢」、「唐」的朝代名稱，後來反而被當成民族稱謂。
    至於後者，「夷狄入於中國者，則中國之」，滿清入關反抗不多，及後剃髮令反而引起抗爭。曾有外國人記載，認為中國人竟然為了頭髮作反，難以理解。

    反過來，我們對「漢奸」和日軍的處理也大異其趣。
    無論國共兩黨，都對日本戰犯從輕法落﹔反而早與軍統聯繫的偽政府要員，明明已得到生命保證(因為他們等同臥底)，仍被蔣介石槍決了。

    5. 雖然德國在一次大戰後的鉅額賠款，是走向軍國主義的導火線之一，但中國因為內戰，雙方都向日本主動放棄索償，以爭取承認。名為寬大，實為獻媚。
    反過來，日本人給中國的援助貸款，被當成非正式賠償(儘管雙方政府從未聲稱如此)。中國人當成理所當然，用了日本人的錢，連多謝也沒一句。(有人聲稱由於日本升值，其實日本從這筆低息貸款中，也獲益甚多。但人家獲益是一回事，中國需要資金的時候，日本出了錢，「credit」一下還是少不了的。)

    另一方面，就像共產黨慣於「團結大多數，打擊一小撮」，我們把戰爭責任歸咎於日本軍閥，而宣稱日本人民並無罪責。非但與事實不符，而且日本人不見得領情。
    就像德國，納粹之所以肆虐，除了少數「話事人」外，還因為有大多數人的默許、合作、甚至支持。當時很多日本人對侵略是熱心支持的，對於侵略戰爭，至少也有道義上的責任。

    無論根據《南京大屠殺與日本人的精神構造》還是本書的描述，很多日本人根本不認為自己有責任，包括有份上戰場殺人的那些。
    津田道夫歸咎於日本人的道德虛無感，而本書作者則認為「一億總懺悔」的集體負責，變成集體不負責(每人都有一億份之一的責任，「等於」每個人都沒有責任)。
    (這個說法有沒有令看倌想起香港政府的「集體負責制」﹖)

    6. 憤青「反日」、「反美」之風盛矣，其聲勢嚇人，但其實只是偽悲情。
    去美國領事館擲石頭的學生，回家還是要準備 GRE 考試。
    憤青高呼「抵制日貨」，但其實中國人對日本貨趨之若鶩，甚至乎非日本製不買，連日本商店街也要特地聘請懂普通話的店員。
    (作者列出了一堆「日本援建」的東西，憤青有種的話，全部拆掉﹖)

    也許是因為政治風波太多﹖作者指出，中國人往往有愛國主義的「皮」，包藏私利的「肉」，無時無刻不在計算。對著電視機反美反日，轉頭又可以親美親日，人格扭曲了，還以為自己是適應社會。(不要說內地人，香港人差得遠嗎﹖)

    就像作者的憂慮，耍嘴皮還不是最大的問題，而是現在的社會環境，「反日」成為唯一出氣口。當「憤青」的行徑，被國內外視為「中國人民的立場」的時候，政府可以選擇的餘地就越來越少，反而不利。

    完全贊同作者的說法，愛國不是口水仗、政治秀，每天做好份內事，就是愛國。
    香港所謂的「愛國論」，我亦以鄙夷視之。愛不愛國，從來不是某一派系可以壟斷。

    7, 8, 9……
    為何日本人會看不起中國，難道還不清楚嗎﹖

    前陣子，我們在辯論日本人是否特別殘忍，這話題又如何﹖
    作者有一個說法﹕都是暴行，但也有「創造性」與「非創造性」之分。
    日軍怎樣殺人，說得太多，不如說說其他。(維基這篇文章也討論到中國軍隊怎樣殺人，和文革的暴行)

    作者提出了一個頗「有趣」的比較﹕作戰導致的精神病。
    作者舉出了三個例子﹕美國參加2003年攻伊戰爭的軍人，每十萬人有17.3人自殺。
    納粹德國，負責槍決猶太人和戰俘的軍人，紛紛精神失常。後來黨衛軍在集中營改用毒氣，不是為了讓猶太人死得舒服，而是讓軍人不用直接面對殺人，執行時平靜一點。
    日本NHK曾調查「國府臺陸軍醫院」(那是精神病院)的紀錄，找到八千份病歷，有二千份是神經衰弱和心因病(其餘是腦外傷或精神分裂)。當中提到患者因屠殺而不安或恐懼者，只有兩份。

    另一方面，當然就是武士道所崇尚的「切腹」。
    連自殺也死得那麼殘忍(切腹可算是世上最痛苦的自殺方式，以致執行時通常有人服侍。當事人切腹的時候，隨即為他割頸，讓他快一點死去)，如何對待他人，可想而知。
    英國司令威廉．J．斯里姆說﹕「我們不停說要戰鬥到最後一個人，最後一個回合，但只有日本兵能夠實實在在地做到這一點。」不愛惜自己生命的人，亦必然不懂得愛惜他人之生命。

    歷代以來，中國人對於當「亡國奴」，大多沒甚麼反應。誰當皇帝都是一樣，只有「有沒有飯吃」有分別。中國人是一個恭順到，只要還有樹皮可吃，就不會作反的民族。(直到現在，香港有些政客或傳媒的言論，還是同一調子。中央對七一遊行的反應，也是一樣。)
    所以明朝亡了，大部分人都不介意當清朝人﹔到清朝被列強欺凌，平民也沒甚麼反應。
    早已有人就過，中國人之所以奮起抗日，力抗百年以來「屢戰屢敗」的慣性，只是因為日本人太殘忍。四處屠殺強姦的聲名太廣，於是民眾發現，反正都死，不如反抗。
    清朝只以政權對抗外敵，而抗日戰爭是全民戰爭，自然不可相比。
    如果日本人懂得懷柔的話(其實不見得完全不懂，日本政府本來就打算慢慢蠶食中國，只是軍方胃口太大、擴張太快)，完全可以像英國一樣一手硬一手軟(就像在台灣的情況)，自然會有很多中國人願意當順民。

    雖然如此，但整體而言，本書作者對日本人沒有苛責。正如上文，作者並不是要煽動仇日。(與其責人，不如自省自強)
    對於日本人，我認為作者愛引的韓國學者論點，是個很好的註腳﹕

    回顧一下日本史就會發現，「縮小」意識發達時期，社會一般都較為繁榮，可成功之後不久，往往又像秀吉一樣開始嚮往擴張，轉為「擴大」意識。如此一來，就突然變成非日本人，日本講究細緻的傳統就遭到破壞，就開始喪失判斷力，美的感性意識也變成一種帶有殘忍性的行為。
    —李御寧，《日本人的縮小意識》

    日本和中國有一處不同。
    在個人微觀而言，中國人和日本人一樣，心胸狹窄(也許是因為居住環境太緊逼的緣故)。甚至中國人可能比日本人更心胸狹窄，因為古代日本的生活環境沒有中國般複雜。
    可是到了宏觀的整體文化、以至國家意志而言，(也許因為國土廣闊、又自恃「五千年文化」)中國人會變得很寬大包容(所以對待外國人往往比對本國人更好)，而日本人則仍然心胸狹窄。(日本人對外人的排拒，大概舉世為最。入籍既難，在日本住了幾代的韓國人，甚至在不久前還要打手指模。)
    這不是說日本人比不上中國人，只是民族性的差異。但若然了解到這點，就會明白日本宜「小」不宜「大」。專注於「小」，日本就有優勢(如迷你電子產品)，一旦胃口「大」起來，就會出問題。

    作者的結語是﹕

    「我深深以為——
    中國欲一掃近代以來的恥辱和頹唐，走向民族的全面復興，非得通過日本這道心理門檻﹔
    在很大程度上，這道門檻將考驗中國能否成為一個成熟的現代國家。
    日本要洗去孤獨與曖昧，成長為世界性大國，更是繞不過中國這道道義門檻﹔
    在某種意義上，這道門檻成了判斷日本能否重鑄為一個政治誠信國家的試金石。」

    雖然有點旁若無人(道義門檻不只中國，還包括韓國和其他東南亞國家)，但算不上是失言。
    日本無論多有錢、多八面玲瓏，只要一日不正視這歷史問題、向下一代講清楚這些事，就無法得到各國的信任，就永遠不能成為一個「正常國家」。日本的「正常」不正常，並不在於軍隊之有無(「自衛隊」已經比很多國家的軍隊強得多)，而在於國際社會是否把她當成「正常」。
    作者對中國的評語，更像在下一直所提及﹕當中國人能夠對所謂「辱華」一笑置之，這國家才算是真正站起來了。大唐氣象，只有包容萬方，並不會見到憤青四處擲石頭的。遍佈憤青的國度，是因為自尊心不足，所以才會為人家一言半語，動輒大跳大叫。

    同一句話，搬幾個字，送給中國共產黨，有何不可﹖
    (中共對待「六四」和「民主」的態度，正正是就心理門檻加道義門檻。)

    (革命前夕—《大奧》插曲)(播放完畢)

    另一可讀者，當然是中大日研系教授吳偉明的知日部屋文章結集﹕
    《知日部屋》吳偉明，中華(香港)，2007-2(1)

    不過，因為這本書是網誌結集的關係，文章重短少易讀、但不會有 story line，應視為散文集。
    (而且那些文章我早就讀過了，所以沒甚麼特別要寫的)

    對照胡平和吳偉明、湯禎兆的觀點，當然是後者對日本的觀察比較全面(前者是作家，後者是專門研究日本的嘛)。例如胡平對日本市容、公德心的一片看好(主要是八十年代的觀察)，吳偉明就看出近二十年日本人的公德心有下滑跡象，而湯禎兆則認為日本乘客在列車上仍會遵守「不講電話」不騷擾別人的守則(除了年輕人)。

    (以往日本人一向有「公德好過私德」的形象，這算不算是「大和魂」的鬆動﹖當然這純粹是方某亂說。)

    可是，反過來說，胡平也看到另一些東西。例如湯禎兆提及日本社會如何歧視和迫害流浪漢，把這些可憐人當成「毒瘤」﹔胡平卻看到另一面﹕日本政府在公園多流浪漢之處，搭起統一的藍色塑料棚，為流浪漢遮風擋雨。很明顯，這一點不要說大陸，連香港也沒做到。(當然，你也可以說藍色塑料棚是負面標籤)

    --------------

    (小小的夢—《HERO》插曲)(播放完畢)

    其他相關書籍

    日本通史通俗著作﹕

    《日本史》鄭樑生，三民書局(台北)，2003-7(1) (見 [書海潛遇(3)]，零五年七月廿八日日記)
    《圖解日本史》，日本鑽石社編著，易博士(台北) (見零六年十月廿日日記)

    外國學者剖析裕仁生平，指出他為保皇權，對內毀滅「大正民主」、對外附和軍方侵略肆虐﹕
    《裕仁天皇(與近代日本之形成)》Herbert P. Bix，時報(台北)，2002-7(1)
    (見 [書海潛遇(3)]，零五年七月廿八日日記)

    本書描述的裕仁頗為「反傳統」，他既不好戰，但也不是和平主義者。
    根據他成長的時代背景和所接受的教育，他眼中只有保護「皇祖皇宗」傳下來的天皇寶座。因為世界民主潮流和大正時期的政黨政治令皇室威權下滑，皇室和政府偏向地主財閥利益，亦令「天皇制」備受質疑。於是裕仁一開始就打算「重振皇權」。
    書中提及多宗重要歷史事件(包括軍方擅自行動、宣戰或投降)，裕仁的處理方法，都只是從「維護天皇制」為出發點。南京大屠殺，還是原子彈，對他其實都不重要。
    原子彈只是提供一個足夠的「震撼」，令裕仁有大條道理不顧軍方反對，出面投降而已。

    兩本特別題目著作﹕

    《南京大屠殺和日本人的精神構造》津田道夫，商務(香港)，2000-6(1)
    《家永三郎自傳—一個歷史學家的足跡》家永三郎，商務(香港)，2000-5(1)
    (見 [書海潛遇(3)]，零五年七月廿八日日記)

    《南京大屠殺和日本人的精神構造》是少有討論日本平民戰爭責任的著作，並討論「為何日本人發動南京大屠殺」的各種物質、環境和精神因素。請注意作者是日本人，不過他是日共前成員，共產黨在日本似乎是「異形」。

    另一角度，從軍隊用語看當時文化﹕
    《日本軍隊用語集》寺田近雄，麥田(台北)，1999-6(1)
    (見 [書海潛遇(4)]，零五年八月十日日記)

    介紹日本近現代政治制度(截至防衛廳變成防衛省之前)﹕
    《日本政治制度》許介鱗、楊鈞池，三民(台北)，2006-4(1)
    (見一月三十一日日記，沒有寫書介)

    (書影來源﹕三聯、商務、中華、天窗、城邦、三民)